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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著名小说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出版了一部史诗性的著作《创造的艺术》（ The Act of Creation ）。此书试图解释科学界和艺术界的一些突破性创新是如何产生的。在开篇部分，库斯勒花了大量的笔墨讲述人的幽默感，因为他认为幽默感与诗人及物理学家们较丰富的灵感是相关联的。
库斯勒的研究范围很广，从阿基米德到爱因斯坦，从弥尔顿到乔伊斯。库斯勒的分析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时时妙语连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这本书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案例，从中可以发现一个不断重现的模式。在他看来，创新行为只是发生在人脑中的一种活动，而他对于可以促进和鼓励创新行为得以发生的居住环境几乎只字不提。比如，从这本书的目录中可以发现，书中没有一个章节是在讨论创新行为得以产生的超级动力源——城市。库斯勒相信，创新的能量来源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影响。但是他好像对让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得以完成的环境特点并不太感兴趣，比如：人类的生活环境、办公环境、媒体环境。从根本上来看，认为好创意产生于人的大脑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大脑不可避免地与外部的一些网络相互连接。通过这些网络，信息和灵感的传递与流动才能完成，也只有在这些网络中，伟大的创意才能生成。
对于“科技发展的重大突破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只有库斯勒一个人感兴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经出版过一本更具影响力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这本书比《创造的艺术》还要早两年问世。在这两本书出版以后，不计其数的学位论文和学术文章都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对科学发展的成因进行过探索。一些研究者着重从具有传奇色彩的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故事切入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则通过在实验室里模拟一些科学发现中涉及的认知活动，并进行实验分析，从理论上找出答案；另一些研究者则采访一些杰出的科学研究者，询问他们在产生奇思妙想的顿悟时刻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同时请他们回忆自己的思维范式改变时的一些具体细节。
20世纪90年代早期，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凯文·邓巴（Kevin Dunbar）决定采用另一种视角进行研究：他不去阅读科学家们的生平故事，不去试图在实验室中得出结论，也不去听科学家们回忆自己取得科学突破时的一些细节，相反，他准备去实地观察他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邓巴的研究风格其实更加接近于真人秀节目《老大哥》（ Big Brother ），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路相去甚远。邓巴在4个领先的分子研究实验室里安置了摄像机，将室内进行的各项活动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同时，他还对一些科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深度专访，请这些人描述最近在实验中取得的各项进展，以及各种假设性思路和思路转变的过程。这些调查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当下同步开展的。
邓巴采用的录音采访和媒体采访这两种新的研究思路，让他避免了传统研究中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研究依靠被采访者的回忆。因为，被采访者在回忆的过程中，一般会倾向于将自己最初想到创意的过程简化、压缩成一些简短的陈述，而不会想到去讲述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在曲折的研究之路上，最终克服难题，找到好创意的。邓巴把自己的研究思路戏称为“in vitro”，意为体外研究模式，与传统的“in vivo”，即体内研究模式相对应。换句话说，邓巴并非是在人造的培养皿环境里，而是在自然环境里，研究创新的形成模式。
邓巴和他的研究团队将所观察的实验过程的各种细节都详细记录下来，并用一种自定义的分类系统将各种信息交换行为进行标注，从而可以对实验室里流通的信息进行追踪，找出其中潜在的变化模式。比如，在团队互动活动中，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换活动可以被标注为“说明”、“同意并阐明”或者“疑问”等。最重要的是，邓巴追踪了每个研究项目进程中所发生的思维变化。比如，一位研究者为了在实验中完成一种稳定的可控制操作，曾做了无数的持续尝试，却一直遇到各种挫折而没能成功。于是他突然间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进行另一组全新的实验；两位正在进行不同研究项目的科学家通过信息交换，突然发现在两人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惊人的关联性，且这种关联性的意义十分重大。
邓巴在进行了各项实验以后得到了一项惊人的研究结果，那就是大部分科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都与其所处的物理环境之间存着一种关系。比如，像分子生物学这样的一门科学研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大脑里对它的研究场景进行假设，认为一般都是由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孤独地进行研究：他们弯着腰，站在显微镜前面仔细地观察，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突然就有了一个对研究项目至关重要的新发现。但是， 邓巴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这种不经意间的顿悟是不容易出现的。相反，大部分科学研究的重大发现都出现在实验室里的科研讨论会上。 在讨论会上，十几名研究人员聚集在会议桌前，随意地提出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讨论最近的工作进展和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计划。如果看看邓巴绘制的产生好创意的信息分布地图，我们便不难发现，好创意的集中产地并非是在显微镜的镜头下，而是在研究人员的会议桌上。
邓巴在研究中发现，某一组的信息交流活动更能引发研究的重大突破。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研究问题的背景信息会再次得到阐明，同时，来自同事们的提问会引导研究者从一个新的思维方向对问题进行思考。讨论组的一些信息交流与互动活动会让研究者重新审视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奇妙现象，从而避免他们把这些现象当作由于实验的操作失误而出现的偶然情况。邓巴认为，在小组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个讨论者的理论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作为另一项研究进行下一组理论分析的依据之一……层层推进后，最终整个项目研究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益，并取得一些重大的进展”。在实验室的讨论会上，不同研究领域之间更有可能出现一些有用的类比。
邓巴的研究带来一个鼓舞人心的新发现：即使在当前科学技术最为先进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取得更多好创意的关键还是在于一群研究者们围坐在会议桌上，各抒己见地进行讨论，共同分析和解决问题。实验室里的讨论会为研究者们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新的信息可以进行组合，一个项目的信息也可以外溢为其他项目组的研究人员所用。相反，如果研究者只是独自在办公室里工作，对着显微镜不断地观察，那么他的思维很可能会受研究环境的限制，也可能受困于自己的思维偏见。而研究小组的讨论会则提供了一种社交环境，通过讨论与对话，让信息得到流动，从而把一种“固态”网络转变成一种利于好创意出现的“液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