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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前，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兰顿（Christopher Langton）曾注意到一个现象：适于创新的系统环境一般都倾向于靠近“混沌边缘”（edge of chaos，也就是处于太多的规则与无规则之间的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系统空间）。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斯图尔特·考夫曼提出的相邻可能的核心。兰顿有时会利用物质的3种物理状态——气态、液态、固态来进行比拟，以更加形象地说明各种系统网络环境的特点。
试想一下分子在这3种不同物理状态下的活动特点。气态的环境里，到处都是混乱与无规则。新的连接组合虽然较易生成，但因为所在环境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这些新生成的组织结构又会再次受到冲击，并分裂开来。固态的环境里，则是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新生成的组织结构虽然具备足够的稳定性，但不能轻易改变。一经比较就会发现，只有在液态的环境里面，才能更容易地去开发相邻可能。分子之间不断地自由组合成新的连接，而所处的环境又相对稳定，不会破坏那些新生成的结构。“原始汤”里的碳原子们不断地移动，形成了一种高密度的液态网络系统。人脑里的数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则组建了另一种形式的液态网络：网络之间进行了高密度的连接，持续地去开发相邻可能，同时，又能把新生成的有用连接长期保存。
在关于液态网络的推论中，存在着一个假设性的推测（虽然前提是要通过追溯历史才能发现），那就是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环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人类一旦开始自行组成一种类似液态网络的组织，创新与发明就会不断地涌现。早期人类组成的社会组织类似于一种气态网络。一小群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部落，但各部落之间是分散的，与其他部落几乎没有接触。农业改变了这一切。人类第一次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群居组织。有时群居的人数可达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在这样大规模的群居组织存在并发展了上千年之后，人类便逐渐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即与陌生人分享生存空间。随着人口的增加，相互联系的人们之间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连接。好创意更容易被其他人知道和利用，于是新的协作模式更有可能成形。
对于在人口众多的社会组织里出现的信息分享，经济学家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术语：“信息外溢”（information spillover）。一旦某个好创意的发明者与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生存在一种文化环境里，那么，他的好创意就更倾向于在这个环境里慢慢地传播开来。即使发明者希望保密，这些创意也一样会慢慢地扩散与流传。“外溢”这个词是准确的。它能形象且具体地描述在那些人口密集的群体里，流通的信息呈现的一种“液态”的特点。随着地球上物种的演变，智人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内不断地进化与发展，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最终智人发明了农业，创造了语言、艺术，以及用于捕猎的精巧工具，并且学会了烹饪食物。然而，在他们定居于城市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在一种“高密度的液态网络”里生活。
当他们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时，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呢？要真正了解这种变化的深度与广度，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种视角来看问题，即先去“测量”一下城市出现以前的创新速度。
为了方便分析与看清问题的实质，我们把人类大约7万年的发明创新史压缩到一条简化的时间轴上，这条时间轴结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第一座城市出现后的几千年。
一旦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答案就比较清晰了。当地球上出现第一座城市以后的几千年里，人类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发明。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城市这种高密度的人口聚集组织和社会发明的大量涌现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随意性呢？单单从这个时间轴上，我们不能找到答案。此外，我们对创新历史的细节知道得并不多，从而不能推断出城市环境对于其中发生的各种创新与发明的重大意义。但人们已知的各种间接证据却是相当多的。
毫无疑问，在地球上出现城市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多指原始社会），有一些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人曾经偶然发现，灰烬与动物脂肪混合有清洁去污的功能，或者曾经设想过要修建水渠，但是我们对这些可能出现过的好创意没有任何可以查询的记录。然而，缺乏记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一个低密度、混乱的网络系统里，好创意出现以后就消失了。而在城市密度较高的社会网络里，好创意很容易得到流传与扩散。 思想与创意不断外溢，并通过这种外溢得以保存下来，被后来的人加以利用。高密度的液态网络不仅有利于好创意的产生，同时，也有利于保存这些创意。文字、书籍、维基百科问世前，城市作为一种液态的社会网络系统，帮助人们将各种智慧集中、保存、延续下来（见图2-1）。
图2-1 创新速度与城市
欧洲文艺复兴的诞生地在意大利北部。当地山区人口稠密的一些小镇，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涌现过大量商业与艺术领域的创新和发明。城市社会网络的崛起，再次促使好创意不停地涌现。
在14世纪至15世纪，意大利北部是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一切并非巧合。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创新模式与城市首度形成时的模式之间有一些不同之处，因为米开朗琪罗、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和达·芬奇等人，都是从一种受到规则限制的中世纪文化背景里诞生的。如果把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人组成的群居部落，比作一种混乱无章、稳定性又差的气态的网络，那么，信息的传承只能靠一些修道院的抄写员进行记录的这种文化就处于另一个极端的状态了。这种修道院主导的文化环境可以被视为一种固态的文化。伟大的意大利发明家打破那些束缚信息流通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想法在更加广阔、相互连接的人群中流通，给欧洲的思想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历史学家们早已注意到，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领域里的蓬勃发展与当地早期出现的商业资本主义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后者本身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银行系统、会计方法和保险方案等。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意大利城市的发展，并创造了一部分剩余价值，可以用于支持一些建筑师和艺术家的事业，比如，米开朗琪罗和布鲁内莱斯基。但是，资本主义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比我们通常所设想的要更加微妙一些。是的， 自由市场引入了新的竞争模式，并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了新创意的创造与应用。 但是，对于自由市场的定义不应当只是局限于利润的积累层面。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的概念性工具：复式记账法。歌德曾称它为“人脑想出的最美妙的创新”。复式记账法已成为当代金融会计的基石。它的创新之处在于，任何一种财务活动都可以被分为两种分类账进行记录。一种分类账反映“借”，另一种分类账反映“贷”。复式记账法让商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账务状况，且其准确程度胜过以往任何一种方法。
当复式记账法最早由圣方济会的修士和数学家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记录在册时，意大利的银行家和商人们使用这种方法已经有两个世纪之久了。这种记账法是由一名颇有远见的会计师始祖独立发明的，或者是由几个企业管理者同时想出来的，抑或，信奉伊斯兰教的企业管理者们在几个世纪前就曾对复式记账法进行过实验，并最终将这种方法流传了下来，关于这些猜测我们并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不管这种记账法源自哪里，它最初都是在意大利的一些商业大城市得到普及的，这些城市包括：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因为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商人们相互之间会商讨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于是复式记账法便开始慢慢地普及。
关于复式记账法的起源有一点非常奇妙，那就是这种记账法并非谁的私有财产，尽管它对资本主义企业创造更多的财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最重要的工具不仅曾经为大众利用，还在意大利一些城市的液态网络中流通与发展。复式记账法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拥有的财产，但没有任何人拥有这一记账法的所有权。复式记账法这个创意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可能不“外溢”并为其他人所采用。
从复式记账法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突现的一条关键原则：当经济结构由封建组织转化为最初的现代资本主义时，等级层次便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网络化系统。如果社会以市场的运作为中心构建其他层面，而不是以城堡、修道院等为中心，那么这个社会的决策权就更广泛，从而使更多的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策。我们可以从一个最为基础的数学算法中看到，创新能力为什么能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环境里得到巨大的发展：不管“权威”的决策者们有多么聪明，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创新能力，一定比从封建城堡里产生的多上若干倍。在城市与市场中，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一项伟大的集体壮举中，那就是共同去开发相邻可能。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群中存在思想的“外溢”，好创意就更容易产生，也更容易得到普及和利用。
从网络化的角度来思考创新的来源，并非是在特别地强调“全球大脑”（global brain）或“群体意识”（hive mind）的作用。虽然，确实有一些问题是靠“集体思维”解决的，比如：邻居们共同完成的社区建设、关于市场定价的不同信号、由社会性“昆虫”创造的那些壮观的建筑等。但是，正如众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大规模的“集体思维”取得创新进展的情况并不多见。其中，最近的一位持这种观点的批评家是计算机科学家和音乐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从众心理”在作怪。当意大利出现最初的一些商业化城镇时，高水平的“群体意识”并没有像变魔法一般同步形成。只是在这些城市里，思想的“大池”变得更广阔，好创意更容易相互分享。 这并非是群众的集体智慧，而只是群众当中的某个个体的独立智慧。并非网络本身很聪明，而是因为个体与网络相连接，网络才变得更加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