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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勃罗梭有两个学生，菲利和加罗法洛，他们试图调和天生犯罪人和社会决定论的矛盾。龙勃罗梭到了晚年，部分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在学生菲利等人的影响下，在其晚期著作中降低了天生犯罪人在总的犯罪中的比例，强调堕落对犯罪产生的影响。人之所以会犯罪不是由于基因而是由于堕落，这也是一种变异。
菲利认为犯罪是由三个原因决定的，首先是个体的生物原因，其次是自然原因，再次是社会原因。
菲利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饱和原理理论（The Law of Criminal Saturation），认为在具有特定量的引起犯罪的个人、物理和社会因素的社会，必然会发生一定量的犯罪。只要社会上存在一定量的这些因素，则必然引起一定量的犯罪。按照这个观点，犯罪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而且人之所以犯罪，也是被决定的，当然基因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同时还有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家庭缺乏关爱，留守儿童，或者天气太热导致的犯罪等。
既然犯罪的数量是由这三个因素组合确定的，那么犯罪就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不可避免的。它虽然有时候增多，有时候减少，但这些变化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会积累成一系列犯罪浪潮。
菲利认为它类似于化学定律的法则，就像一定量的水在一定的温度下会溶解一定量的化学物质，而且不多也不少，在有一定的个人和自然条件的特定社会环境中，也会发生一定量的犯罪，不多也不少。
正如温度急速升高，水所溶解的化学物质会增多，当犯罪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发生变化，犯罪也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甚至出现犯罪的过度饱和现象。在犯罪的三种因素中，最容易改变的是社会原因，因此立法者可以通过改造社会来减少犯罪。比如，夏天某贫民窟性犯罪多发，自然因素（夏天）和犯罪人的个人原因可能不太好改变，但是该地的教育水平、经济水平、居住状况这些社会因素是可以改变的。
犯罪饱和理论提醒我们犯罪不可能被消灭，它像台风、海啸等自然灾难一样都是人类不可避免会面对的现象，只是我们需要把犯罪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避免犯罪泛滥导致社会解体。
菲利的观点导致犯罪人类学派朝着犯罪社会学派（Sociological School of Criminology）转向，不再把犯罪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现象，而主要看成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顺着这种研究思路，随后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甚至认为犯罪是社会的正常现象，而不是病态现象，“社会组织的基本条件合乎逻辑地包含着犯罪”。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有很多益处，如能够推动法律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加强社会团结、明确道德界限、降低社会紧张等。
无独有偶，马克思也同样认为犯罪作为一种非法的利益表达和获得方式，不但有着社会排污功能、警示功能、“安全阀”功能，可以促使全社会去正视和解决社会肌体本身的弊病，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如我们不能完全消灭寄生于人类的细菌病毒一样，犯罪也不可能被消灭，只要它被控制在社会发展所允许的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健康的。
菲利主张犯罪的三原因论，被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修正为二原因论。最初他认为犯罪是纯粹的社会现象，但随后，李斯特认为个人因素也会影响犯罪，所以提出了“犯罪原因二元论”。李斯特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犯罪的产生均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使然，一个是犯罪人的个人因素，一个是犯罪人的外界的、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因素”。
于是，对于犯罪的治理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的革新，也就是李斯特所说的“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为了减少犯罪，需要不断进行社会革新。然而，我们发现，无论社会如何革新，恶性的案件依然是层出不穷。很多人犯罪之后，都会把锅甩给社会，甩给环境，但这个锅就一定能彻底甩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