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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图像论”这一命题受到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语言图像论”的启发。维氏在其《逻辑哲学论》中描述了“语言”和“世界”在逻辑序列上的同型结构，认为可以用“图像”将这种关系一一对应起来。这就是维氏的“语言图像论”，又称“图式说”（Theory of Picture）。“文学图像论”由此取义，认为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是一种“象思维”的语言，更是经由图像和世界发生逻辑联系。因此，探讨文学与世界的图像性关系不仅应和了现实的呼唤，也是在学术史的正路上沿着维氏的足迹继续前行，确切地说是“借题发挥”以面对我们的问题。
文学与世界的图像性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文学对于世界的“语象”展示，而不是通过“概念”说明世界；另一方面表现为语象文本向视觉图像的外化和延宕，文字和文本造型、诗意画、文学插图、连环画、文学作品的影像改编等就是这种外化和延宕的结果。因此，文学图像论所直接面对的就是阐发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与视觉图像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此而言，尽管此前并没有“文学图像论”这一命题，但是，关于文学（语言）与图像的关系研究，却古已有之，中外有之。例如诗与画，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人就注意到二者的关系，所谓“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西摩尼德斯）、“诗如画”（贺拉斯）等，
就是西方先贤留下来的经典名句。中世纪的阐释学和圣像学并存并曾有激烈论争，则是语言和图像两种表意符号的最初较量。启蒙运动时期以温克尔曼和莱辛为代表的诗画关系论争延续了西方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切，至今仍有重要影响。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图像学和符号学，围绕“词语、图像、意义和世界”，涉及大量语言与图像关系方面的论题，从而成为文学图像论的重要参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汉字构型、汉语文化和汉语思维的特殊性，使汉语（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中尤其密不可分、复杂多变，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学术资源。所谓“图书关系”“名实关系”“言象意关系”“诗画关系”“形象思维”和文学的影像改编之类，就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关于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理论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近20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视域，那就是面对“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现实立意，探讨文学在“图像时代”的生存策略和未来命运，例如金惠敏的《图像的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高建平的《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等等，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从而将这一研究推向了文学理论的学术前沿。另一方面，由于面对“图像时代”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刚刚起步，侧重价值判断或情绪化的表述也就难以避免，从而为深层的学理探究留下了十分广阔的空间。这就是文学图像论所要着力拓展的方面，即在基本理论的层面探讨文学与图像的学理逻辑——文学如何在“图像时代”使“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从而为阐释文学与图像的当下关系提供理论参照。
“文学图像论”尽管取义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但是二者并非完全相同，并不存在“对译”关系，只是借此表达“文学与图像”研究这一母题的要义。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后期又提出了“语言游戏论”，似乎是对“语言图像论”的否定和超越。实际上并非如此，“语言图像论”和“语言游戏论”不过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二者共同成就了维氏的语言哲学，辩证地揭示了语言符号这枚“硬币”的两面——这是一个不可分割，也无法分割的整体。就此而言，“文学图像论”作为一个中性概念更是这样：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对于世界而言既有再现或表现的一面，也有游戏或解构的一面，二者共同建构了它和世界的逻辑关系。相对语言与世界的图像性关系而言，文学与世界的图像性关系更加复杂而深刻，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难以言表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恐怕不仅仅只是“两面”，有可能纵横交错、若隐若现，具有“多面”或“无穷面”。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图像”符号的介入，使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内部关系发生了裂变和重组；另一方面，由于图像进入了“文学”这一异域，图像作为符号本身也可能生发裂变和重组；而“文学图像论”所要探究的，则是这两种经历裂变和重组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凝定为“新文体”之后和世界所发生的“新关系”。
不可否认，以往的文学理论在文学之“象”方面多有论及，特别是在文学意象和文学形象方面的研究相当丰富，但那只是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而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之“象”，如何延宕为观看之“像”，除莱辛的“诗画异质”和我国古代的“诗画一律”之外，并未有更多、更深刻的研究和理论拓展。尽管这些古代经典理论很有启发性，是文学图像论的宝贵学术资源，但是用来解释当下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显然力不从心。道理很简单，无论是莱辛还是中国古代先贤，并未面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图像时代”及其所引发的“文学危机”“符号危机”；而这，恰恰是文学图像论最重要的立意和最根本的学术立场。
可见，“文学图像论”并非在名称和概念上玩花样，也不是在刻意追逐什么学术时尚，而是一种背靠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新学”。它在传统“文学意象论”和“文学形象论”的界域之外确定了“图像”这一新的参照物，以便在“文学语言”和“文学图像”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我，发现“新我”。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视域和新的话题。因此，“文学图像论”的未来可能伴随许多困难和困惑，我们今天无法判断它究竟能走多远，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行走在了文学理论之学术史的正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