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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创建《五行志》，其体制一直延续到《清史稿》。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司马迁《太史公书》即《史记》之中，没有志书，自然也没有《五行志》，二者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所谓二十五史，其中只有十三部史书包含《五行志》，即《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还有两部类同于《五行志》的篇目，即《魏书·灵征志上》《清史稿·灾异志》，共计十五部史书。
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即《史记》，其中有八书，没有志。班固《汉书》创建十志，以后诸史遵循其说，均有志书体例，虽然名目多有变化，主旨却绵延不断，千载流传。那么，八书与十志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史记》八书为《礼书》《历书》《乐书》《律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汉书》十志为《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前人多有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在称谓的变化，其次在内容的接续，再有是例目的创新。
先说称谓的变化。在南朝沈约《宋书·历志》序文中，说得非常清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春秋》是也，言则《尚书》是也。至于楚《书》、郑《志》、晋《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于后。司马迁制一家之言，始区别名题，至乎礼仪刑政，有所不尽，乃于纪传之外，创立八书，片文只事，鸿纤备举。班氏因之，靡违前式，网罗一代，条流遂广。《律历》《礼乐》，其名不变，以《天官》为《天文》，改《封禅》为《郊祀》，易《货殖》《平准》之称，革《河渠》《沟洫》之名；缀孙卿之辞，以述《刑法》，采孟轲之书，用序《食货》。刘向《洪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朱赣博采风谣，尤为详洽，固并因仍，以为三志。而《礼乐》疏简，所漏者多，典章事数，百不记一。《天文》虽为该举，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说，纷然莫辨。是故蔡邕于朔方上书，谓宜载述者也。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河自龙门东注，横被中国，每漂决所渐，寄重灾深，堤筑之功，劳役天下。且关、洛高垲，地少川源，是故镐、酆、潦、潏，咸入礼典。漳、滏、郑、白之饶，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沟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于今可得而略。窃以班氏《律历》，前事已详，自杨伟改创《景初》，而《魏书》阙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议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书。”
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书志的功能，一是在纪传之外，记录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尽言的事情，“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事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二是称谓的不同，那是因为著作者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但本义是相同的。所谓“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亦犹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史通·书志》）。
再说接续的内容。清代赵翼《廿二史劄记》有记，班固的《律历志》本于《律书》《历书》，《礼乐志》本于《礼书》《乐书》，《食货志》本于《平准书》，《郊祀志》本于《封禅书》，《天文志》本于《天官书》，《沟洫志》本于《河渠书》，还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云云。再接下来，《后汉书》改《地理志》为《郡国志》，还增加了《礼仪志》《祭祀志》《百官志》《舆服志》。《宋书》增加了《符瑞志》，《齐书》增加了《祥瑞志》云云。（《廿二史劄记·各史例目异同》）
以后诸史的事情，我们会在后文中论及。那么班固等史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唐代刘知幾早有解释：“于其编目，则有前曰《平准》，后云《食货》；古号《河渠》，今称《沟洫》；析《郊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悬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缘讨本，其归一揆也。”（《史通·书志》）
前面提到，《汉书》十志中的四志，即《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它们在《史记》八书中，都没有清楚的对应项，应该是班固独立创建的内容。但深入研究，它们与《史记》八书也有许多联系。哪部分内容有联系呢？说来也是一段奇事。按照通常理解，《天文志》谈论的是关于“天”的事情，其内容本于《天官书》；《五行志》谈论的是关于“地”的事情，但它的部分内容的源头，竟然也会出于《天官书》之中。因为在《汉书·五行志》中，班固加入了“五行沴天”一项，讲的是在五行的影响下，天空中会发生“日月乱行、星辰逆行”一类自然现象。显然它们属于“天象”的范畴，其中涉及天文的内容，都可以在《史记·天官书》中找到对应点，诸如日食、月食、彗星、日晕、天鼓、星陨、云气、雷电、虾虹、辟历、夜明云云。
以日食与彗星为例，《史记·天官书》有记：“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彊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
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与此对照，《汉书·五行志》也有日食的记载，并且从春秋时期一直记到前汉时期，一项不落，如实叙录：“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传》以为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书日者二……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
再者，司马彪遵循《汉书·五行志》的撰写体例，在《后汉书》中也留下了有关天象的记载，内容包括日食、日抱、日赤无光、日黄珥、日中黑、虹贯日与月食非其月，云云。其中以日食记载，最为详尽：“凡汉中兴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蚀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后汉书·五行志》）
阐释班固《汉书·五行志》与《史记》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班固在撰写《汉书·五行志》时，是否直接引用了《史记》中的内容。
在本书《古史舛误考》一章，“史记”一节中谈到，《汉书·五行志》中有十六段故事，开篇均称“史记”，如“史记成公十六年……”“史记秦始皇第三十六年……”云云。唐代颜师古注《汉书》，他认为，这些内容均取自司马迁《史记》。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事实上，在十六段“史记”记载中，只有九处取自司马迁《史记》，其他的故事取自《春秋经传》《国语》等著作。而在整个《汉书·五行志》中，共计有十三段故事取自司马迁《史记》或与之相关，具体出处见本书《重要典籍记略》一章。需要说明，在十三段故事中，有草妖二例，没有以“史记”为开头；有火沴水一例，《水经注》称在司马迁《史记》中，但实际上司马迁《史记》正文未见记载。有马祸一例，司马迁《史记》正文中未见记载，但注释中有记。其余九例在诗妖、白眚白祥、木沴金、羊祸、鱼孽、牛祸、射妖、龙蛇之孽、下人伐上之痾的目下，它们均见于《汉书·五行志》，那十六段冠以“史记”的故事之中。以下略举二例：
其一是《汉书》言之不从诗妖有记：“史记晋惠公时童谣曰：‘恭太子更葬兮，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是时，惠公赖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内杀二大夫，国人不说。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诗妖作也。后与秦战，为秦所获，立十四年而死。晋人绝之，更立其兄重耳，是为文公，遂伯诸侯。”这段故事见《史记·晋世家》有记：“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国，遇申生，申生与载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弊于韩。’儿乃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
其二是《汉书·五行志》听之不聪鱼孽有记：“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这段故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八年）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
清代顾炎武说：“沈氏曰：《救文格论》云：作史莫难乎志。纪传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闳览博物者，不能为也。”（《日知录·作史不立表志》）前文提到，纵观二十五史，其中列有《五行志》的史书，或者列有类同篇目的史书，只有十五部。《史记》没有志书，但有八书。以后诸史建立《五行志》者，有十五部，即《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其中《魏书》称《灵征志上》，《清史稿》称《灾异志》。
下面梳理一下诸史《五行志》的形成过程。班固《汉书》创立十志，其中有《五行志》。范晔《后汉书》本无志书，后人将晋代司马彪《续汉书》十志归入其中，其意在接续《汉书·五行志》，如其序文写道：“《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后汉书·五行志》）
晋代陈寿《三国志》，虽然成书于《后汉书》之前，却因史料缺乏，没有列表志。唐代房玄龄《晋书》设有《五行志》，且从三国初年记起，补救了陈寿《三国志》的不足；究其内容，几乎全盘引自成书早于《晋书》的沈约《宋书·五行志》，所谓“及司马彪纂光武之后以究汉事，灾眚之说不越前规。今采黄初以降言祥异者，著于此篇。”（《晋书·五行志》序）
《宋书》系南北朝时梁沈约所撰。沈约看到此前《三国志》等史书无志，故接续《后汉书》，在《宋书》中，把《五行志》等内容均从三国时期写起。对此，《宋书》志书序文写道：“《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宋书·五行志》序）
另外，《宋书》还增加了《符瑞志》，其说亦跳出断代史的范畴，竟然从太昊帝宓牺氏写起。其中许多事例与前史《五行志》相同或类同，但解说却不同，《五行志》讲灾异，《符瑞志》却讲祯祥。例如，秦始皇帝时，街市上出现十二个长人，身高五丈，脚迹六尺。《汉书·五行志》认为，这是秦代灭亡的征兆：“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奢淫暴虐，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故大人见于临洮，明祸乱之起。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汉书·五行志》）沈约《符瑞志》却认为，这是汉代兴起之符：“初，秦始皇世，有长人十二，身长五丈，足迹六尺，见于陇西临洮，前史以为秦亡之征，史臣以为汉兴之符也。自高帝至于平帝，十二主焉。”（《宋书·符瑞志》）
南梁萧子显《南齐书》有《五行志》；他又建立《祥瑞志》，大同于《宋书·符瑞志》。《梁书》《陈书》无志。《魏书》有志却无《五行志》，但有两卷《灵征志》；清赵翼认为，它就等同于《齐书》的《祥瑞志》。所谓：“《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灵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廿二史劄记·各史例目异同》）其实不然。一看内容就会知道，《灵征志上》相当于《五行志》，《灵征志下》才类同于《祥瑞志》的内容。《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志。《隋书》本亦无志，对此，顾炎武写道：“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皆无志，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弘矣。”（《日知录·作史不立表志》）
《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均有《五行志》；《新五代史》却没有，因为撰者欧阳修认为：“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新五代史·唐废帝家人传》）又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晋家人传》）又说：“呜呼，圣人既没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新五代史·司天考》）欧阳氏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没有礼乐制度可谈，所以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宋史》有《五行志》；《辽史》却没有。《金史》《元史》《明史》均有《五行志》。《清史稿》有《灾异志》，而且沿用《明史·五行志》的体例。另外，各志内容差异，将另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