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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周山

笔耕四十多年,结识了许多出版界的朋友,最难忘的是俞晓群。

一九八六年初冬,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俞晓群带着他的左臂右膀王越男、王之江,第一次来上海组稿。根据晓群提出的住宿位置和房价要求,我托朋友在南京东路“张小泉剪刀店”隔壁弄堂里,联系了一家老式旅馆请他们住了下来。二十九岁的副总编,上海滩找不出。一接触、一交谈,气质、思路,上海滩难觅,便生出了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

晓群是来组稿的,而我周围的朋友正好都是舞文弄墨者,一拍即合。在那个旧式旅馆的小房间里,我们促膝长谈,从侃选题、拟书名,到选择作者、联系会面。李君如的《观念更新论》、孙月才的《西方文化精神史论》、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王绍玺的《贞操论》、我的《爱欲论》等一批书目,就在几天的讨论中被确定下来。

翌年五月,晓群第二次来沪组稿,临来前给我一信,特别说明:“首先是住宿,请代为安排三人的住宿,标准每人不要超15元。”正好我的楼下就有一家“三八妇婴旅馆”,房价也符合晓群的标准,便一度成为辽教社在上海的固定居所。

这是后来创年码洋三亿元业绩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在筚路蓝缕时的一抹景象。

从此,我成了晓群在上海组稿、催稿、传达双方信息的代理人。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机,晓群与我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信中,我们不仅讨论选题、修改方案,也切磋学问、抨击时弊。晓群来信,一月数封,多数的信长达四五页纸。

晓群是一位学者型出版家。在大刀阔斧组稿发稿的同时,一直保持在数术领域的文化研究,出版了多部专著。一九九〇年之后的通信中,学术交流已成为重要内容。例如,我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寄去一篇刚发表的论文《易经: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不久即收到晓群回信:“仁兄信中所论及‘类比’‘忘言’之类,小弟对此有‘共鸣’之体验。我近期发了一篇《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即谈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协调的或联想的思维,其实质就是类比。这一点在五行说的演变过程中反映得最为充分;而最为高超的作品就是《易经》。《易经》的高明之处就在类比时‘媒体’的选择,它选取了‘数’,而不像龟卜中用龟甲比附世界,那还只是类比的初级阶段。近几天,我在为三联写《数术发微》一稿时,悟出了一些道理,主要对‘象数’进行了一些深入探究,很有收获。真希望有机会与仁兄恳谈一番,让思想再明透些。”

一九九三年初,我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写《周易文化论》,想借晓群刚交付北京三联书店尚未出版的《数术发微》手稿一阅。晓群接到信,以最快速度将600多页手稿复印快件寄给了我。

这年下半年,我家里装上了电话。从此,更便捷的联系方式,取代了书信。

当传来晓群出任总编、社长的消息,我为辽教社庆幸。当传来辽宁教育出版社创下三亿元年度业绩的好消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一个优秀的掌门人,可以使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类拔萃,如辽宁教育出版社。

有一天,忽然传来晓群被调离辽教社的消息,我十分惊诧。一度风光无限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从此风光不再。

多年以后,晓群来电告诉我,他已离开辽宁出版集团来到北京,出任海豚出版社社长。从他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了一股龙归大海的气息。他问我手头有什么稿子可以给他,我毫不犹豫地将刚刚完稿的《读易随笔》发送给了他。不久他来上海组稿,我又将一部由十几位年轻博士利用暑假回家乡写的新农村调研报告,取名《这里是我们的根》,交给他看。稍稍翻阅,他就连声称赞“接地气”,适合上层领导“三农”决策参考。稿子带回北京,很快以16开本编辑出版,并分送给有关领导。然而,该书发行后,如泥牛入海,从上到下没有一点动静。多年之后,我与晓群相聚时还要议论一番这部“怀才不遇”的书。著者与编者的社会责任感,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书生意气。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比书生意气更不堪的文字,即便写进了历朝历代的历史书中,也照样被打入冷宫,很少有人光顾,那就是《五行志》。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肇始于阴阳、五行这两个概念,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反对。阴阳概念的形成时期,似乎可以从新石器后期的“数字卦”向“符号卦”转化得以认定。由于代表着世间万物的六爻重卦均为阴阳爻画的不同配置,于是便有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认识。当然,这一认识应该早在老子时代之前就已形成。有了对万物个体的这一基本认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对千差万别的个体属性的分析和归类。于是,五行概念紧接着阴阳概念应运而生。

先人认为“负阴而抱阳”的万物,有各自不同的属性;他们将万物的属性加以分析,归纳为五个类: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万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五类属性相生相克关系的具体表达。人类为万物之一,所以人类也同样受天地之间五行生克规律的制约。据田野考古发现,人类已有七百万年历史,进入文明时代毕竟只有七千年时间,对于世界的认识,还不如“不知晦朔”的朝菌。即便今日,对于人类社会如何受五行生克规律制约的认识,仍然少得可怜。

在先人眼里,自然界中的山崩地裂乃至一草一木的变异,均为五行变异所致;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异,尤其社会高层的变化动荡,与五行变异同样具有相关性。于是,从汉代开始,主持编写历史的学者,便广泛收集自然界中的种种灾变,大到山崩地裂,小到一草一木,与世事尤其上层社会中的变异事件相联系,另辟《五行志》一栏,详细记录。一代又一代,一直至清代,历朝史书中的《五行志》所记录的五行变异与世事变异的内容,十分庞杂,也成为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历史的一道风景。

《五行志》中的这许多变异记录,一方面透露出史官对五行变异与世事变化之间因果关系的索求,究竟是五行变异导致了世事变化,还是世事变化导致了五行变异?另一方面透露了史官试图以五行变异与世事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向后来的统治者提出来自自然、来自上天的告诫。史官开辟《五行志》的功能,似乎是一种有别于正史的“资治通鉴”。然而,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背景下,大多数读书人不会关注《五行志》;受西学影响的近现代,更乏人问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一位学者将历朝历代的《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翻了一个底朝天。不仅如此,为了寻找《五行志》内容的源头出处,他还翻阅了相关的历史笔记。这位学者就是以出版人闻名于世的俞晓群。三十年前,晓群在写作《数术探秘》一书时,就经常与我讨论五行方面的问题;二十年前,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注入对《五行志》的纵向梳理、横向分类的深入研究。历时二十多年,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札记、丛考,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关于《五行志》的随笔,将已经被学术界打入冷宫的《五行志》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一本《五行志随笔》,将《五行志》所记录的不计其数的自然界、人世间所发生的变异、怪异现象,在纵向叙述的同时,更多地进行横向的分类分析。正因为如此,虽然本书仅收入二十几篇文章,却已将《五行志》的内容系统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历代史官编写《五行志》的用心,也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工作。

自从十五年前晓群兄正式发表《五行志》随笔以来,我们每一次相聚,总要涉及人类社会受天地之间五行生克规律制约的话题,生发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叹。我以为,晓群兄倾二十多年精力于《五行志》,就是想要窥探一下这个玄秘,别无他意。

最近一次相聚,上海已进入严寒。喝了一点酒,暖暖的。晓群兄说起要在商务印书馆出一本《五行志随笔》,问我愿不愿意写个序,我当即点头:“行!”于是有了上面这些拉拉扯扯的文字。

二〇二〇年元旦
(周山: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周易研究会会长) vr6mOByrOxJHRNY84MAH77XKvl+YDgM44DAiDrT/Fn5ikg/+pye5ISS6obXoOi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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