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周山

笔耕四十多年，结识了许多出版界的朋友，最难忘的是俞晓群。

一九八六年初冬，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俞晓群带着他的左臂右膀王越男、王之江，第一次来上海组稿。根据晓群提出的住宿位置和房价要求，我托朋友在南京东路“张小泉剪刀店”隔壁弄堂里，联系了一家老式旅馆请他们住了下来。二十九岁的副总编，上海滩找不出。一接触、一交谈，气质、思路，上海滩难觅，便生出了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

晓群是来组稿的，而我周围的朋友正好都是舞文弄墨者，一拍即合。在那个旧式旅馆的小房间里，我们促膝长谈，从侃选题、拟书名，到选择作者、联系会面。李君如的《观念更新论》、孙月才的《西方文化精神史论》、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王绍玺的《贞操论》、我的《爱欲论》等一批书目，就在几天的讨论中被确定下来。

翌年五月，晓群第二次来沪组稿，临来前给我一信，特别说明：“首先是住宿，请代为安排三人的住宿，标准每人不要超15元。”正好我的楼下就有一家“三八妇婴旅馆”，房价也符合晓群的标准，便一度成为辽教社在上海的固定居所。

这是后来创年码洋三亿元业绩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在筚路蓝缕时的一抹景象。

从此，我成了晓群在上海组稿、催稿、传达双方信息的代理人。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机，晓群与我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信中，我们不仅讨论选题、修改方案，也切磋学问、抨击时弊。晓群来信，一月数封，多数的信长达四五页纸。

晓群是一位学者型出版家。在大刀阔斧组稿发稿的同时，一直保持在数术领域的文化研究，出版了多部专著。一九九〇年之后的通信中，学术交流已成为重要内容。例如，我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寄去一篇刚发表的论文《易经：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不久即收到晓群回信：“仁兄信中所论及‘类比’‘忘言’之类，小弟对此有‘共鸣’之体验。我近期发了一篇《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即谈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协调的或联想的思维，其实质就是类比。这一点在五行说的演变过程中反映得最为充分；而最为高超的作品就是《易经》。《易经》的高明之处就在类比时‘媒体’的选择，它选取了‘数’，而不像龟卜中用龟甲比附世界，那还只是类比的初级阶段。近几天，我在为三联写《数术发微》一稿时，悟出了一些道理，主要对‘象数’进行了一些深入探究，很有收获。真希望有机会与仁兄恳谈一番，让思想再明透些。”

一九九三年初，我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写《周易文化论》，想借晓群刚交付北京三联书店尚未出版的《数术发微》手稿一阅。晓群接到信，以最快速度将600多页手稿复印快件寄给了我。

这年下半年，我家里装上了电话。从此，更便捷的联系方式，取代了书信。

当传来晓群出任总编、社长的消息，我为辽教社庆幸。当传来辽宁教育出版社创下三亿元年度业绩的好消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一个优秀的掌门人，可以使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类拔萃，如辽宁教育出版社。

有一天，忽然传来晓群被调离辽教社的消息，我十分惊诧。一度风光无限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从此风光不再。

多年以后，晓群来电告诉我，他已离开辽宁出版集团来到北京，出任海豚出版社社长。从他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了一股龙归大海的气息。他问我手头有什么稿子可以给他，我毫不犹豫地将刚刚完稿的《读易随笔》发送给了他。不久他来上海组稿，我又将一部由十几位年轻博士利用暑假回家乡写的新农村调研报告，取名《这里是我们的根》，交给他看。稍稍翻阅，他就连声称赞“接地气”，适合上层领导“三农”决策参考。稿子带回北京，很快以16开本编辑出版，并分送给有关领导。然而，该书发行后，如泥牛入海，从上到下没有一点动静。多年之后，我与晓群相聚时还要议论一番这部“怀才不遇”的书。著者与编者的社会责任感，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书生意气。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比书生意气更不堪的文字，即便写进了历朝历代的历史书中，也照样被打入冷宫，很少有人光顾，那就是《五行志》。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肇始于阴阳、五行这两个概念，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反对。阴阳概念的形成时期，似乎可以从新石器后期的“数字卦”向“符号卦”转化得以认定。由于代表着世间万物的六爻重卦均为阴阳爻画的不同配置，于是便有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认识。当然，这一认识应该早在老子时代之前就已形成。有了对万物个体的这一基本认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对千差万别的个体属性的分析和归类。于是，五行概念紧接着阴阳概念应运而生。

先人认为“负阴而抱阳”的万物，有各自不同的属性；他们将万物的属性加以分析，归纳为五个类：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万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五类属性相生相克关系的具体表达。人类为万物之一，所以人类也同样受天地之间五行生克规律的制约。据田野考古发现，人类已有七百万年历史，进入文明时代毕竟只有七千年时间，对于世界的认识，还不如“不知晦朔”的朝菌。即便今日，对于人类社会如何受五行生克规律制约的认识，仍然少得可怜。

在先人眼里，自然界中的山崩地裂乃至一草一木的变异，均为五行变异所致；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异，尤其社会高层的变化动荡，与五行变异同样具有相关性。于是，从汉代开始，主持编写历史的学者，便广泛收集自然界中的种种灾变，大到山崩地裂，小到一草一木，与世事尤其上层社会中的变异事件相联系，另辟《五行志》一栏，详细记录。一代又一代，一直至清代，历朝史书中的《五行志》所记录的五行变异与世事变异的内容，十分庞杂，也成为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历史的一道风景。

《五行志》中的这许多变异记录，一方面透露出史官对五行变异与世事变化之间因果关系的索求，究竟是五行变异导致了世事变化，还是世事变化导致了五行变异？另一方面透露了史官试图以五行变异与世事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向后来的统治者提出来自自然、来自上天的告诫。史官开辟《五行志》的功能，似乎是一种有别于正史的“资治通鉴”。然而，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背景下，大多数读书人不会关注《五行志》；受西学影响的近现代，更乏人问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一位学者将历朝历代的《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翻了一个底朝天。不仅如此，为了寻找《五行志》内容的源头出处，他还翻阅了相关的历史笔记。这位学者就是以出版人闻名于世的俞晓群。三十年前，晓群在写作《数术探秘》一书时，就经常与我讨论五行方面的问题；二十年前，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注入对《五行志》的纵向梳理、横向分类的深入研究。历时二十多年，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札记、丛考，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关于《五行志》的随笔，将已经被学术界打入冷宫的《五行志》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一本《五行志随笔》，将《五行志》所记录的不计其数的自然界、人世间所发生的变异、怪异现象，在纵向叙述的同时，更多地进行横向的分类分析。正因为如此，虽然本书仅收入二十几篇文章，却已将《五行志》的内容系统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历代史官编写《五行志》的用心，也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工作。

自从十五年前晓群兄正式发表《五行志》随笔以来，我们每一次相聚，总要涉及人类社会受天地之间五行生克规律制约的话题，生发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叹。我以为，晓群兄倾二十多年精力于《五行志》，就是想要窥探一下这个玄秘，别无他意。

最近一次相聚，上海已进入严寒。喝了一点酒，暖暖的。晓群兄说起要在商务印书馆出一本《五行志随笔》，问我愿不愿意写个序，我当即点头：“行！”于是有了上面这些拉拉扯扯的文字。

二〇二〇年元旦
（周山：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周易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