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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律无专书。《风俗通》云：“皋陶谟，虞造律。”《易》云：“师出以律。”《左传》云：“百官戒惧，不敢易纪律。”可知上古军政官制，皆有法律。特是三代以前，法律与道德，合为一体。试观六经为载道之书，而法律即寓乎其中。如《易》之《讼》与《噬嗑》，《书》之《皋谟》《吕刑》，《诗》之“鼠牙雀角”
，《周礼》之《秋官·司寇》，《春秋》之晋鼎、郑书，皆后世言法律者之鼻祖也。
迨及战国，道德衰微，而法律乃为专门之学。当时法家之书，李悝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申不害六篇、处子九篇、慎到四十二篇、韩非五十五篇、游棣子一篇，各立门户，专务深文（以上篇名据《汉书·艺文志》）。自此，法律与道德分为两途。言道德者，以法律为苛刻；言法律者，亦以道德为迂阔。后世儒者，薄刑名而不为，皆自战国诸子始。
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三章。萧何取李悝《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增益三篇（《事律》《擅兴》《厩户》），名曰“九章律”。叔孙通益《旁律》
十八篇。文帝除收奴、诽谤律及肉刑，故史迁有断雕为朴、网漏吞舟之喻。武帝诏定律令，张汤益《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益《朝律》六篇，合旧律为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渐涉繁密。宣帝时，路温舒请删除不果。成帝诏删律为二百章。和帝命陈宠钩校律令，从事删减，其后又除蚕室之刑。而马融、郑玄诸儒，为之章句，从此律学昌明，士遂不敢鄙刑名为小道矣。
魏太和时，命陈群、刘邵等修新律十八篇。晋武帝时，复命贾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就汉《九章》增十一篇，遂定新律二十篇。齐武命王植集合《晋律》为一书，复定律二十卷。梁武帝命蔡法度、沈约、范云等损益旧律为三十卷，又修令三十卷、科三十卷。陈时复命范泉、徐陵等定律为二十卷、令三十卷、科三十卷，法纲复繁密矣。北齐删除重刑，造《齐律》十二卷、新令四十卷。北周定律二十五卷。隋文帝命高颍、杨素定律十二卷，嗣复除死罪八十一条，约为十二篇，炀帝又更为十八篇。故律书至隋已可谓简要得中矣。
唐高祖命裴寂等定律五十七卷，太宗命房玄龄等益为九十一卷，大致一依隋律，而改绞罪为断趾，后更除断趾为流刑，又改大辟为流者九十余条。高宗又命长孙无忌等定律为三十卷，共五百条，并撰制为疏，即今流传之《唐律疏议》是也。其后迭有增删，要以永徽之疏议三十卷最善。论者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金元明之矩矱，诚确论也。
五代承用唐律，周世宗改名《刑统》。宋显德时，定《刑统》二十卷，开宝时益为三十卷，此外又有编敕十五卷，其后迭加删修。元初循用《金律》；世祖简除烦苛，始定新律，名曰《至元新格》；仁宗又集格例成书，名曰《风宪宏纲》；英宗复大加损益，名曰《大元通制》，其刑较唐宋尤为轻恕，然其失在于缓弛。明太祖矫元之弊，初作《大诰》，颇流严苛。后命李善长等总修律令为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洪武六年，又审定明律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旧律共为六百六条，分三十卷。九年又厘正十三条。然当时止有律令，尚无条例。十六年取历年所增条例，以类附入。三十年又取《大诰》条目撮要附于律后，从此律令以外又有条例之名矣。弘治十年，增历年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嘉靖三十年，复加修续。万历十三年，重定为三百八十二条。此有明一代律例之大凡也。清初详释明律，参以清制，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十卷，其后将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详加酌定。乾隆元年逐条考证，分律为四百三十六门，四十七卷，定例一千四百零九条。此后定为十年大修，五年小修。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迭次增修，至同治九年纂修以后，例文增至一千九百九十二条，其后律外又增章程百余条，不免渐涉纷繁矣。清季大加修订，删繁就简，较前切当，光绪三十一年已经删除三百四十四条。至清末，遂改定名曰《现行刑律》，删去二十余门，共存律文四百十四条。复经参照中外法律，锐意司法改良，制定新《刑律》《民律》《民事诉讼律》《刑事诉讼律》各种草案，实为民国法律之所本。
总之，法律与时为变通。开创之初法网疏阔，叔季之朝科条繁重，其大较也。若专论一代之法，汉律始宽终严，明律始严终宽，秦法始终严酷，元法始终宽纵，得宽严之中者，其在唐、宋二代乎。清代虽沿用明律而修订之本，仍根源于唐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