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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经有人论证说，还有一种［本真性的］意义恰恰被立场模式从本真者那里剥夺了，这就是本真者“向具体东西的敞开状态”。批评立场模式的叙事版本的人已经论证，决心依附于一个立场实际上要求的不是Ent-schlossenheit［无-封闭性］，而是Geschlossenheit［封闭性］——将某人隔绝于他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处境。
例如，托尼·费舍（Tony Fisher）勾勒了两个形象。第一个人“决心坚持一种确定的自我理解，在这种理解中他的处境获得叙述，从而变得有意义”；这样一个人“通过筹划一种生活形态而居有处境并将之挪用到他的生活中，从而让这种生活形态变得有意义”。
第二个形象“为了处境的缘故而让他的生活被居有”
：
［他］以一种非同一至上（non-identitarian）和非涵摄性的方式解释当前的处境。尤其是，他并没有被迫按照他的叙事性自我理解所颁布的命令来行动；不如说，他为了处境本身的缘故而实存。
费舍断言，正是后一种人的而非“叙事者”的“态度可以最好地被描述为决心向着当下瞬间中至关紧要的事情而敞开”。
斯蒂文·高尔特·克罗韦尔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认为下述情况简直是“欺骗，即设想我的选择”在一个处境中的“正当性之根据竟然在于某种历史性地建立起来的、连续不断的自身性”；我或许会选择去“命令［自己与］之前的自己保持一致”；但要是认为我的被设想为一个叙事整体的生活“指使着‘正当的’选择”，就会“用一种虚构掩盖了我做出选择的自主性”。 [1] 由于“我在当下发现世界之时与世界的彼此应合”总是会产生一些要求，我只有“以我的生活的叙事‘整体性’为代价”才能够满足它们 [2] ，所以说到底，我们不得不要么牺牲掉这种彼此应合，要么牺牲掉对整体性的承诺。克罗韦尔总结说：“叙事主义者认作为自身性之存在论条件的那种统一性，仅仅捕捉到了此在”对其处境的“非本真的理解。” [3]
可以设想，这种反对意见的各种版本针对着立场模式的其他版本。我们似乎很容易想象这样的处境，人们所投身的规范、承诺、身份或生活筹划在这种处境中看起来与他们面对的处境所触动他们的地方并不一致，而这种触动是极具说服力的。正是这种投身状态接下来似乎阻碍着人们与其处境的互动；因而我们不得不牺牲这种互动，或者牺牲那种投身状态。尽管如此，我相信我们可以应对这个反驳，虽然我提供的回应指出了立场模式面临的另一个难题，而且——除此之外——指向了本真性的第二种模式。
[1] 克罗韦尔：《本真的历史性》（“Authentic Historicality”），载于卡尔（D. Carr）和张灿辉（C. F. Cheung）编，《空间、时间与文化》（ Space, Time and Culture ），多德雷赫特：克鲁尔出版社，第57—71页，此处是第69、68页。
[2] 克罗韦尔：《本真的历史性》（“Authentic Historicality”），载于卡尔（D. Carr）和张灿辉（C. F. Cheung）编，《空间、时间与文化》（ Space, Time and Culture ），多德雷赫特：克鲁尔出版社，第57—71页，第69页。
[3] 克罗韦尔：《本真的历史性》（“Authentic Historicality”），载于卡尔（D. Carr）和张灿辉（C. F. Cheung）编，《空间、时间与文化》（ Space, Time and Culture ），多德雷赫特：克鲁尔出版社，第57—71页，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