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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门贝格:理论与技术

布鲁门贝格于2009年出版的《技术精神史》一书, 2015年扩增后以《论技术》为名再版,引起了多方关注。书中,布鲁门贝格记述了现代技术的不安。这种不安不只是如海德格尔与其他哲学家自“二战”以来所表述的,更如布鲁门贝格所挑明的,乃是技术之中的不安。 布鲁门贝格将技术看作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与科学、神话、语言或艺术无异,从而把关于技术的哲学思考纳入文化哲学中 [1] ,其中关键的是人类制造的物之世界和一种关于技术的现代理解。 [2] 这种理解通常关联着一个人类学论证,即把技术归因于人是有缺陷的本质这一论断,具体而言:“人”创造他的物之世界,是基于他——与其他动物相比——充满缺陷的身体装备。 [3] 布鲁门贝格也明确引述了这一论断,但绝非仅此而已,在此我不进一步展开。相反,我想强调的是,布鲁门贝格在其著作中一再将技术领域与前现代的techne或ars(即手艺、文化技术、实用技能和专业知识)联系起来,却不消除其间特有的历史性差异。他既不假定某种本质性的差异,也不主张某种关于从前与现代之技术的本体论。

他关于隐喻学的论述——诸如在“修辞的技术”中定位“布鲁门贝格工程” [4] ,还把“人类学对修辞之现时性的靠近”看作“元修辞的激进化” [5] ,或者声称从某种技术理论意义上的技术主题“跳跃”到了修辞方法 [6] ,尤其看重把技术视为手艺。谈起布鲁门贝格眼中的技术,魂魄都似乎几欲分裂:一些须归入人类学的名下,另一些则归给隐喻学。与选定一个方向的做法相反,布鲁门贝格寻求一种术语上的大开大阖,从而激发、揭示、区分、对比以及串联关于技术的不同的概念维度。对此,本文试图以理论概念的变化为例来加以观照。

首先,布鲁门贝格提醒我们,如今对理论的理解与古代将theoria理解为“看”恰好相反,后者乃一个观者在歇憩时的闲暇之事,对象向他“毫无遮掩”地展露自身。 [7] 不过布鲁门贝格引证的理论之原始画面及其冲突,清楚表明这种theoria仅是一种理想状态:泰勒斯在望天之际,指出天文学具有“认识论上的范例功能”,其认识对象引人沉思,但也取消了人的闲看。因为除了推测和数学之外,人的肉眼还需要得力的技术工具的加强,比如日冕 [8] 或望远镜。天文学被认为是一门没有实验的“观测科学” [9] 。即便如今的天体物理学,也是高度推测性的,因其不能像在地球上一样,用经验性的实验来检验其假设。

不同于静观闲看,天文学还依赖有技巧的观察:人类的认知意愿追问着天上有效的、由目光支撑的秩序,也即宇宙的秩序(天空历来是宇宙的象征)、整个世界的秩序。一种认知欲在迸发,且付诸行动。不同于古代的看,布鲁门贝格提醒我们注意理论的介入性特征,即技术特征。 [10]

我认为,对介入的强调有益于指明“做(Tun)”与行动(Handlung)概念的不同,无论这种行动是强势的(行动力强的主体)还是弱势的(在一种拉图尔式主动性的意义上)。因此,这种介入既不能轻率地归入实践哲学,即伦理,也不能归入某种实用主义或某种新式的所谓物本存在论。相反,介入强调了理论所具有的探索性或技术性特征。考虑到观察中的介入层面,观察与实验便不再构成对立,而技术也不被限定为一种目的性制作的“做”,不被缩减为一种手段—目的式思维,尽管这种思维仍然常见。

这根本上意味着:有些东西不再如其所是,它可以被补充,不再像从前那样理所当然,而且不论这种补充是怎么发生的,是否有意,是借由某个我、某个他人,或者借由某种改变现状的产品、物、基础设施。天文学这一范例体现了理论与技术之间的张力,后者被布鲁门贝格发展成一桩有着不同历史特征的理论内部事务——这也是“技术精神史”的一种阐发。

那么,布鲁门贝格本人是如何介入哲学史以及他当时的那些争辩的?当他探究技术和诸技术手段时,他的处理手法需要特别的注意。比如他通过各式各样的描述,暗暗改变了在他的时代流布的关于技术的哲学理解——即对技术的敌意,其手法包括激活前现代对techne和ars的理解,并在它们与当今技术和科技之间建立联系。由此,当今的理解便扩展至从前的理解,却无须宣称现代技术与“从前”技术之间横亘着某种符合存在的或充当评判标准的差异。

论及技术,布鲁门贝格与海德格尔之间显现出一种显著的、主要是间接的争辩关系。时至今日,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无疑仍旧是,且超越学科地是从哲学角度探讨技术的首要参考,确切地说,一方面是参考他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他重拾古代关于techne的理解。布鲁门贝格同样论及这两方面,他接过了海德格尔的主张——虽然几乎不曾明言,并用一种反转回击了它们。

这种回击在他的隐喻学思考中尤为明显,后者清楚地表明海德格尔的著作——无论是在字面还是在词源的道路上——恰恰证明了隐喻的遗忘。 [11] 海德格尔的著作让人看到隐喻的“衰败形式”——“当言谈力求所言即所是之后,隐喻只能尴尬地面对现实主义的要求”。他的著作还让人看到发生在20世纪的“去神话化”之为“再隐喻”的例子。如是观点见于布鲁门贝格的《展望一种非概念性理论》一文(未直接提及海德格尔)。

布鲁门贝格关于技术的思考不仅仅是异于海德格尔之《技术的追问》的另一种现象学之思,面对着人类世加速对技术的敌视以及蓬勃发展的技术伦理,它更多还是值得深思的哲学立论。其中,前现代的技术既没有被通通美化,所谓现代也没有被缩减或判定为“工匠人(homo faber)”对自然的剥削。

可见,布鲁门贝格的目标既不是悲观主义论调的技术战胜人类,也不是乐观地将技术视作人之可能性的无限增长。相反,他关注的是技术之内在动力与人运用技术之造世能力之间的张力,并以具体例子描述这种张力的机会与困难,甚至冲突。布鲁门贝格也建议将“关于技术的研究”作为一项永不终结的文化任务。他的理论活动坚持一种开放的未来,而难道不正是哲学,有着感知恐惧的能力,同时仍旧提醒人们不忘技术对自由的承诺?

[1] 对比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文化哲学研究,他亦把技术归入象征形式,参见恩斯特·卡西尔:《形式与技术》(“Form und Technik”),载于米夏埃尔·克罗伊斯(Michael Krois)编:《恩斯特·卡西尔:符号、技术、语言》( Ernst Cassirer. Symbol, Technik, Sprache ),汉堡:菲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85年,第39—91页。

[2] 恩斯特·穆勒(Ernst Müller):《技术》(“Technik”),载于罗伯特·布赫(Robert Buch)、丹尼尔·魏德纳(Daniel Weidner)编:《阅读布鲁门贝格:一份索引》( Blumenberg lesen. Ein Glossar ),柏林:苏尔坎普出版社, 2014年,第323—336页。

[3] 比吉特·雷基(Birgit Recki):《为工具理性正名——布鲁门贝格论技术与人的文化天性》(“Auch eine Rehabilitierung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Blumenberg über Technik und die kulturelle Natur des Menschen”),载于米夏埃尔·莫克斯特尔(Michael Moxter)编:《回忆人性——评论汉斯·布鲁门贝格之现象人类学》( Erinnerung an das Humane. Beiträge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Anthropologie Hans Blumenbergs ),图宾根:莫尔·西贝克出版社, 2011年,第39—61页;奥利弗·穆勒(Oliver Müller):《为理性而忧——汉斯·布鲁门贝格的现象人类学》( Sorge um die Vernunft. Hans Blumenbergs phänomenologische Anthropologie ),帕德伯恩:门蒂斯出版社, 2005年。

[4] 安瑟姆·哈弗坎普(Anselm Haverkamp):《修辞的技术:布鲁门贝格工程》(“Die Technik der Rhetorik. Blumenbergs Projekt”),载于安瑟姆·哈弗坎普编:《布鲁门贝格论美学与隐喻学》( Blumenberg, 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2001年,第435—454页。

[5] 安瑟姆·哈弗坎普(Anselm Haverkamp):《修辞的技术:布鲁门贝格工程》(“Die Technik der Rhetorik. Blumenbergs Projekt”),载于安瑟姆·哈弗坎普编:《布鲁门贝格论美学与隐喻学》( Blumenberg, Ästhetische und metaphorologische Schriften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2001年,第440页。

[6] 吕迪格·坎佩(Rüdiger Campe):《从技术的理论到隐喻的技术——布鲁门贝格的系统性开拓》(“Von der Theorie der Technik zur Technik der Metapher. Blumenbergs systematische Eröffnung”),载于安瑟姆·哈弗坎普、迪尔克·蒙德(Dirk Mende)编:《隐喻学:论理论的实践》( Metaphorologie. Zur Praxis von Theorie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2009年,第283—315页。还比如从技术到修辞艺术的“术语上的名号变更”(第442页)。

[7] 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哥白尼世界的创生》( Genesi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75年;汉斯·布鲁门贝格:《沉思者卡埃利》(“Contemplator Caeli”),载于迪特里希·格哈特(Dietrich Gerhardt)编:《脚本星球——纪念迪米特里·切耶夫斯基七十诞辰》( Orbis Scriptus. Dimitrij Tschijewskij zum 70. Geburtstag ),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66年,第113—124页。

[8] 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日冕:希腊几何学的开端》(“les débuts de la géométrie en Grèce”),载于米歇尔·塞尔编:《科学史诸要素》( Elément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巴黎:拉鲁斯出版社,1997年,第95—153页。

[9] 米歇尔·塞尔、奈拉·法鲁基(Nayla Farouki)编:《精确科学汇编》( Thesaurus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 ),法兰克福:二〇〇一出版社, 2004年,第64页。

[10] 伊恩·哈金(Ian Hacking):《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剑桥郡: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11] 汉斯·布鲁门贝格:《隐喻学范式》(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隐喻现实主义”,参考第九章《隐喻化的宇宙学》);汉斯·布鲁门贝格:《展望一种非概念性理论》(“Ausblick auf eine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载于安瑟姆·哈弗坎普编:《布鲁门贝格论美学与隐喻学》,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2001年,第193—209页(绝对隐喻按字面意思被领会时的误导);汉斯·布鲁门贝格:《非概念性理论》(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2007年,第65页(“一个以主语‘存在’开始的句子,无疑不仅令人期待隐喻,还期待这样一种隐喻,其与上下文的龃龉表现为难以克服。我们称这样的隐喻为绝对隐喻”)。 KWfJpxOfEA88Mfcx1e5y5TXha8CZtt4MLfpSxibaMpBiVtJhY2M9oAOFrPZhZ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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