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技术主体

“没有什么技术魔力，相反地，却有技术之本质的神秘。” ^[1] 这句话或许能用来否认海德格尔对技术的魔幻化。不过，口头拒绝技术的魔力是一回事，做了什么来描述技术的本质又是一回事。基于此，有必要在此扼要概述一下海德格尔如何阐述技术的某种本质。头一步，他反对“通行的关于技术的观念” ^[2] ，这种观念一方面从工具的角度将技术看作通向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角度将技术看作人类的“做（Tun）”。海德格尔认为两者都是“对的”，但非“真的”，这也是为何他要在“解蔽（entbergen）”中寻找技术的真的本质。他从创生的角度（poietisch）把前现代技术的本质规定为“产出（Hervorbringen）”，但在现代技术中，其本质变成了“促逼（Herausfordern）”或“促逼意义上的摆置（herausforderndes Stellen）”，因此，他以“集置（Gestell）”来命名现代技术。 ^[3] 他认为“集置”具有一种专权，即同等地“订造（bestellen）”自然与人类。即便人类用机器来剥削自然，那也不是基于他们的行动力（Handlungsmacht），他们本身更多是作为“订造的雇员” ^[4] 被投入大型的订造之中。海德格尔的描述假定了科技的某种优先性，给技术装配了某种内在的主动性，这两点也构成今人开启技术讨论时的标志。

首先，这里在形式层面上颇为有趣。海德格尔的表述中通行的关于技术的理解是从某个自主的主体开始的，其视技术为服务于其目的的对象和手段，但这种技术理解在处理技术之本质时恰好反转：此时是技术在让人服务于它。在此，从形式上可以把海德格尔的“行动者挪移（Akteuersverschiebung）” ^[5] 看得一清二楚。借助这种挪移，所谓从“人”向“存在”的“转向（Kehre）”便能够理解，“集置”何以成为“行动者”亦可以推想。随着这种挪移，主客体之间的位置被调换，即技术被赋予了人的形态，装配了人的特征（如行动力），被设想为主体。类似情形同样见于当前如行动者网络理论之类的主动性理论。这些讨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为“物”装配了自我生活与行动力，不再视其为人类主体所能支配的工具。 ^[6] 与海德格尔不同，这些讨论不凸显工具与大型系统性科技之间的区别，相反，它们从不同的单个物着手，最终泛化了工具概念。 ^[7]

上述“行动者挪移”在其他方面亦有迹可循。海德格尔以及如今的技术讨论尽管取消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却保留了——正如延斯·施吕特所指出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结构” ^[8] ，而这正是他们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时的对象。一种技术主体，以复数的形式，仍扮演着新的“国王”，并将以“科技主体”的身份自行书写历史。

此类技术构想失却了某种双重的“技术之诡计” 的可能性。借由这种双重性，人的诡计和技术的诡计才能对垒，两者之间的张力亦能成为话题，进而概念性地展开。相反，技术中心论虽然不再片面地把技术的诡计认定为诡诈之人的“通向目的的手段”，却又同样片面地把诡计全部归入技术的名下。这一“转向”显眼地标明了技术的内在动力。诸如海德格尔或基特勒等人的观点宣告了一种断然不对称的“技术之远征” ，它穿透每一个个体，以其为代价来实现自身；这种“远征”可定位于“行星技术” ^[9] 、集置或硬件之中。与此相反，人和技术物的“集合”（Versammlungen）期望以对称性思考让这种技术远征变得无害，却难以在理论上把握之。

谈完了形式层面，接下来看一看海德格尔如何在质的层面上看待技术的本质。在追问技术的一开始，他就指出，技术绝不是“中性的东西”，以及“我们”始终“处处……不情愿地受缚于技术”，无论“我们”是否“痛苦地肯定它还是否认它”。 他从根本上将技术描述为一种可以成功动员自身或化身末日厄运的权力。技术的这种“双面神” 特征受到了海德格尔在语言上与概念上的双重描画。在就职校长的演说中，他呼吁技术作为“人—历史性之此在的造世权力” 之一，应直接造福科学和哲学。一种行星机械技术意义上的技术权力在这里代表着“世界的动员” ^[10] ，正如恩斯特·云格尔通过塑造英雄般的《工人》所表达的。

与行星技术获得造世特征相对的是后来对“现代技术之无限制的统治” ^[11] 的批判。后者不仅在形式上认定技术有着与前者一样的主体结构，还从类型上继续见证着云格尔的《工人》，只不过这一次带上了负面征兆，类似于弗里德里希·云格尔的《技术的完美化》。1945年之前，海德格尔在趋近技术之本质时认为“谋制（Machenschaft）”是“最重要的范畴” ^[12] ，而在战后的讲座中，“集置”占据了这一系统性要位，成为现代技术本质的新名称 。此外，海德格尔将他关于技术的追问归入他的存在史项目，从而凸显与云格尔兄弟之间的“思想家差异” ，哪怕技术因而具有了虚无主义、全无根基、破坏性以及存在之遗忘等特征。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已写道：“技术在其本质中乃是沦于被遗忘状态的存在之真理的一种存在历史性的天命。……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根植于形而上学之历史中。” ^[13] 通过将“集置”宣布为“天命”，海德格尔一方面把“可制作性（das Machbare）”委托给“某种陌生的主管机关（fremde Instanz）” ^[14] ，如“技术的谋制”，另一方面则把技术与某种历史哲学的叙事关联起来，后者不再用历史的不可支配来讨论人的行动力，却翻新了某种“历史神学” 。

技术批判不只在海德格尔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集中营和战争的观点中，更多还在他对现代性的整体批判中占据着系统性的要位。哲学对现代的批判，对通过合理化、经济化与技术化来实现“世界之祛魅”的抱憾，不仅仅把解放看作信仰的跌落，看作在虚无主义中的深陷，还将现代性规定为某种前所未见的功利计算。海德格尔也反复批判此类计算性的存在者，比如“技术的计算性生产”“计算性想象”“计算意识”“计算理性” ^[15] ，以及从根本上将现代人看作“计算人” 。

此类描述乃是基于一种时代形态的想象，其标志为一种计算性或盘算性的手段—目的关系。一方面，理性被压缩成计算性的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通行意义上的技术）还是就委托给某种命运而言（考虑到技术的某种本质），技术——正如大多数哲学传统对术语“手段”与“目的”的处理——被认为与工具性紧密相关。受到指摘的合理化与技术化，被想象成与盘算性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和按计划运行的经济化有着结构相似性。 ^[16]

显然，海德格尔的要旨是突出现代技术不受人的支配，且具有自我法则，这些法则又对人起着形构作用。在此可以看到结构现象的主体化过程。

首先，通过删除其特有的生成史，赋予其某种命定般的存在，“集置”被去除了历史、转化为本体。如果“集置”之所以产生的条件被看作其本质特征，则会导致某种逆转。这种物化的视角认为，“集置”关乎的是真正的结构性关系，它可以被体验为压迫（Zwang）。当“集置”被看作某种独立于人类行动者之行动的更高、准自主的权力时，神秘的一幕便发生了。此时，可以区分出将“集置”想象为人的种种不同方法。 ^[17] 在“集置”的人格化（Personifikation）过程中，它遵循的是事物的逻辑，而在“集置”的拟人化（Personifizierung）过程中，它被赋予自我生活。个人化（Personalisierung）又将颠倒因果关系，此时的“集置”应当成为引发某些特定结构的人。

[1] 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7卷：演讲与论文集》（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1936—1953］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海尔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编，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社，1978年，第5—36页。

[2] 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7卷：演讲与论文集》（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1936—1953］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海尔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编，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社，1978年，第6页。

[3] 海德格尔在准备写作《技术的追问》时曾读过弗兰茨·勒洛（Franz Reuleaux），他所用的这些19世纪的工学术语可能来自后者，参见赫尔穆特·穆勒-西弗斯（Helmut Müller-Sievers）：《气缸——19世纪的动力学》（ The Cylinder. Kinematic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16页。

[4] 马丁·海德格尔：《集置》（“Ge-Stell”），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79卷：不莱梅与弗莱堡演讲集》（ Bremer und Freiburger Vorträge ），佩特拉·耶格尔（Petra Jaeger）编，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社，1994年，第24—45页。

[5] 丹尼尔·莫拉特（Daniel Morat）：《从行动到泰然——马丁·海德格尔、恩斯特·云格尔与弗里德里希·云格尔的保守之思》（ Von der Tat zur Gelassenheit. Konservatives Denken bei Martin Heidegger, Ernst Jünger und Friedrich Georg Jünger ［1920—1960］ ），哥廷根：瓦尔施泰因出版社, 2007年，第175页。

[6] 克里斯蒂娜·布莱特勒：《技术的诡计》（“List der Technik”），载于《文化哲学期刊》（ Zeitschrift für Kulturphilosophie ）, 2013年第2期，第271—285页；克里斯蒂安·福勒（Christian Voller）、戈特弗里德·施内德尔（Gottfried Schnödl）：《从技术的统治到物的议会》（“Von der Herrschaft der Technik zum Parlament der Dinge”），载于《媒介哲学国际年鉴》（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Medienphilosophie ）第二卷, 2016年，第159—182页。

[7]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Wir sind nie modern gewesen. Versuch einer symmetrischen Anthropologie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2008年，第143页。

[8] 延斯·施吕特（Jens Schröter）：《国王死了，国王活着——论历史之技术主体的幻象》（“Der König ist tot, es lebe der König. Zum Phantasma eines technologischen Subjekts der Geschichte”），载于约翰内斯·安格穆勒（Johannes Angermüller）、卡塔丽娜·邦茨曼（Katharina Bunzmann）、克里斯蒂娜·劳赫（Christina Rauch）编：《真实的虚构，虚构的真实——媒介、话语、文本》（ Reale Fiktionen, fiktive Realitäten. Medien, Diskurse, Texte ），明斯特/汉堡/伦敦, 2000年，第13—24页。

[9] 马丁·海德格尔：《明镜周刊访谈：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Spiegel-Gespräch mit Martin Heidegger”），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16卷：讲话及其他》（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1910—1976］ ），海尔曼·海德格尔（Hermann Heidegger）编，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社, 2000年，第652—683页。

[10] 恩斯特·云格尔：《工人——统治与塑造》（ Der Arbeiter. Herrschaft und Gestalt ），斯图加特：克莱特-柯塔出版社，1982年，第155—203页；亦参见莫拉特：《从行动到泰然》，第147—153页。不同于如此构想的技术权力，克里斯托夫·胡比希（Christoph Hubig）提出了情态化的技术权力，参见克里斯托夫·胡比希：《可能性的艺术（第三卷）：技术的权力》（ Die Kunst des Möglichen III. Macht der Technik ），比勒费尔德：誊抄本出版社, 2015年。

[11]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全集第52卷：荷尔德林的赞美诗〈追忆〉》（1941—1942年冬季学期）（ Hölderlins Hymne Andenken ），库尔特·奥克万特（Curd Ochwandt）编，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社，1982年，第91页。

[12] 莫拉特：《从行动到泰然》，第177页；海德格尔显然在“二战”期间看过云格尔的《技术的完美化》（ Die Perfektion der Technik ）手稿（写于1939年，出版于1946年），参见穆勒-西弗斯：《气缸》，第194页。

[13] 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9卷：路标》（ Wegmarken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海尔曼编，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社, 2004年，第365—383页。

[14] 海因茨·迪特尔·基特施泰纳（Heinz Dieter Kittsteiner）：《跟马克思挺海德格尔，跟海德格尔挺马克思》（ Mit Marx für Heidegger. Mit Heidegger für Marx ），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 2004年，第134页。

[15] 马丁·海德格尔：《诗人何为？》（“Wozu Dichter?”），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5卷：林中路》（ Holzwege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海尔曼编，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社，1977年，第269—320、305、306页。

[16] 克里斯蒂娜·布莱特勒：《海德格尔的技术概念与对经济的错看》（“Heideggers Technikbegriff und der verstellte Blick auf die Ökonomie”），载于《导航》（ Navigationen ）, 2016年第2期，第65—81页。

[17] 人格化、拟人化与个人化之间的区别参见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ine Einführung ），斯图加特：蝴蝶出版社, 2007年，第187页。 Ys5ON8udvYbNmwF8xZLR5NfXd7InlpCR6J/VI3N/vEKk/5eOXs098mK5JDCPGa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