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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从哲学角度探讨技术时，马丁·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一文无疑仍旧是，且超越学科地是首要的参考，确切地说，一方面是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另一方面是他重拾古代关于techne的理解。本报告第一部分旨在讨论海德格尔在现代技术批判的框架内对技术的论述，第二部分则介绍汉斯·布鲁门贝格的技术哲学，他要与海德格尔展开一番分辩，其重点是反对怀疑现代技术的非法性，并呈现另一种关于技术的现象学反思。
我将从目前对技术的理解以及从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著作的当下形态入手。与手工工具不同，现代大型科技，特别是数字科技，具有复杂的指示系统和别样的标准维度，同时还作为基础设施，日益“技术化”着人类的生活境况。一方面，这种技术令人垂涎——想想物联网（Internet der Dinge）；另一方面，人们感到绝无可能全然自主地支配这种技术，反而更多被技术所支配。早在前数字时代，技术的内在动力就被恶魔化地称为“技术（文化）的权力”，激发了许多批判现代的声音。
向“物”的转向，尤其是向技术之物的转向，看重的是用新的存在论来处理海德格尔所抱憾的存在之遗忘。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著作主导了当今关于技术的讨论，除此以外，他的其他著作与概念亦属于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行动者网络理论（Akteuer-Netzwerk-Theorie）以及所谓的物本哲学（die objekt-orientierte Philosophie），这两个广被接受的理论便可溯源至海德格尔。 [1] 媒介研究作为技术争辩中讨论有力的新近一员，亦证明了这一趋势。对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而言，对控制论早有论述的海德格尔是最重要的权威。 [2] 他曾回顾说，他多年来的思考便是从海德格尔而来，与海德格尔相伴，却没就其写过只言片语，也不曾打出其名号 [3] ，直至他可以说出：“根本上，我其实只是把海德格尔的技术概念嫁接到了媒介上。” [4] 由此令人不禁想问，基特勒在多大程度上将“硬件（Hardware）”理解为“集置（Gestell）”，同时也理解为“天命（Geschick）”，以及他的嫁接是怎样变成诸如战争技术的先天存在的。显然，自基特勒以降，海德格尔的立论被视为理所当然，即别把技术看作通向目的的手段，以供人类主体征服世界，应把技术看作一种独立于人的权力，它有自己议程要实现。
这种技术理解传达了人类渐至无处不在的体验，即不能运用技术，反而被它所用。这种物化的“自我生活（Eigenleben）”引起文化研究的积极兴趣 [5] ，但在“物联网”时代却被视作问题，被纳入技术批判之畴。 [6] 针对技术的批判乃至敌对态度揭示了一种哲学传统，它清楚地表明，关于技术的问题是由大型的系统性科技 [7] 引发的，而非可以轻易上手、敲下钉子的锤子。这一点可见证于战后那些以谈论宇航技术 [8] 、核技术 [9] 以及控制论为标志的著作，它们表达着对技术的某种不安。这些著作亦包括海德格尔论技术的文章。
[1] 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n）：《物本哲学》（“Objekt-orientierte Philosophie”），载于阿蒙·阿瓦尼西安（Armen Avanessian）编：《现实主义，就现在》（ Realismus Jetzt ），柏林: 默维出版社, 2013年，第122—136页。比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集合”（gathering）概念，参见布鲁诺·拉图尔：《为什么批判失去了动力——从事关事实到事关关注》（“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载于《批判研究》（ Critical Inquiry ）总第30卷, 2004年第2期，第225—248页；布鲁诺·拉图尔：《面向新社会的新社会学——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 Eine neue Soziologie für eine neue Gesellschaft. Einführung in die Akteur-Netzwerk-Theorie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2007年。
[2] 杰弗里·温斯罗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基特勒与媒介》（ Kittler and the Media ），剑桥：波利蒂出版社, 2011年，第23—24页。
[3]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媒介史与技术史，或：我们面前的海德格尔》（“Medien-und Technikgeschichte. Oder: Heidegger vor uns”），载于迪特尔·托梅（Dieter Thomä）编：《海德格尔手册：生平—著作—影响》（ Heidegger-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斯图加特：梅茨勒出版社, 2013年，第520—523页；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希腊人的朱利安》（“Julian der Grieche”），载于安德烈亚斯·希普科（Andreas Hiepko）编：《书写的艺术》（ Kunst des Schreibens ），柏林：默维出版社, 2009年，第91—100页；克里斯蒂娜·布莱特勒（Christine Blättler）：《论场景之边——关于政治科技的批判》（“Vom Szenenrand.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Technologie”），载于克里斯蒂安娜·福斯（Christiane Voss）、卡特琳娜·克尔蒂洛瓦（Katerina Krtilova）、洛伦茨·恩格尔（Lorenz Engell）编：《媒介人类学场景》（ Medienanthropologische Szenen ），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 2019年，第91—104页。
[4]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空中桥梁之地——对话斯特凡·班茨》（ Platz der Luftbrücke. Ein Gespräch mit Stefan Banz ），纽伦堡：现代艺术出版社, 2011年，第35页。
[5] 克里斯蒂娜·布莱特勒、法尔科·施米德尔（Falko Schmieder）编：《神像的在场——讨论中的物之态势与神像概念》（ In Gegenwart des Fetischs. Dingkonjunktur und Fetischbegriff in der Diskussion ），维也纳/柏林：图里亚&康德出版社, 2014年。
[6] 弗洛里安·施普伦格（Florian Sprenger）、克里斯托夫·恩格曼（Christoph Engemann）：《物联网——论智能物、智能环境与世界的技术渗透》（ Internet der Dinge. Über smarte Objekte, intelligente Umgebungen und die technische Durchdringung der Welt ），比勒费尔德：誊抄本出版社, 2015年；弗兰克·席尔马赫（Frank Schirrmacher）：《科技极权主义——一场论争》（ Technologischer Totalitarismus. Eine Debatte ），柏林：苏尔坎普出版社, 2015年。
[7]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大型科技系统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s”），载于韦博·比克（Wiebe E.Bijker）、托马斯·休斯、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编：《科技系统的社会建构——社会学与科技史的新动向》（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51—82页。
[8] 此类见证始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论述受到人造卫星震动的人的境况，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 Vita active oder Vom tätgien Leben ），慕尼黑：皮珀尔出版社, 2007年。
[9] 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过时的人（第一卷）：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灵魂》（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I. Über die Seele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慕尼黑：贝克出版社, 2010年；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第二卷）：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生活的毁灭》（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II. Über die Zerstö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Revolution ），慕尼黑：贝克出版社,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