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责任、自身性和整体性

引入一些词汇或许会有助益。当我们依照我们的“最宽泛意义上的处境”行动之时——带着一种不仅朝向“特殊的好处”，而是径直朝向“什么是最好”的目光——我们是为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无条件的目的” 而行动的。跟随亚里士多德的导引，我将下面这种形式的判断称为“有条件的”——简写为有条件判断（Q Judgments ）：

有条件判断：从目标w的某个追求者或身份x的占有者的角度看，在此应当做的事情是y；

同时，我把下面这种形式的判断称为“权衡一切的判断”：

权衡一切的判断：权衡一切之后，在此应当做的事情是y。 ^[1]

回到上述海德格尔的问题，我自己在什么时候作证呢？我在什么时候凭借我的人格支持某个实事呢？用大白话说，我在什么时候替我自己说话以支持自己呢？作为对我提出有条件判断的回应，你可以质问我：“没错，但你觉得应当做什么呢？”然而，同一个问题若是用来回应我提出的权衡一切的判断，就似乎没什么意义了。不如说，如果我在权衡一切的判断的表述后面添上“……尽管如此，我觉得应当做的事情是z”，那么这里似乎会出现某种类似于摩尔悖论（Moore's paradox）的东西。一个未能权衡一切的判断没有考虑到——或者我们也会说，没有忠实于——某些“我觉得”或者“我重视”的东西；也正因此，这里还有添上一个从句的余地，以按照我的某些进一步的想法或评估来支持z。在权衡一切的判断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余地，因为在这种判断中，我以一种有别于未能权衡一切的判断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

例如，从权衡一切的判断在有关自制和缺乏自制的哲学文献中所起的作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哲学文献中广受讨论的”缺乏自制乃是一种“非受迫的有意行动，行动者认为，这个行动与自己有意识地持有的肯定更好的判断背道而驰” ^[2] ，也就是与这样一种判断背道而驰，该判断“基于……对行动者的信念与价值之总体的思考”，亦即一种“权衡一切的”判断。 ^[3] 在下面这种非受迫的有意行动中没有让人困惑的地方：行动者认为这种行动与仅仅基于某些信念和价值而做出的判断背道而驰，因为这样的一个判断显然会被行动者做出的其他——包含上述那些以及更多的信念和价值的——判断所胜过。而我们只在下面这种时候看到引发出这些——关于缺乏自制的——文献的困惑，即行动者的行动与他基于对“［他的］信念与价值之总体”的思考而做出的判断背道而驰。若没有这种思考，他就还没有达到——还没有获得——人们所谓的“他自己的判断”。

将做出权衡一切的判断视为责任之条件的做法也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我做了一个有条件判断，那么我还没有采取一个关于我觉得应当做什么的立场，而只采取了一个有关某人如果追求目标w或占据身份x的话应当做什么的立场。但如果我做了一个权衡一切的判断，那么就不存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了：相反，我的判断表达了我觉得应当做什么。（如上所述，当我自己说出什么是最好的，这时你就不能质问我“没错，但你觉得应当做什么？”）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即便我做出了一个有条件判断，我也让自己“有责任”了：即便我只是在“推荐某事物是有益的”——即便只是推荐给我自己——我可能也会因粗糙、不用心、不审慎的推荐而让自己难辞其咎。 ^[4] 但做出权衡一切的判断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即它会让“别人可以期待我如何行动”这个问题获得直接的结果。一旦我做出了一个权衡一切的判断，如果我没能成功实行这个判断所唤起的行动，那么就可以有理由认为这里有一种明显的不一致；而叫我去实行我的有条件判断所唤起行动的召唤，恰恰可以在“权衡一切之后，我可能不相信这个行动是最好的”这一事实中被化解。是后面这种权衡一切的判断明确出了“期待我可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中确定的隐含蕴意。

权衡一切的判断还清楚地提供出了一种解读建议，即本真的人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是完整的：她在一个关于自己处境的总括性判断中把该处境向她提出的种种要求汇聚了起来。她没有仅仅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妻子、一个社会主义者等等而行动，而是将她自己凝聚到一个有关她处境的被统一起来的、总括的观点之中，这个观点不可以被等同于一个教授的观点、一个妻子的观点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等等，但可以被等同于她的观点。人就是这些杂多而不同的东西——就如同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其中的处境一样，我们也是具体的、多维度的特殊东西——而且其中的每一样都带有它自己的要求：因此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可以读到，“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其特质是特殊性，无法给出唯一而又绝对的规范” 。与此相反——这也是一个关涉到我们具体的特殊性，关涉到我们有限的个体性的同样根本的事实——在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一个有关这些杂多要求的立场，把这些多样性折叠到一个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的统一判断之中。容易看出，如果我没能成功做到这一点，我就会变成“断片式的”：我没能——可以说是——把自己汇聚起来。

[1] 我在此处与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观点有分歧，他认为就算是权衡一切的判断也是“有条件的”，或者用他的话说，是“表面上的（prima facie）”或“关联性的”（戴维森：《意志薄弱如何可能？》［“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Possible?”］，重印于他的《论行动与事件》［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第21—42页，此处是第39页），并非关联于目标w或身份x，但仍关联于被权衡的一切事物（all things considered）。此处存在着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源自我的想法与戴维森想法之间的复杂关联，例如，我主要考虑的是，一个关于应当做什么的判断凭借什么才成为我的判断，而这里需要更多的论述才能够说明如何在戴维森的考虑中确定我的考虑的位置（在《意志薄弱如何可能？》这篇文章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意志薄弱）。戴维森区分了权衡一切的判断和他所谓的“无条件判断（unconditional judgment）”，这当然是正当的；因此我接下来要谈谈“某种接近于摩尔悖论的东西”：只有借助戴维森的“无条件判断”才能充分显示出这个悖论。然而在我看来有意思的是，在从一个权衡一切的判断过渡到对应的无条件判断和对应的行动的失败之中，戴维森也看到了一种异己化或自身异化：这样一个“行动者不能理解自己”，“在他自己有意图的行为中认出了某些本质上无理的东西”（戴维森：《意志薄弱如何可能？》，第42页）。

[2] 梅勒（A. Mele）：《自主的行动者》（ Autonomous Agents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3] 梅勒：《非理性》（ Irrationality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5页，着重号是原作的。

[4] 与此有关的反思，请参见史密斯（A. M. Smith）：《责任之为回应》（“Responsibility as Answerability”），载于《研究》（ Inquiry ），第58期, 2015年，第99—126页。 D+LusVNwFbtpleEigAWCXi1mcW6wiw3FCKDP99ydknPmb52ioTGyDdKuZxAW58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