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

大约五十年前，我偶获一本奥斯丁vii的《法理学的范围》（Prv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此书当时在英格兰也没有太多读者，在我国更是无人问津。后来，虽然我的工作转向其他方向，该书的主题却从未从我心中完全消退。十二年前，我的看法已与如今无异；但在超过九年的时间里，我又将这些看法搁置；假如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借卡彭提尔基金会（Carpentier Foundation）的好意，邀请我去做讲座课程，我的这些看法恐怕仍然难以问世。

这一讲座课程于1908年春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本书将之分为十三章，仍然保留了讲座的常见风格。日常的表达和举例能够帮助人们掌握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没有这种方法，将会在道德科学中造成巨大风险。

对于讲座中不断重复的内容来说，或许并无太好的辩护；读者们或许被在他们看来的陈词滥调所冒犯。然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示有关法律的同一基本真理如何可能生发出来，似乎依旧是值得的。

我希望让讲座保持在温和的限度内，此一愿望导致很多原本可以在讲座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内容被舍弃。为了能够让若干需讨论的主题获得更完整和或许更丰满的处理，我向读者推荐两本书，这两本书来自我的两位学识渊博的友人。一本是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的《历史与法理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siprudence），他目前是英国驻美大使；另一本是弗里德里克·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的《法理学入门》（First Book of Jurisprudence），他是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法理学教授。

法理学的研习者时常被此种说法所困扰：他处理的对象不是事物，而是语词；他其实是在忙于为文字游戏中的筹码确定尺寸。但是，一旦当他充分认识到，那些语词不仅像货币那样从古至今持续不断地从庸人传给庸人，而且从某些最敏锐的头脑传递给另一些最敏锐的头脑，他就会发现，只要这项工作被有价值地实施，这就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

我已经力图表明，我有意借鉴了其他学者的思想。然而，只要有人阅读和思考过半个世纪以来的相关主题，就难以甚至无法区分他自己的想法与从他人那里获得的恩惠。最好不要声称原创性，我就没有。

我很高兴在此表达我对学校当局发自ix内心的感谢，特别是柯奇韦（Kirchwey）院长和法学院同仁们热忱的欢迎和鼓励。

约翰·奇普曼·格雷
1909年7月14日 ^[1]

[1] 作者的七十岁生日。关于其生平，可参见《哈佛法律评论》（28 Harvard Law Rev . 539）、《马萨诸塞州法律季刊》（1 Mass. Law Quart . ［No. 2］）、《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公报》（ Proceeding of Mass. Hist Soc ,March,1915, and May,1916），以及1917年于波士顿不公开印制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