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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是春秋初年郑国的第三代国君，他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筚路蓝缕、拳打脚踢，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一鸣惊人。
郑国在春秋初年脱颖而出，率先崛起，绝非侥幸和偶然。这首先是当时整个战略环境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周王室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其实力与威望呈断崖式下降，天下政治“真空”局面已初露端倪。而当时主要诸侯国多受困于国内事务的纠缠，内部火并，斗凶使狠，臣弑君，子弑父，一地鸡毛，一片狼藉，无暇外顾。具体地说，晋国正忙于内部权力的你争我夺，秦国正在与戎狄作生死较量，齐、鲁之间的战争势均力敌，没完没了，楚国刚刚起步，还不敢过分狂妄张扬，作逐鹿中原之想，宋、卫、陈、蔡、曹、许诸国将微兵寡，力有不逮，这样，就为郑庄公提供了争霸称雄的大好时机。
其次是郑庄公政治手腕老练，政治操盘能力出众，是“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的一代枭雄。这首要表现在他料事准。《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又说“多算胜，少算不胜”。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成熟，不看他是否口若悬河，不看他是否善于作秀，就看他是否有睿智的头脑，能否透过复杂纷纭的表象，一眼明了事物的本质，掌握战略态势的走向，料事如神，制敌先机，做到“未雨绸缪”，“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也正是《管子》中提到的既“遍知”又“早知”的道理，因为所知有缺环，便不能掌握全局；而所知不及时，便失去时效性，成为“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了。
郑庄公在这方面可谓是第一流的高手，他与其父郑武公、其祖郑桓公三代均为周王室的卿士，对周王室的大小事务、各种矛盾了若指掌、谙熟于心。因此，作为局内人，他比其他人更早、更清晰地看到周王室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事实，看到“天而既厌周德矣”的形势，认清周王室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周天子权威的没落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凭实力进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机会即将来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郑庄公宁做“白眼狼”，不要虚声望，遂当机立断，高明决策，首先跳将出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利用身为周王室执政卿士、可以操控王室政务的便利条件，让肥水只流自家田，借鸡下蛋，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比曹孟德早上一千多年就玩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先后联鲁，伐宋，侵陈，灭许，一举造就“小霸”的风光局面。
郑庄公政治手段的娴熟，政治操盘能力的超人，还表现为遇事能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可见，“遇事能忍”说白了便是要在处于下风时，能够“装孙子”，老虎扮猫，唾面自干，做到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不争谦让的方式，来达到争的根本目的，“夫唯不争，故无尤”。用杜牧《题乌江亭》的诗句说，就是“包羞忍耻是男儿”。一个人能够真正践行“装孙子”哲学，那么，他眼光之远，抱负之大，心机之深，胸襟之宽，都臻于一流，是令人畏惧、令人恐怖的，而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
在郑国崛起的过程中，他懂得“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坚定肃清内部分裂势力，汲汲于强化国君的权力，为郑国的争霸扫清道路。
这场“安内斗争”集中体现在“克段于鄢”一事上。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在生他时难产，吃足了苦头，因此郑庄公从小就不讨母亲的喜欢，母亲对他横看竖瞧总是不顺眼；姜氏所宠信溺爱的，是郑庄公胞弟大叔段。大人物的私生活也是政治，姜氏的爱憎好恶就为日后的内部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从《左传》的相关记载来看，姜氏是一个心胸狭窄、自以为是，喜欢自我表演、权力欲很强的女人。郑庄公登基后，她不甘寂寞，总插手朝廷的政治，替爱子大叔段经营前途，先是打上军事要地制邑的主意，遭到挫折，“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逼迫庄公将大叔段分封到京城（今河南荥阳东南），立为京城大叔。
大叔段进驻京城之后，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大臣祭仲目睹这一情况，即提醒庄公要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尾大不掉的局面，以免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但郑庄公一笑了之，以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应付过去。面对姜氏与叔段串通一气给自己多方制造麻烦，郑庄公做到了隐忍不发，故意装出一副无关痛痒、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大叔段见自己的举动没有遭到兄长的制止，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将郑国西部和北部的城邑攫为己有，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大叔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夫公子吕就催促郑庄公迅速采取行动，有力应对，以免变生肘下、祸起萧墙，“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而郑庄公这时还是一再忍受，以“不义，不昵，厚将崩”为由婉言谢绝了公子吕等大臣的建议。郑庄公如此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真可谓是忍耐功夫修炼到了家。
郑庄公对叔段和母亲姜氏咄咄逼人姿态的隐忍，其实是其政治手腕老练的体现与政治天赋高明的写照，他的厉害之处，恰恰是出手能狠，雷霆万钧，干净利落，一步到位。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与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是韬光养晦、后发制人的做法。用军事术语讲，这就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退却为手段，以反攻制敌为目的的攻势防御。（还是用杜牧《题乌江亭》的诗句来形容，那便是“卷土重来未可知”。）他不曾对自己的胞弟马上实施反制，不是他软弱，不是他胆怯，更不是他无能，而是他不能在没有准备就绪、稳操胜券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退让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做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一举而胜。
郑庄公的对手们智商太低，对他的真实战略意图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欲擒故纵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叔段利令智昏，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殊不知其所作所为，全然在郑庄公的算计之中，其嚣张猖狂、忘乎所以，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给予对手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
大叔段在母亲姜氏的支持下，一直经营着篡权夺位的“大业”。郑庄公的隐忍放纵，使得他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自以为机会来临，打算发动叛乱，乱中夺权。其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整治城郭，积聚粮草，修缮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充当内应，准备偷袭郑国国都。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郑庄公遂当机立断，命令公子吕统率两百辆战车讨伐大叔段，直捣其叛乱的巢穴。在郑军山呼海啸般的强大攻势下，京邑的民众起来反对大叔段，大叔段大势尽去，被迫出逃到鄢（今河南鄢陵境内），郑庄公亲自统率大军征伐鄢邑。大叔段势穷力蹙，全线溃败，只好逃出郑国，“累累如丧家之犬”，流亡到卫国的共邑（今河南辉县）。至此，郑庄公彻底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为自己称霸诸侯清除了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