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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势的盛衰、一国疆域的拓展或削小，还是一定时期里战略结盟、列国军队建设或作战方式的变革，都与特定兵要地理条件有关。概略而言，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原边缘国家在激烈的诸侯争霸战争中具有更广阔、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疆域日益扩大，实力日趋强盛，成为主导春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形势的核心力量。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尝云：“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这三个国家连同地处南方、据有大别桐柏汉淮山河之险、拥有江汉云梦之富的楚国一起，成为春秋时期的头等强国。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不乏有利的兵要地理环境在起作用。所谓“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
，就是这个意思。
据上所述，除齐国外，其他三国在春秋初年并非最具地位和实力的国家。然而由于它们各自占据中原之一角，据有山河之险，地形便利遂极大地催生着它们的勃兴。这首先是这些国家（包括春秋后期的吴、越）和争霸中心地区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在军事活动中不复存在“诸侯自战其地”
的被动状态。它们的作战行动基本都在中原腹心小国家的国土上展开，而本土则较少遭受战争。像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著名大战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富、人员损失，而将战争灾祸的很大一部分分摊到其他中小国家的身上，可谓攻守皆宜，进退主动。
其次，它们大多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蛮夷戎狄等族群为邻，背临空旷地带，所谓“戎狄为之邻，而远于王室”
。这些部族虽曾程度不同地对晋、秦、楚诸国构成某种威胁，但就总体而言，这种威胁主要是骚扰、侵掠，远远不曾达到倾覆其社稷的地步。相反，倒是这几个国家对错杂混居的蛮夷戎狄部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运用军事手段逐渐蚕食吞并之，尤其当其在争夺中原霸权斗争中暂时受挫，南下北上或东进西出受阻，不得已而采取战略守势之时，往往适时调整战略方针，转而加强对蛮夷戎狄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巩固后方，扩张疆域，积聚力量，为下一轮争霸中原创造条件。如齐灭纪、莱、谭诸国；晋攻灭长狄、赤狄、白狄诸多部落；楚经略江、淮流域，吞并群舒、百濮，“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
；秦尽灭绵诸（今甘肃天水）及翟原（今甘肃陇西东）等西戎各国，“辟地千里”
，“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这都是充分利用所据兵要地理环境优势而发展壮大自己的具体例证。
最后，这些国家在地理上都位于中原腹心范围，因此其受中原文化圈的影响相对于郑、卫诸国要来得薄弱，在其身上较少旧传统的包袱，即所谓“王灵不及”，从而容易更新观念，因时变革，满足时代前进的要求。无论是在军队的扩充、战术的变化上，还是在官制的建设、田制的改革中，都反映了它们积极进取、顺应潮流的基本面貌。从春秋的具体史实看，打破旧礼制所规定的限额军队制最为坚决，扩军规模最庞大、速度最迅速的，是它们；田制改革走在前列，官制建设自成特点，立足于理顺战时管理体制需要的，也是它们；根据地形特点（如晋多山地，楚多丘陵与江河湖泊），结合对周边非华夏部族作战需要而改革车兵，发展步兵与舟兵，采用奇谲诡诈战法的，仍然是它们（吴、越的情况亦类似）。
由此可见，正是有利的兵要地理环境，使得这些中原边缘国家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善于汲取当地固有文化（包括戎狄等非华夏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不断创新，努力进取，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重蹈中原腹心国家让旧的制度束缚住新的、死的窒息了活的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中原车战一统局面，促成步兵的重新崛起，舟兵的广泛组建，骑兵的初步萌芽，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这些国家；而实现作战方式的转变，导致班固所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现象出现的，也由这些国家扮演主要角色。我们不是地理条件决定论者，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地理条件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齐、鲁、楚、秦、吴、越等国的兴衰史，正是这方面颇具说服力的确证。
第二，中原腹心地区的诸侯列国生存空间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多为四战之地，长期处于列国争霸战争的漩涡，加之这些国家浸淫周礼旧文化传统甚深，政略、战略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因此其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积贫积弱，日趋衰微，终春秋之世，它们只能成为当时争霸战争全局中的配角，听凭大国的摆布。
所谓中原腹心地区的国家，多半为“虞、夏、商、周之胤”，位处黄河中下游地区。它们以东迁以后的周王室为中心，包括郑、卫、宋、曹、鲁、许、陈、蔡、申等国。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周文化圈”
，这是有道理的。从文化上说，这些国家比较繁荣发达，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在《左传》等文献上曾有较多的反映。例如《左传·襄公十年》载：“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昭公二年》云：“周礼尽在鲁矣。”孔子也有“鲁一变，至于道”
的说法。可是在春秋期间，这些国家多不强盛，国土狭小，军力单薄，很少能够拓展疆域，主宰中原战略局势，相反却纷纷沦为大国的附庸，成为强国相互争夺控制的焦点，“介于大国，诛求无时”
，在诸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虽然其间也曾产生过几位颇显风光的“霸主”，如郑庄公和宋襄公等，但都是昙花一现，没能形成更大的气候。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一般论者多认为它们“对于旧文化、旧制度的保存，尤为丰富和深厚”，而“受旧文化、旧制度束缚较深”的结果，是“传统变为包袱，反而成了前进中的后进者”
，换言之，即历史文化传统负担过重，影响和限制了这些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这一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中原腹心国家普遍的“犹秉周礼”
经文治武方略的选择，决定了它们保守的立场，以及缺乏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反应力和博大容纳力，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游离于时代主导潮流之外。仅就军事活动领域考察，它们普遍遵循旧“军礼”“偏战”的原则，“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奉行“战不逐奔，诛不填服”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等僵化教条。宋襄公在宋、楚泓水之战中的表演，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侈谈“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鼓吹“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放弃有利战机，导致宋军惨败，“公伤股，门官歼焉”，转眼间其“霸主”迷梦破灭，沦为千古笑谈。宋襄公的事例固然是个极端，但是其他中原列国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是它们开展军事活动的共识，而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其不能不陷入攻守皆困的被动处境。
但是，将这些国家衰弱的原因归结于它们迷恋旧文化、旧制度，承受传统的包袱过重这一点，是不够全面辩证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在当时成为前进中的落后者，还当有其他的原因。其中它们所处兵要地理环境的不利，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不利大致包含两个方面。其一，这些国家都处于中原腹心地带，在战略上陷于内线作战的处境。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为兵家所必争。从兵法上说，属于“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
的“争地”。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争霸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其二，这些中原腹心国家，作为个体存在时，其周围都是与自己疆域相仿、实力相近的国家，虽说各国之间有一定范围的隙地可供争夺，如“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圣戈、锡”
，但毕竟范围有限，绝不像楚、晋、齐、秦诸国那样背临广袤的空旷地带，能供自己开拓经略。因此它们当中任何一国的战略动向，都为其他诸国所高度警惕，一切针对他国的军事行动，都势必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弹。而由于彼此实力相近，任何一国都无法拥有置对手于死地的优势，而只好长期拉锯相持，即使有所动作，亦只能浅尝辄止。就在这样不死不活的僵持中，它们错过了战略发展的有利时机，沦为新兴大国的附庸与仆从。
第三，春秋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确定或变化，影响着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换言之，春秋时期列国战略主攻方面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和破裂都可以从列国所拥有的兵要地理条件中寻找到一定的原因。同时，在这个动态变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伐谋伐交”“远交近攻”等战略决策思想以及“严其险阻”、扼守关隘等战术应用原则雏形的形成或走向成熟。
秦、晋两国由盟邦转变为世仇，可谓兵要地理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缩影。春秋前期，秦、晋两国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互通婚姻，实为同盟。“秦晋之好”遂成为盟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襄大业的代名词。尤其是秦国，曾先后扶持晋惠公、晋文公回国登基，在稳定晋国政局，巩固秦、晋同盟方面，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如晋文公自秦归晋时，秦穆公曾予以兵力上的援助，“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
，并协助晋文公铲除晋怀公的残余势力。史载秦穆公“东平晋乱”
，这是有根据的。
然而，两国所处的兵要地理条件，决定了两国的战略结盟只能是暂时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秦国要染指中原，争夺霸权，必定要越过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天下，也必定要竭力遏阻秦国的东进，将秦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西方一隅。两强相遇，双方都以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发生激烈的冲突遂不可避免，双方的关系也就自然由同盟互助而转化为尖锐的敌对状态，且不存在任何调和缓解的可能。
公元前627年爆发的秦、晋崤之战，是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重要标志。在这场战事之后，两国之间又先后发生了彭衙之战、河曲之战、麻隧之战、栎之战、棫林之战等一系列战事，双方互有胜负，但总的形势是晋占据着主动，具有战略上的优势。这些战争的根本症结，是秦要克服东进争霸的障碍，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中原腹地；而晋国则千方百计要挫败秦的战略企图，维护自己在中原的根本利益。双方作战的焦点，是争夺对战略要地桃林、崤山的控制。由于晋国在这场斗争中将“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纡回”
的“崤函之险”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秦国终春秋之世未能得志于中原。可是这种因兵要地理背景而引起的秦、晋联盟的破裂，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并极大地牵制了晋国的行动，使晋国无法集中力量与楚国决战。相反，楚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强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春秋时期整个战略格局为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制定和推行实质上的“远交近攻”策略，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于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从而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这是春秋时期列国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军事艺术日显高明的显著表现。这在郑庄公初霸实践中即已显露端倪。当时郑国就是以远结齐、鲁，近攻宋、卫而所向披靡、雄视中原的。其后，齐、晋联手对付楚、秦，晋国联吴制约强楚，楚国借越牵制吴国，越国“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
以力克强吴，所遵循的也都是类似的战略方针。而这类举动之所以层出不穷，且屡试不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在地理距离上间隔甚远、彼此间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结盟方自然可以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
当然，这种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共同的主要对手被削弱或消灭，双方的地理位置接近，那么原先的盟国也可能反目成仇、形同水火。如弭兵之会后，随着楚国势力的退缩，中原列国与楚的矛盾冲突缓解，齐、晋这两个主要抗楚盟国的关系就开始趋于紧张，多次兵戎相见。又如晋、吴本为战略盟国，但在吴国五战入郢击破强楚，夫椒之战迫使越国臣服后，吴国开始经营中原，而与晋国为敌，于是遂有黄池争霸的一幕。再如越国，当它在从事灭吴战争时，曾经亲齐、结晋、联楚。可是一旦实现了吞并吴国的战略目的，使己之疆域推进到淮泗流域，它也就立即放弃原先的亲齐、结晋方针，而要同中原列国一争高低了：“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列国的兵要地理环境，是影响和制约列国军事外交关系变化、国势兴盛衰微以及各自战略方针制定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要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春秋战略格局的递嬗轨迹，要更深刻地解读春秋时期一些重大战事的来龙去脉与历史影响，就必须注意对列国的兵要地理状况的考察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