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诸侯列国的兵要地理环境

春秋初期见于《左传》等史籍记载的大小诸侯国有一百四十余个，其中绝大多数面积狭窄、人口稀少，且往往有被称为夷狄的部族错杂散居其间。所谓“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 ，就反映了这一客观现实。在长期的兼并争霸战争中，小的诸侯国先后为大中型诸侯国所吞灭。终春秋之世，真正具有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和影响的大中型诸侯国，加上周王室，不过十多个而已。它们分别是晋、楚、齐、秦、鲁、宋、郑、吴、越、燕、曹、卫、陈、蔡、许等。我们分析春秋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当以这些国家为具体对象。

周。 自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在名义上仍为天下的共主，在春秋初年，它尚拥有一定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起到控制中原局面、调解诸侯关系的作用。这与其拥有较大的疆域，地居天下之中，地理形势优越有直接的关系：“西有虢，据桃林之险，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吕，扼天下之膂，屏东南之固；而南阳肩背泽路，富甲天下； 辕伊阙，披山带河。地方虽小，亦足王也。” 大体而言，当时东周王室奄有方圆六百里地的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南洛阳、原阳、济源、修武、孟州、温县、沁阳、武陟、巩县、嵩县、登封、新安、宜阳、孟津、汝阳、鲁山、临颍等地。然而，好景不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室衰微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周王室在周围勃兴诸侯国的不断进逼、蚕食之下，统治地域逐渐萎缩，优越地理条件日益丧失。对此，宋人吕祖谦在其《东莱博议》卷三中曾有概括性的揭示和慨叹：“呜呼！周自平王捐岐、丰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竞竞自保，犹虑难立。岂容复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削酒泉畀虢。文、武境土，岁朘月削。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又顿捐数邑于晋，是弃粮于陈、蔡之间，挥金于原、曾之室。果何以堪乎！”形象地揭示了周王室战略地理环境日益恶化的必然归宿，这就合乎逻辑地确定了“周固羸国” 的地位。

晋。 晋国为武王子唐叔虞始封之国。其地在今山西省南部一带。春秋之初，晋国并非头等大国，郭偃称，“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指齐、秦等国）在侧，虽欲纵惑，未获专也” ，即是明证。然而，由于“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晋国自春秋初年起便拥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至曲沃武公代晋侯自立，统一晋国，晋国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历春秋之世，晋国先后吞没周围诸多蕞尔小国，如唐、韩、耿、霍、魏、西虢、虞、邢、滑、沈、姒、蓐、黄、赵、雍、邘、冀等，又从周王室手中取得温、原、攒茅、焦、杨等要邑，并征服诸多戎狄部落，国势迅速增强。春秋中叶以后，晋已略有今山西省的大部分、河北省的西南部、河南省的西北端、陕西省的东端，兼及山东省的西端，纵横跨今五省，成为中原北部首屈一指的大国。这中间固有政治清明、外交成功、军力强大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也与兵要地理环境优越直接有关。从地理形势看，晋东有太行之险，南有王屋、崤函之固，西部跨黄河而可依黄河、洛水为守，尽占中原北部河山之形胜。进可攻，退可守。故顾祖禹云：“周之衰也，晋得南阳，而霸业以成。”

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晋国应该是中原文明的核心，古书记载“周卑，晋继之” ，周朝衰弱以后，晋国作为继承者崛起。它是所谓中原地区的“核心价值观”与“普遍价值”的直接体现者和实际诠释者，当时所谓的普遍价值就是周礼的传统。晋可谓头等大国。晋国和楚国都在经营战略同盟，都在拉关系，两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制约和反制约的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伍子胥和孙武攻打楚国。当时，晋、楚两国僵持不下，谋士就想出一计，让晋国去挑唆楚国的邻国吴国进攻楚国，让楚国陷入两面作战、四面受敌的困境，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远水救不了近火。吴国本来就想与楚国争，现在有晋国做后盾，更是有恃无恐。楚国也不甘示弱，使用同样计谋，挑唆越国去打吴国。所以，吴、越争霸实质上是晋、楚争霸的余波，是代理人战争。我们现在经常骂越王勾践，说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干掉了功臣，还好范蠡跑得快，而文种没有跑就倒霉了。哪里这么简单？我们往往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范蠡和文种都是楚国人，是楚国的智囊，帮助越国对付吴国。吴国被灭后，他们二人的作用就到此为止，该退场了。这是大国之间的矛盾，而非仅仅越王勾践不讲道德这么简单。

楚。 楚国的始封君为熊绎，传言其于周成王时受封，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春秋初年，楚与晋一样，其面积和实力均有限，所谓“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 。但楚国的兵要地理环境也相对优越，加上其以蛮夷之国自居，不受周礼传统的束缚，始终以兼并小国、争霸中原为立国发展的基本宗旨，“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 。春秋的大部分时间，楚国一直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此地居南北中枢，北据汉沔，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且内阻山险，易守难攻。故顾祖禹引胡安国语：“荆渚，江右上流也。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穀郑，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 可见，楚国就是凭借这一优越的兵要地理条件，致力于对外扩张，兼并小国，兵进中原，与晋国为首的中原列国同盟一争高下。三百余年中，它先后翦灭权、鄷、鄢、郧、绞、蓼、息、邓、申、吕、黄、江、巢、沈、舒蓼、舒庸、舒鸠、唐、微、濮、许、杞、随等六十余个小国，使自己的疆域扩至今湖北省的大部，河南省的南部，江西、安徽的一部分，以及江苏的西端，陕西的南端等，横跨今七八个省，一跃而成为春秋第一大国。

楚国地大物博，后来崛起，在当时的诸侯列强中属于异类，从政治上讲，它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但是，当时的中原诸侯国始终把楚国看成是南蛮、蛮夷。整个春秋时期，最正确同时也是最时髦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即尊周天子，而“夷”主要指楚国。诸侯列强念兹在兹的夙愿就是限制楚国的发展。《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中国”是指中原的核心地带，中原人感觉自己的文明已经摇摇欲坠，有很强的危机感，于是就千方百计给楚国的发展下绊子、设障碍。但楚国毕竟是新兴大国，拥有强大的国力，其他国家虽然恨它，但是面子上还不敢和它翻脸。楚国成为晋国霸主地位的唯一挑战者，它经常采取一些重大的举措，比如，“陈兵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就是告诉周王，楚国有实力取而代之。因而，楚、晋两国就不断地在谈判或打仗，深深地陷入了春秋式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本质上讲，春秋的历史就是晋、楚争霸史。晋、楚争霸的标志性事件是三大战役：第一次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国赢了，楚国输了；第二次是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楚国赢了，晋国输了；第三次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晋国又一次赢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春秋的第一号大国是晋国，在晋、楚争霸中晋两胜一负，稍占上风；但晋也没有拥有绝对的优势，还是败了一次，不能彻底地搞定楚国。晋、楚之间的僵持、对立、争霸是长期的，一直延续到吴、越发生死磕为止。实际上，晋、楚争霸就是楚国不断用其新理念、新价值观去挑战旧的“国际”秩序。

齐。 齐国为太公望吕尚始封之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东北），后又先后定都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临淄。自西周以来，齐国一直是雄踞东方的大国。进入春秋以后，齐国的国力有增无减。早在春秋初年，齐国就形成了“庄、僖小伯”的强盛局面。至齐桓公即位，他更在管仲的辅佐下，“尊王攘夷”，成就一代霸业。齐桓公卒后，齐国虽丧失了霸主的地位，但仍不失为东方头号强国。齐国战略地理环境比较有利，地奄有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东负大海，南以泰山山脉与鲁国为界，西及今山东与河南、河北交界之处，北倚黄河与北燕诸国相峙。地域东西长而南北狭，广运约六七百里。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齐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既可进而西向角逐霸主地位，亦可退而固守山川形势，自成格局。对此古人曾有充分的论述，“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负海岱，阻河济，南近楚，虽数十万之师，未可岁月破也”，“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 同时，齐国执行比较正确的争霸治国的方针，发展农业，亟通工商，增强军力，并拥有相当丰富的战略资源，因此它在春秋期间压住泰山以南的主要对手鲁国，吞并周围纪、成、谭、遂、障、阳、莱、介、牟、任、薛、郭、项、夷州等十四个小国，与晋、楚、秦合称为四大强国。但是由于齐“悬隔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环境，亦影响其实施主动进攻的战略方针。这是齐国兵要地理的重要特点之一，即“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 。这也是为春秋历史进程本身所证明了的，“齐桓公南征北伐，用霸诸侯；孝公以后，齐仅为自守之国。是以终春秋之世，累代听命于晋，几夷于鲁、卫” 。

从当时的国际关系与政治格局来说，齐国在理念和价值观上与晋国是一致的，齐、晋两国关系一直比较良好，甚至可以说是齐国一度唯晋国马首是瞻。但双方各有自己的利益，也发生过一些矛盾，甚至打过仗。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齐国看晋国衰落，首席之位不保，它就想乘机转换角色上位，可这无异于虎口夺食，晋国当然不干了，照样收拾齐国。鞌地一战，将齐国打得满地找牙、服服帖帖，晋国还趁势要求齐国答应一起对付楚国。对此，齐国是同意的，因而齐国和晋国又结成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楚国。之后，齐、晋之间又发生过齐攻打晋的越太行之战与晋攻打齐的平阴之战，但双方都没有让关系彻底破裂、局势完全失控，确保了联合对楚的战略态势得以持续。

秦。 秦始祖非子，受封于秦（今甘肃清水东北），本是周室的附庸小国。至襄公时，因勤王有功，周平王赐以岐西之地，秦始得列为诸侯。此后，经历代国君的苦心经营，秦国迅速崛起于西方，成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当时秦定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并以此为中心，向四边蚕食扩张，大约占有今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南一带，即东距黄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岭，西依陇山，北或抵平凉、泾川附近。为了确立自己的霸权，对中原局势施加更大的影响，秦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东进，而其所处的兵要地理环境则为此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所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 ，说的就是这层意思。然而，对秦国来说相当不利的是，当其崛起之际，正值东方近邻晋国国势强盛，号令中原之时。其东向发展势头为晋国所阻遏，双方多年兵戎相见，秦国虽进行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终因国力不逮而基本屈于下风，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而其南下发展，又直接同楚国发生利害冲突，也无法实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统治者遂根据自己的兵要地理条件，致力于向西经营，开拓疆域，巩固根基，平定汧渭之地，吞并召、芮、毛、毕、彭、酆、密、彤、郇、杜、亳、梁等十余国，并进而攻灭周围不少戎狄部落，“灭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 ，为秦国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换言之，秦国在西边，综合实力不算特别强，经济也比较落后。但是，秦国的军队骁勇善战，军事实力特别强，被称为“虎狼之师”。而且，秦国人处理外交问题的手段很强硬。原来，秦国和晋国关系非常好，史称“秦晋之好”，晋文公的夫人就是秦穆公的女儿。秦穆公想通过支持晋文公执政控制晋国，为他东出称霸创造条件。但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绝对的利益。晋文公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他也想争霸，就不愿让秦穆公出函谷关，矛盾由此而生。秦穆公比较老练，和晋文公面和心不和。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理政以后就不一样了，崤山之战晋国大败秦国。但这在战略上是个大错误，使得秦、晋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秦晋之好”到兵戎相见。晋国本有望打败楚国，但从崤山之战以后，秦国和晋国交恶，而与楚国交好。秦国虽然综合实力不强，但它在晋、楚争霸的天平中还是起着很大作用，它倒向谁，谁就有更大的优势，可谓是有一定分量的“砝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春秋几个头等大国中，秦国经常扮演“搅局者”的角色。

以上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东周王室与四个一等强国的兵要地理概况，下面再进一步考察其他较重要的诸侯列国的兵要地理形势。

郑。 郑国为西周宣王弟郑桓公友的始封之国。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难中，郑桓公死于勤王之役。其子掘突立，是为郑武公。郑武公在位时，随平王东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武公卒，其子寤生立，是为郑庄公。郑曾有功于东周王室，“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其与王室之关系最为亲近，且地又近洛邑王畿，故其在春秋初年一段时间内颇受周天子的倚重，郑武公、郑庄公均曾为王室卿士，主持中枢之大政。郑国凭借这一有利条件，远联齐、鲁，近攻宋、卫，并翦灭东虢、许、管、邬、祭等周围小国，在春秋初期率先崛起，几成霸主。但郑国的兵要地理环境并不十分有利。郑国地处今河南腹心一带，虽有“河山控带，形胜甲于天下”之誉，但“河南者，四通五达之郊，兵法所称衢地者是也” ，“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这种位于中原咽喉的地理条件，决定郑国势必成为南北相争的焦点，兵连祸结，庶几无可避免。同时由于它周围都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宋、卫、曹、陈诸国实力并不逊于郑国，故郑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将遭到强烈的反弹。而这种内线作战的态势，也给它本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限制。加上郑庄公父子在外交、军事方针上的一系列失误，更加速了郑国丧失暂时的优势，而成为晋、楚争霸大战略环境夹缝中的苟且幸存者，“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 。这虽是指当时一般中小国家的共同处境，但用来说明郑国在春秋战略格局中的窘况，尤为妥帖确切。

宋。 宋国为殷商后裔微子启的始封之国，都于商丘。其地约有今河南省的东南部、江苏省的北端以及山东省的西端，方圆约三四百里。它西与鲁国接壤，北与曹、卫相邻，东与郑国为界，南与陈、蔡衔接，战略地位亦相当重要。“据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其地为要膂之地也”。 宋系亡国之裔，爵为上公，终周之世，始终以宾国自居，在中原列国诸侯中地位比较特殊。在春秋战略格局中，宋由于地处中原要冲，因此一直是各大国争取、角逐的对象。但是，宋不像郑国那样起着直接阻遏楚北上或晋东出的作用，所以其战略选择的回旋余地较郑国为优裕。一般地说，宋以东邻郑为最现实的竞争对手，而以南方强楚为自身生存和发展潜在的最大威胁。所以它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与晋结成战略同盟，站在抵御楚国北上的最前列，经常起着影响中原霸局的作用。像弭兵之会由宋倡导就不是偶然的。然而总的看来，终春秋之世，宋国地位虽尊贵，但毕竟国力有限，只能在晋国争霸大业中担任“为王前驱”的角色而已。

鲁。 鲁国为武王弟周公旦的始封之国，由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就国，都于曲阜。其地略有今山东省东南部一带以及江苏北部之一隅。大致东到今沂水之东，南到今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西至今山东郓城、巨野一带，北及泰山与汶水而与齐国为界。北邻强齐，南接吴、楚，西连宋、卫，东南与莒、郯等小国相望。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鲁国还是拥有一定优势的。所谓“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陈、许，足以方行于中夏矣” 。然而，春秋期间，除了初年鲁国曾一时强盛，仅一败于齐，而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几与强齐相匹敌外 ，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弱小被动的境地。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主要缘由，当是鲁国统治者基本国策制定的失误，即只知死守周公礼乐之教，拘泥而不知变通，未曾依据有利的战略地理环境，利用列国争雄的矛盾，采取积极主动的发展战略，以致坐失良机，渐渐没落。由此可见，兵要地理环境的优劣固然重要，但必须得到正确的运用才能发挥其作用。这正如顾祖禹所总结的：“然自春秋以来，不能抗衡于齐、楚。而纷纭之际，豪杰竞起，未见能以兖州集事者，何欤？盖必悬权而动，所向无前，然后可以拊敌之项背，绝敌之咽喉；若坐拥数城，欲以俟敌之衰微，未有得免于覆亡者也。”

卫。 卫国为武王弟康叔始封之国，初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春秋初年曾为狄人所灭，依仗齐桓公之力而复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附近），后又迁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附近），疆域日渐削小。约有今河北南端、河南北端及山东西端之一部。在当时，卫处中原腹心之北部，齐、鲁在其东，宋、曹居其南，晋、郑处其西。概括而言，卫国在春秋争霸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如郑、宋、曹诸国重要。晋、楚等大国只要控制了郑、宋等国，也就同时控制了卫国的归属。而卫国本身由于国微力弱，也很难对当时战略形势的演变施展大的影响。就春秋整个历史考察，卫国在较长的时期内和齐、宋诸国关系较为密切，并多依从晋国同楚国北进势力相抗衡。可谓是中原诸侯集团抵御强楚争霸的第一道防线。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性，在于防止楚国深入中原，分割东西，以免晋与齐、鲁的战略联系被切断。

陈、蔡、许。 这三个诸侯国均疆域狭小，实力不强，且国都迁徙频繁，国祚旋绝旋续。例如蔡先后都于上蔡、新蔡、下蔡；许先后迁都六处；唯陈国相对稳定，一直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大体而言，三国之地在今河南省东南部，与湖北、安徽两省相交界，即汝水、颍水流域及淮水之上游地区。就兵要地理而说，三国为中原腹心之南方门户，楚国在其南，鲁、宋在其东北，郑、晋在其西北，其地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如蔡国“北望汴洛，南通淮沔，倚荆楚之雄，走陈许之道。山川险塞，田野平舒，战守有资，耕屯足恃，介荆豫之间，自昔襟要处也” 。楚国北进，首当其冲者则为此三国；而齐、晋之御楚者，亦争战于此三国之境。故终春秋之世，此三国恒为中原列国与南楚争夺之战场。但由于三国紧邻强楚，而晋则与它们中隔郑、宋诸国，晋之影响力殊微，所以三国实际上始终归于楚的势力范围，系楚之忠实附庸国，曾多次协助楚国参与对晋、宋等国的军事行动，成为楚北进争霸的桥头堡垒。

燕、曹。 燕国为召公始封之地，与鲁国的情况一样，也是由始封者的长子就国。燕国在春秋史上一般被称作北燕，其地以今北京市一带为中心，略有今河北省一部。在当时，燕国僻处中原北陲，杂处于山戎与诸狄之间，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旷人稀。终春秋之世，其战略地位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其战略动态也似乎不曾对整个形势产生太大的影响。其真正崛起，是在战国中期。曹国，地处今河南省东北及山东省西部一带，都于陶邑（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四周与宋、鲁、卫、郑诸国相邻，亦为四战之国，其兵要地理形势与卫国相似，唯实力与影响似较卫国尤为逊色。

吴、越。 吴国建国的历史，应该说是相当悠久的。其政治中心，当在今江苏南部的无锡、苏州一带。关于吴国的建立和发展，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其来龙去脉大致如下：周人的领袖古公亶父特别喜欢其孙姬昌（即日后的周文王），将翦灭殷商、兴盛周室的希望寄托在姬昌身上，所以，打算不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成规，传位于少子季历而辗转及至姬昌。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与次子仲雍对父亲的意图心知肚明，心领神会，于是，正视现实，自动退避，从关中地区千里迢迢出走到今江苏南部地区，和当地的土著“荆蛮”（居于长江以南的古代越族中的一支）混居在一起，并受到“荆蛮”的拥戴，建立起一个千余家人口的“句吴”小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奔吴立国”之说似可成立，但是，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或许要更为复杂。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对“太伯奔吴”的真正动因曾做过合乎逻辑的推测，应该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史称太伯、仲雍兄弟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发扬风格，“以让季历”，奔赴吴地（今江苏南部），其背后的真实动因，当是将势力楔入商人的战略大后方，以实现周邦翦商的迂回包抄战略：“余疑太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 显而易见，商周之际“太伯奔吴”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古公亶父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启动的“翦商”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是他所下的一盘大棋中的重要一着，成为周族灭商战略中的关键步骤之一。

吴国自太伯立国后，很快融入和习用了当地的风俗，即“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吴国与中原地区交往甚少。到了周章在位期间，周武王始封吴国为诸侯，并另行赐封周章之弟虞仲于周都北面的夏墟，“为北吴”，这就是后来的虞国。

吴国自西周初年被列为诸侯之后，历代君主加快了开拓疆域的步伐。据《越绝书·记吴地传》与《管子·小匡》等文献记载，吴国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先后起兵攻灭了淹、干、邗等东夷蕞尔小国，使其版图东扩至海，南面以今浙江省的嘉兴、德清乃至钱塘江一线与越国为界，西南到达今新安江上游，西北与楚国的棠邑（今南京六合）接壤，北部越过长江抵达淮水，距徐州与宋国、鲁国相邻。其地奄有今江苏省大部，兼及安徽省东南部、浙江省北部。总的说来，自西周至春秋前期，吴国地处东南一带，远离中原政治与文化的腹心，因此，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疆域也有所开拓，但是在众多的封建列国中，寂寂无名，并不显山露水，影响也相对比较有限，是一个较为低调的角色。

然而，自春秋中叶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大国争霸竞雄斗争的如火如荼，愈演愈烈，吴国在大国争霸的局势中开始崭露头角，初试锋芒，成为当时脱颖而出、迅速崛起的新兴势力。特别是其第十九代君主寿梦登位亮相后，更使吴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日新月异的快车道。

史载吴国自寿梦开始使用“王”的称号，“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他虚心地向周围和中原的先进国家学习“礼乐”文化，曾经“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并在公元前576年与鲁成公“会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详尽询问“礼乐”之事；同时改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大对外交往，加强军队建设，使吴国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的强大国家。从有关史料所透露的消息来看，寿梦统治时期吴国的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可观，它偶露峥嵘，就能让人们深感威胁，滋生恐惧。如公元前584年，吴国曾经出动大军攻伐紧挨着鲁国的郯国，迫使郯国低头屈服，与吴国签订城下之盟。这个军事动作规模不算太大，但十分有冲击力，它给原先自以为高枕无忧的中原列国造成相当大的震动，像鲁国的季文子就为此而感慨不已，喟然长叹：“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 由此可见，吴国当时的声威是何等之盛，它的崛起势头，看上去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加以阻挡的！

越国，是古代越族人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按司马迁的说法，越国的始祖乃是夏禹的后代，夏禹当年治理洪水时经常去南方，后在巡狩途中栉风沐雨，劳累过度，终于一病不起，殒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遂长眠于会稽山麓（迄今绍兴有大禹陵，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禹大典）。夏后少康在位时，分封其庶子无余到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遂立国名为“於越”（“於越”是古越人一支部族的名称）。无余成为所谓越国的开山之祖。越国初立之时，规模不大，经济也较落后，史载：“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

《史记》的记载似乎言之凿凿，但其实更近似于传说，是无法得到确证的。因此，学术界对“越为少康后裔说”多有所保留与存疑。有学者认为，越是从楚国宗族的支系分封而来的，双方有着血缘关系。例如，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曾根据《史记·楚世家》有关楚王熊渠立其少子为“越章王”的记载，而推测越章王“大约就是越的始封” 。

虽然关于越国的由来及其早期情况，古今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有几点是可以比较肯定的。第一，春秋中期之前的历史文献对越国历史的记载基本阙如，其基本情况尚不甚明了。《左传·宣公八年》记载“盟吴、越而还”，这当是历史上越国首次见于文献的记载。而越国早期更为普遍的国名称呼为“於越”，《春秋经》定公五年出现越国入吴的记载。第二，越国习行当地土著的风俗习惯，“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越人披发” ，民风剽悍好斗，“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第三，近些年来考古发掘的情况表明，经过当地民众长期辛劳开发，越地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均较为发达，这就为其在春秋晚期的全面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越国的际会风云、勃然崛起，是在春秋的中晚期。据《国语·越语》记载，在越王允常和勾践统治期间，越国的综合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非复“吴下阿蒙”了。其疆域日益扩大，已是“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市），北至于御儿（今浙江桐乡市），东至于鄞（今浙江宁波市），西至于姑蔑（今浙江衢州市）”，纵横数百里，成为当时南方地区仅次于楚、吴的大国。其都城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灭吴后，其疆域曾一度拓展至今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一带。作为政治中心象征的都城，亦从会稽北迁到了琅邪（今山东临沂）一带。随着国势的蒸蒸日上，允常与勾践开始耐不住寂寞，期盼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想“依样画葫芦”，循序渐进争霸中原。然而，越国的北方是比它强大得多的句吴，越国要北进中原，首先必须越过吴国这道障碍，这么做，无异于虎口夺食，势必导致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上的激烈冲突，出现“争三江五湖之利”的局面。应该说，这就是吴、越争霸兼并战争旷日持久、血流成河的内在根源。

吴、越在春秋中晚期迅速崛起，“迭为霸王”。其地拥有江湖地利之胜，攻守皆宜，进退自如。两国皆巩固后方，伺机而动。对争霸主角晋、楚诸国来说，吴、越是自己争霸中心战场的最大侧后方，谁拥有两国的支持，即可对敌手构成侧后的威胁，陷对手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故晋国拉拢吴国牵制楚国北进在前，楚国如法炮制联络越国消弭吴国威胁于后。由此可见，吴、越独特的兵要地理环境曾对春秋晚期列国战略态势的递嬗，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吴、越两国亦凭依各自有利的兵要地理条件脱颖而出，成为春秋末年大国争霸斗争中的重要角色。

春秋时期列国间的军事斗争、外交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兵要地理环境下展开的。换言之，当时列国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决策的得失、战略格局的演变，都无不打上其兵要地理条件的深深烙印。 cEFXA1CsukQ9jxRjHlb7i8a9eYNo4lWpmvhfSBqvUtnN/qalnftipuB1q08ALq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