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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即崇尚贤人、任人唯贤，是墨子十大论题之一。提倡超越宗法血缘、等级贵贱，以后天学习所得才能为唯一用人标准。“尚贤”一词，出现33次。《鲁问》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论述尚贤使能，强调崇尚贤人、使用能人。“尚贤而使能”短语常用，提出最具激进革命性的人才学观点，有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
《尚贤上》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尚贤中》说：“古者圣王甚尊尚贤。”《尚贤下》说：“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为政急务是“众贤”，搜求大量好人才，管理各级的政务。
反对儒家“亲亲有杀（差等），尊贤有等”的血缘等差论。提出革命性的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任人唯亲，是宗法制社会的普遍现象。墨子提出，打破宗法制任人唯亲的原则，不分血缘亲疏，等级贵贱，任人唯贤。“尚贤”，即任人唯贤。“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是否定血缘宗法制的用人原则，反对贵族垄断政治特权。
孔子主张“亲亲有杀（等差），尊贤有等”，虽也说“举贤才”，但不像墨子“尚贤”有颠覆性、革命性，主张彻底同世卿世禄制的用人原则决裂，主张从“农与工肆之人”中选贤举能，为农工商人争取参政权。墨子主张让国家权力职位有流动性和竞争性，给农工商人凭自身德能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
“为政之本是尚贤”，墨子说了9次。《尚贤上》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中》说：“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此圣人之厚行也。”《尚贤下》说：“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
墨子主张智者治国，认为智者用智慧方法治国，国家就能治理好；愚者为政则乱。他主张任用“可学而能者”，即通过后天学习，获得才能和德行修养的人。《尚贤上》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贤人道德高尚，能说会道，知识广博。贤人有多方面才能，有善良德行，德才兼备。
“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仰仗先天因素，不依靠“可学而能”的智慧掌权，贻害无穷。墨子严厉质问：“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智哉？若不智，使其治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王公大人骨肉亲，凭什么一定有智慧？让这些“不智慧者”治国家，就像“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即让哑巴偏当外交官、聋子偏当乐队指挥，国家势必混乱。
《尚贤中》说：“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担任各级管理职务的贤人，必须有高尚道德修养，勤学各种业务知识，懂治国方法，各司其职，各胜其任。
《尚贤上》说，“贤良之士”，“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亲士》说：“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贤人常因其优长，而被诋毁。所以贤才应倍加爱护。
墨子主张为民利，为贤之道安民生。《尚贤下》说：“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辞过》《非乐》记载，墨子谴责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导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儒下》说：“贫且乱政之本。”《辞过》说：“民富国治。”人民贫富，是决定国家治乱的原因。
墨子反对儒学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思想，极力提倡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和“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反映小生产者要求改变自身政治地位，参与国家治理的愿望。墨子说“官无常贵”：当官并非永高贵。
《尚贤上》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网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惕；虽在农与工肆
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命题，表达墨子的民本意识，体现墨子“劳动者圣人”的社会属性，代表“农与工肆”即劳动者发声。俗认“官常贵，民终贱”，墨子反其道而行，提出反命题“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用一双否定词，否定“官常贵，民终贱”的常规旧俗。
墨子首次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革命性命题，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的人事组织原则，贯彻深刻的民本人本意识，包含合理性和真理性，是进步的用人主张，超越阶级等级差别，是超越时代的激进革命性人才观，影响深远。
《荀子·成相》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把墨子举贤论，改写为韵文，编成快板书，用说唱形式流传。
明儒焦竑等在《墨子品汇释评》评墨子举贤论说，尚贤则治，不尚贤则乱。此等议论，即吾儒不能易也。清儒曹耀湘《墨子笺》说，墨子生于春秋之末，诸侯大夫皆以世禄而执政。贤人在下位，贫贱而疏远者，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而他历述帝王举贤，成为后世效法榜样。
墨家学说，多与儒家有别，但尚贤之说，则是儒墨所同。举贤尚贤，儒墨思想对立互渗，是共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命题，对现实有启发，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