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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命，反对儒家天命论、命定论。《鲁问》说：“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非命》载墨子说，国家安危治乱，不靠天命靠人力，提倡充分发挥人力的积极能动作用，批判消极的命定论。《非命上》说：“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非命中》说：“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
《非命下》说：“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又说：“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
墨子运用求异法做科学归纳证明。由暴王桀纣幽厉“执有命”，概括出“命者，暴王所作”，懒人所述，应该抛弃的观点，代之以“强力而为”的人力能动论，是墨家科学人文精神的突出代表。《公孟》载，墨子跟儒者程繁辩论，墨子说，命定论的“儒之道足以丧天下”，儒家“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命有定数），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非儒》说：“（儒家）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智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儒家坚持有命论，说长寿和短命、贫穷和富贵、安定和危难、治理和混乱，都由天命决定，不能改变。穷困和通达、受赏和遭罚、吉祥和灾祸，都由天命决定，人的智慧和力量无所作为。官吏相信有命论，就会懈怠职守。平民相信有命论，就会荒废事业。官吏不理政事，国家社会就会混乱，农业生产耽误，人民就会贫穷。贫穷是政治混乱的根源。儒家把有命论作为教化的道理，是毒害天下人。
儒家所谓“命”，是人的智慧能力无可奈何的先天必然性。儒家宣扬人的现实遭遇由命运预先安排，非人力所能改变。孔子肯定天命对宇宙人生的决定作用。《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即自己道理能否实现，都是命中注定，人力不能抗争。
孔子肯定天命对宇宙、人生的决定作用。《论语·雍也》载，孔子学生冉耕生病，孔子探问，从窗外握着冉耕的手说：“要死了，这是命呀！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这就肯定人的疾病和死亡是命中注定。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弟子中，哪个好学？”孔子回答：“颜回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则没有这种人，再没有听到好学的人。”颜回31岁死，孔子说他命短。
《论语·颜渊》载，孔子学生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慎无差错，对人恭敬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君子何须忧愁无兄弟呢？”子夏听孔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儒家命定论的惯用语。
墨子运用矛盾律，揭露儒家自相矛盾。儒家宣扬命定论，认为贫富寿夭，全在天命安排，非人力所能改变，同时又提倡学习，等于承认学习可以改变命运，这是自相矛盾。墨子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冠也。”即是说教人学习，同时又坚持命定论，就像叫人用帽子包裹头发，却又要人把包裹头发的帽子取下来，荒谬悖理。
墨子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运用自身力量顽强奋斗，改变现状，达到理想目标。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值得继承弘扬。墨子认为，儒家宣扬命定论，是害人的懒汉哲学，足以懈怠意志，使人放弃奋斗，安于贫穷。
明李贽《墨子批选·非命上》批注说：“勤俭致富，不敢安命，今观勤俭之家自见。”他用当时社会实践中实际例证的亲身观察，证明了墨子“勤俭致富，不敢安命”思想的合理性。“勤俭致富，不敢安命”的致富策略，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用勤俭、理性和智慧，探索致富道路，渗透科学和人文精神，跟宿命论、机械论和流行的迷信思想划清界限，值得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