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卫国国君后裔，名公孙鞅，又名卫鞅。因被秦孝公封于商地（今陕西商洛市东南），后世多称为商鞅、商君。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早年便“好刑名之学”，受法家、兵家、杂家等各家思想影响较大，很早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因在魏国郁郁不得志，受秦孝公的求贤感召，去魏入秦。公元前359年，商鞅和秦孝公大臣甘龙、杜挚辩论，被秦孝公赏识重用。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实行连坐告奸制度，奖励军功，打击了传统宗室势力。商鞅变法对秦国的风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日趋强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是古代社会秩序的一次大变革，是对西周建立的礼制社会的挑战。由于变法损害了秦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得恩于众”，遭到以太子为首的宗室贵戚势力的反抗，商鞅被车裂而死，变法落幕。

《商君书》是一部集体的创作，由商鞅及其学派弟子在不同时期编纂成书，这一点可以从其体例的杂芜中得到反映。从体例看，有论辩体，也有法规条文；从风格论，有论辩色彩突出，语言棱角分明的，也有文采修辞轻松自然的。虽然如此，《商君书》整体上反映了商鞅的思想。今天，我们不必去严格地辨别《商君书》每篇文章的“真伪”，而是将其整体作为商鞅及其后学的思想反映。

《商君书》是秦国制度渊源的重要文献来源，具有较高的文献和思想价值。《商君书》的成书记载最早见于《韩非子》。《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后代对商鞅和商鞅变法的评价，受到太史公司马迁“刻薄寡恩”之说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定式，认为商鞅、韩非之说“残忍而无疑”。汉初贾谊等儒者对秦的灭亡进行了反思，把秦的速亡和法家“重罚”思想联系在一起，使得法家作为诸子之一渐趋沉寂。加之《商君书》不如《管子》《韩非子》全面、深厚，更加不受学者重视。在传统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人们对法家更多从消极意义上来评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法家类·小叙》所言：“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于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 意思是说，《商君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正面的治国借鉴，而在于其“刻薄寡恩”所带来的负面政治效果，可以起到对后世的警醒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对于《商君书》，历来学者用力甚少。在传播的过程中，字体缺谬，语句脱落，衍文增句，无所不有。清代严可均、俞樾、孙诒让等人先后为其理董，《商君书》的整理、注疏渐有成绩。20世纪初，王时润、朱师辙等人先后对《商君书》重加勘校，《商君书》的可读性进一步增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商鞅及其变法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杨宽、冯友兰、高亨、杨树达等学者，又从不同的角度对《商君书》进行了研究，成绩卓著。“文革”期间，“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大力提倡法家，批判儒家。应社会政治潮流的需要，一些单位组织了对法家著作的评注。如章诗同注《商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等。但是这一时期对《商君书》的注释评论受“评法批儒”的影响，是政治运动的产物。

改革开放后，《商君书》的译注回到了正常的学术轨道。张觉的《商君书全译》《商君书校注》，李存山的《商鞅评传》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代中国港台地区与日本关于《商君书》的译注，亦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贝远辰的《新译商君书》等，影响较大。

然而，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对于传统典籍现代运用的漠视，对原典的阅读减少等，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传承问题再一次受到全社会的关注。2017年1月25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就是明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依法治国，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加大了力度，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推进。在法治理论方面，建立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法治思想文化资源，便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在此背景下，重新译注《商君书》，对于加强法家文化的现代利用，纠正对法家认知的偏见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译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的三个版本为基础。这三个版本分别是：1974年出版的高亨的《商君书注译》，1986年出版的蒋礼鸿《商君书锥指》，2009年石磊的《商君书》的译注本。这三个版本各有所长：高亨先生立足于音韵、文字、训诂，以严谨的考证为基础，在总结吸收前人成就的同时，又能突破旧说，独出心裁，对《商君书》研究中历来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蒋礼鸿先生的《商君书锥指》是本书的重点参校之书。蒋礼鸿先生以严万里的校本为底本，更适合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蒋先生功底深厚，造诣精湛，其文引证广博，树一家之言，择善、匡谬、补阙、阐发，校勘文字，体察文势，纵横比较，解词释句，朴实允当。石磊先生的译著，在注释中通俗易懂，更贴近当代人的阅读习惯。我们采这三个版本所长，既考虑学术性，也十分关注注释的易读性。

本次译注，一是帮助读者读懂《商君书》，二是帮助读者理解文字背后的知识背景。比如，根据不同的话语环境，注重把字词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去认知。译文对《商君书》中的“民”，就是根据语境不同，或翻译为“民众”，或翻译为“民间”或者其他。在《说民》部分，用人方面不遵循法规定的八种情况，造成民间的力量胜过政令的力量，此时就要把“民”翻译为“民间”。

全球化时代，汉语翻译为其他语种广受重视，古汉语翻译为现代汉语则受到冷落，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这就需要有认真的态度，做扎实的工作。在《商君书》的译文过程中，把译文和现代生活有机结合，同时又不能违背原文含义，就成为译文时一个重要问题。以《说民》篇的这句话翻译为例：“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以前人们经常把这句话中的“国治”译为“治理国家”，我在翻译的时候则把它译为“国家治理”。表面上看，这只是顺序的颠倒而已，但是这一颠倒过来，其含义侧重点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治理国家，不言而喻，在商鞅时代，其主体是君主。而译为“国家治理”，更注重从治理的对象，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这个层面，我们认为，君主、法等都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要素。《商君书》的思想从整体上是为君主的统治服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商君书》也有超越时代的内涵。书中认为，国家的治理，不能完全遵循君主个人的意志，按照君主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要遵从法的规则。这一观点不仅在君主统治时代有重要意义，就是今天，在现代化治理中，如何处理法与权的关系方面，也是有现实价值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译文方面，今天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语言表达，我在翻译的时候就没有把它机械地进行翻译。比如“千乘之国”就没有机械地翻译为“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而是直接用了“千乘之国”。

《〈商君书〉译注》的独特之处，主要是在注释和译文基础上提炼问题，并结合实际进行的评述。比如，针对学界流行的把《商君书》看做是“弱民之术”“权谋之术”等，进行了澄清。在《去强》篇的译注过程中，作者对商鞅实行“弱民之术”的观点进行了辨析。在商鞅思想的民间社会传播过程中，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被认为是“弱民”之道。在译注的过程中，我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商鞅的《去强》篇的核心内容就是常识中所说的“弱民”之道。在评述的过程中，我认为，《商君书》中所说的“强”，实质是指不遵循法令的方式；强者，其主体是指不遵从法令的民众。弱则相反，是指遵从法令的方式，遵循法的原则。参考《商君书锥指》中有关解释：“民不从令曰强，从令曰弱。治国在去民之强。然去之以使民得强之道，则不足以去其强；惟以弱之之道，则强可去。” 《商君书锥指》这里对强弱的内涵的理解比较到位，不仅如此，蒋先生还从对国家的有利、不利的角度来解释强，认为强者，是那些不能为国所用的人。实际上我们看《商君书》的原文，强弱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从其实质的角度，从是否遵循法的规则角度论强弱。不同时代法的内容有质的不同，君主统治时代的法的宗旨和现代民主国家法的宗旨更是相去万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法的实行的角度，在法的遵从方面，二者又有共同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说《商君书》内容中有跨时代的内涵。《商君书》的原则性很强，这一原则就是法的原则。这是商鞅“弱民”的根本遵循。

倡导法治主义，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商鞅的宗旨。我在注解的时候也十分注重这一内涵的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对《商君书》中的任奸含义做了客观辩证的分析。《说民》篇认为，“别而规者，奸也”。也就是说，奸有两层含义，一是民众之间是有别的，是相互疏远的，二是规者，是说民众又是遵循规矩的，遵循法的规定的。民众之间相互疏远是和儒家倡导的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同的。儒家注重宗法血缘亲情，血缘伦理是儒家的基本伦理基础，在此基础上儒家发展出了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等道德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但是法家则不同。法家的伦理是建立在法的秩序和规则基础上的伦理。因此，他反对人与人之间因为血缘亲情而违反规则，相互遮掩，相互掩盖违背秩序的行为。因此，从积极意义上，法家所说的奸民是遵从法制秩序之民，用“奸民”，民就会遵守法制。任奸的含义中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隐瞒，因而要告发奸邪之行为，以保证正常的秩序。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血缘社会，血缘亲情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告奸行为虽然有强调秩序、规范的合理内涵，但是在现实的推进中往往会成为违背人情社会伦理的行为，从而容易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敌视、仇恨。

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商鞅所倡导的法治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质的区别。但是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中华法治文化的重要遗产。对商鞅的法治思想的批判和继承，有利于传统法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新时代的法治文化更加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