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6）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不仅有800余首抒情诗和众多的诗体小说、长诗、童话诗和诗体悲剧等，也有数十部（篇）小说作品。这些小说、散文作品不仅体现了普希金多面的文学天赋，而且同样也是普希金用来奠定俄国文学的巨大基石。没有留下这些小说作品的普希金，或许就很难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的散文创作稍晚于他的诗歌创作，保存至今的普希金的第一首诗作《致娜塔莉娅》作于1813年，而他流传下来的最早小说《娜坚卡》（未完成）则作于1819年。之后，普希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中才突然出现一个“散文高潮”。1827年，普希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未完成），之后他每年都进行小说创作，直到他去世的1837年。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外，还包括《戈柳希诺村的历史》（1830）、《别尔金小说集》（1831）、《罗斯拉夫列夫》（1831）、《杜勃罗夫斯基》（1832）、《黑桃皇后》（1833）、《基尔扎里》（1834）和《埃及之夜》（1835），以及这部《大尉的女儿》（1836）。

在19世纪上半期，以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作品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在整个欧洲都很流行，此类小说被大量译成俄文，引起广泛的阅读兴趣。这使得普希金强烈地感觉到，俄国必须有自己的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和《罗斯拉夫列夫》是普希金创作历史题材小说的两个尝试，但前者未完成，后者仅为一个短篇，于是，普希金在1833年决定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小说。一向关注祖国历史和农民问题的普希金，将目光投向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他写作俄国历史小说和反映农民起义这两大夙愿最终借助《大尉的女儿》的创作而同时得以实现。1833年1月31日，普希金为《大尉的女儿》拟定了最初的创作提纲。同年7至8月，普希金前去普加乔夫起义发生的地区旅行，广泛搜集相关资料。他搜集到的资料如此丰富，他的考证态度如此认真，竟然使得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撰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据说，在俄国的史学研究中，普希金的这部著作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1836年初，《大尉的女儿》终于完成。1836年10月25日，普希金在回答书刊审查官的询问时这样写道：“米罗诺娃姑娘的名字是杜撰的。我这部小说的基础是我听到的一个传说，说有一位军官背叛自己的义务，加入普加乔夫叛军，后由于他年迈父亲跪在女皇面前求情，终获女皇宽恕。正如您能看出的，小说与史实相距甚远。”在这里，普希金显然想以所谓“杜撰”色彩来使小说通过审查（但最终还是有一个章节被迫删去，见本书最后的“被删去的一章”），但他在此也道出了小说和历史著作的不同。小说中的普加乔夫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他与小说主人公的相遇和交往却是作者的想象；小说中的格里尼奥夫也有生活原型，即一位名叫施万维奇的俄国军官，他投靠普加乔夫，暴动失败后被流放西伯利亚。除此之外，小说中的内容大都为普希金的艺术构思。在这一点上，小说的题目是耐人寻味的：一部旨在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不仅没有以普加乔夫的名字来命名，甚至也没有“突出”贯穿整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格里尼奥夫，而将“大尉的女儿”玛莎放在标题上。作者似乎是在让读者通过棱镜的两次反射来观察普加乔夫的起义。这样的处理使得作者可以更为自由地对普加乔夫的性格进行塑造，可以将爱情的线索穿插进主人公与起义首领的交往过程，可以通过格里尼奥夫串联起两个阵营以及两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使小说的线索更加丰富，人物的命运充满更多的起伏。比如，作为小说原型的施万维奇在普希金的笔下就被一分为二，演化成“正面的”格里尼奥夫和“反面的”施瓦勃林这样两个角色。此外，普希金对普加乔夫的复杂情感在小说中也得到体现，小说作者无疑是欣赏普加乔夫的，因而写到了他的勇敢和剽悍、他的宽宏和感恩，以及民众对他的拥戴和他对统治者造成的巨大冲击；但是，普希金又不得不谴责他的残酷和犯上，不得不写他的失败和临刑。对普加乔夫的这种矛盾情感，反而使普希金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普加乔夫形象，而这样的情感是难以在冷静客观的历史著作中得到流露的。或许正是因此，普希金才在写作《普加乔夫史》的同时又创作了《大尉的女儿》，在“历史人物”的普加乔夫之后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形象”的普加乔夫。

小说以贵族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格里尼奥夫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开始。他还在娘胎时便在军中注册，从小随马夫萨维里奇长大，同时接受过一位法国家庭教师的教育。十七岁时他被父亲送入军中，来到奥伦堡的白山要塞。在老仆人萨维里奇的陪同下，已经是“近卫军中士”的格里尼奥夫踏上从军路。在奥伦堡附近，格里尼奥夫和萨维里奇遭遇暴风雪，一位“向导”把他们领到客栈，这位向导就是遭到官兵追捕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为了表示感谢，格里尼奥夫把自己的一件兔皮袄送给向导，还赏了他酒钱。白山要塞坐落在离奥伦堡四十里远的地方，格里尼奥夫来到这里，见要塞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村落，但要塞司令米罗诺夫大尉一家人却亲切可爱，要塞司令夫人就像操持家务一样管理着要塞。格里尼奥夫与米罗诺夫一家相处甚好，同时也阅读和写诗，他把自己写给“大尉的女儿”玛莎的诗拿给军官施瓦勃林看，却遭后者嘲笑，其实也在追求玛莎的施瓦勃林还嘲笑了大尉的女儿，两名贵族军官因此发生争吵，进行决斗，格里尼奥夫在决斗中负伤。玛莎终日照看负伤的格里尼奥夫，两人相爱。格里尼奥夫写信给父亲，要求父母准许他与玛莎成婚，可父亲拒绝这桩亲事，格里尼奥夫因此陷入痛苦。1773年10月初，米罗诺夫大尉接到一份密电，得知普加乔夫在亚伊克河流域发动叛乱，大尉着手备战。普加乔夫的部队来势凶猛，米罗诺夫大尉率众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要塞被攻占，施瓦勃林甘愿投敌，不愿投降的大尉夫妇被绞死，但格里尼奥夫却被普加乔夫赦免和释放，因为普加乔夫通过萨维里奇的哀求认出了这对主仆。格里尼奥夫在前往奥伦堡之前去神父家看望玛莎，两人依依惜别。普加乔夫派人送给格里尼奥夫一匹马和一件皮袄。奥伦堡同样遭到普加乔夫起义军的围困。格里尼奥夫接到玛莎来信，说施瓦勃林正强迫她嫁给他，格里尼奥夫心急如焚，带着萨维里奇连夜赶回要塞。他们在途中被叛军俘虏，格里尼奥夫与普加乔夫再次见面，格里尼奥夫说玛莎是自己的未婚妻，他要前去救她。普加乔夫让格里尼奥夫坐上自己的马车，两人一同前往白山要塞。这座要塞的主人此时已变成施瓦勃林，但普加乔夫伸张“正义”，帮助格里尼奥夫从施瓦勃林处解救出玛莎。两位有情人终于相见，并在普加乔夫的准许下离开要塞。格里尼奥夫让萨维里奇把孤女玛莎送往父母的庄园，自己则留在军中。普加乔夫暴动被镇压之后，格里尼奥夫由于“通敌”行为被捕，受到审判，将被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为了拯救格里尼奥夫，玛莎孤身一人来到皇城求情，在皇村的花园里她遇见一位端庄雍容的太太，这位太太原来就是女皇本人，听了玛莎的诉说之后，女皇下令赦免格里尼奥夫。当天，顾不得再看一眼都城，玛莎便启程返乡了……

普希金的小说与他的诗歌一样，最突出的风格就是“简朴和明晰”。《别尔金小说集》发表后，有人问普希金谁是别尔金，普希金回答道：“别管这个人是谁，小说就应该这样写：朴实，简洁，明晰。”在此之前的1822年，普希金在他的《论俄国散文》一文中就曾说过：“准确和简练，这就是散文的首要长处。”《大尉的女儿》无疑就是普希金这一小说美学的典型体现。结构和修辞上的简洁，句式和情绪上的明快，构成了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风格特征。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他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中对于《大尉的女儿》这样写道：“它的篇幅只有司各特小说平均长度的五分之一，其手法精确简约，虽说它比普希金任何一部小说都更开阔，更从容不迫。”他还将这部小说的风格定义为“简洁约略的幽默现实主义”。在关于《大尉的女儿》的评价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如“叙事的极简，赤裸的朴实之美”“故事的快速节奏，对历史和民俗学累赘、‘心理描写’、传记和风景的细节化之扬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这部小说“简朴和明晰”之总体特征的概括和说明。

《大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这既是因为它篇幅最大，结构最完整，作者对这部小说写作素材的搜集最为用心，写作时间持续最长，同时还因为，这部小说的题材最为重大，人物形象最为成功，它充分地体现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风格。这部小说最早发表于普希金自己创办的文学杂志《现代人》1836年第4期，这期杂志也是普希金生前编排的最后一期，《大尉的女儿》就是普希金留给人们的最后一份小说遗产。自那时起，这部小说被再版了无数次，并陆续被译成数十种外国语。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也是普希金的作品，乃至整个俄国文学作品中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作品，它被冠以《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的书名，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说到《大尉的女儿》的文学史意义，我们不妨引出几位伟大俄国作家和批评家给出的定论。别林斯基说：“《大尉的女儿》似乎就是散文中的《奥涅金》。”果戈理十分推崇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纯洁和自然”，并称它“无疑是俄国最好的叙事作品”。而同样以“简洁和朴实”为写作标准的契诃夫则在1888年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我的话也许不对，但是莱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更不用说其他诗人的散文，却显然证明了丰富的俄国诗歌与美文的亲缘关系。”米尔斯基断言：“除《叶夫盖尼·奥涅金》外，《大尉的女儿》是普希金唯一对后一时代产生强大影响的作品，因为它含有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之一切精髓。”将《大尉的女儿》等小说作品与普希金的诗歌作品并列在一起，便构成了高尔基所谓“一条诗歌与散文相互交融的光辉夺目的壮阔洪流”。

名誉要自小爱惜。

——民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