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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6）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不仅有800余首抒情诗和众多的诗体小说、长诗、童话诗和诗体悲剧等，也有数十部（篇）小说作品。这些小说、散文作品不仅体现了普希金多面的文学天赋，而且同样也是普希金用来奠定俄国文学的巨大基石。没有留下这些小说作品的普希金，或许就很难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的散文创作稍晚于他的诗歌创作，保存至今的普希金的第一首诗作《致娜塔莉娅》作于1813年，而他流传下来的最早小说《娜坚卡》（未完成）则作于1819年。之后，普希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中才突然出现一个“散文高潮”。1827年，普希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未完成），之后他每年都进行小说创作，直到他去世的1837年。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外，还包括《戈柳希诺村的历史》（1830）、《别尔金小说集》（1831）、《罗斯拉夫列夫》（1831）、《杜勃罗夫斯基》（1832）、《黑桃皇后》（1833）、《基尔扎里》（1834）和《埃及之夜》（1835），以及这部《大尉的女儿》（1836）。
在19世纪上半期，以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作品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在整个欧洲都很流行，此类小说被大量译成俄文，引起广泛的阅读兴趣。这使得普希金强烈地感觉到，俄国必须有自己的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和《罗斯拉夫列夫》是普希金创作历史题材小说的两个尝试，但前者未完成，后者仅为一个短篇，于是，普希金在1833年决定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小说。一向关注祖国历史和农民问题的普希金，将目光投向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他写作俄国历史小说和反映农民起义这两大夙愿最终借助《大尉的女儿》的创作而同时得以实现。1833年1月31日，普希金为《大尉的女儿》拟定了最初的创作提纲。同年7至8月，普希金前去普加乔夫起义发生的地区旅行，广泛搜集相关资料。他搜集到的资料如此丰富，他的考证态度如此认真，竟然使得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撰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据说，在俄国的史学研究中，普希金的这部著作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1836年初，《大尉的女儿》终于完成。1836年10月25日，普希金在回答书刊审查官的询问时这样写道：“米罗诺娃姑娘的名字是杜撰的。我这部小说的基础是我听到的一个传说，说有一位军官背叛自己的义务，加入普加乔夫叛军，后由于他年迈父亲跪在女皇面前求情，终获女皇宽恕。正如您能看出的，小说与史实相距甚远。”在这里，普希金显然想以所谓“杜撰”色彩来使小说通过审查（但最终还是有一个章节被迫删去，见本书最后的“被删去的一章”），但他在此也道出了小说和历史著作的不同。小说中的普加乔夫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他与小说主人公的相遇和交往却是作者的想象；小说中的格里尼奥夫也有生活原型，即一位名叫施万维奇的俄国军官，他投靠普加乔夫，暴动失败后被流放西伯利亚。除此之外，小说中的内容大都为普希金的艺术构思。在这一点上，小说的题目是耐人寻味的：一部旨在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不仅没有以普加乔夫的名字来命名，甚至也没有“突出”贯穿整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格里尼奥夫，而将“大尉的女儿”玛莎放在标题上。作者似乎是在让读者通过棱镜的两次反射来观察普加乔夫的起义。这样的处理使得作者可以更为自由地对普加乔夫的性格进行塑造，可以将爱情的线索穿插进主人公与起义首领的交往过程，可以通过格里尼奥夫串联起两个阵营以及两个阵营中的代表人物，使小说的线索更加丰富，人物的命运充满更多的起伏。比如，作为小说原型的施万维奇在普希金的笔下就被一分为二，演化成“正面的”格里尼奥夫和“反面的”施瓦勃林这样两个角色。此外，普希金对普加乔夫的复杂情感在小说中也得到体现，小说作者无疑是欣赏普加乔夫的，因而写到了他的勇敢和剽悍、他的宽宏和感恩，以及民众对他的拥戴和他对统治者造成的巨大冲击；但是，普希金又不得不谴责他的残酷和犯上，不得不写他的失败和临刑。对普加乔夫的这种矛盾情感，反而使普希金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普加乔夫形象，而这样的情感是难以在冷静客观的历史著作中得到流露的。或许正是因此，普希金才在写作《普加乔夫史》的同时又创作了《大尉的女儿》，在“历史人物”的普加乔夫之后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形象”的普加乔夫。
小说以贵族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格里尼奥夫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开始。他还在娘胎时便在军中注册，从小随马夫萨维里奇长大，同时接受过一位法国家庭教师的教育。十七岁时他被父亲送入军中，来到奥伦堡的白山要塞。在老仆人萨维里奇的陪同下，已经是“近卫军中士”的格里尼奥夫踏上从军路。在奥伦堡附近，格里尼奥夫和萨维里奇遭遇暴风雪，一位“向导”把他们领到客栈，这位向导就是遭到官兵追捕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为了表示感谢，格里尼奥夫把自己的一件兔皮袄送给向导，还赏了他酒钱。白山要塞坐落在离奥伦堡四十里远的地方，格里尼奥夫来到这里，见要塞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村落，但要塞司令米罗诺夫大尉一家人却亲切可爱，要塞司令夫人就像操持家务一样管理着要塞。格里尼奥夫与米罗诺夫一家相处甚好，同时也阅读和写诗，他把自己写给“大尉的女儿”玛莎的诗拿给军官施瓦勃林看，却遭后者嘲笑，其实也在追求玛莎的施瓦勃林还嘲笑了大尉的女儿，两名贵族军官因此发生争吵，进行决斗，格里尼奥夫在决斗中负伤。玛莎终日照看负伤的格里尼奥夫，两人相爱。格里尼奥夫写信给父亲，要求父母准许他与玛莎成婚，可父亲拒绝这桩亲事，格里尼奥夫因此陷入痛苦。1773年10月初，米罗诺夫大尉接到一份密电，得知普加乔夫在亚伊克河流域发动叛乱，大尉着手备战。普加乔夫的部队来势凶猛，米罗诺夫大尉率众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要塞被攻占，施瓦勃林甘愿投敌，不愿投降的大尉夫妇被绞死，但格里尼奥夫却被普加乔夫赦免和释放，因为普加乔夫通过萨维里奇的哀求认出了这对主仆。格里尼奥夫在前往奥伦堡之前去神父家看望玛莎，两人依依惜别。普加乔夫派人送给格里尼奥夫一匹马和一件皮袄。奥伦堡同样遭到普加乔夫起义军的围困。格里尼奥夫接到玛莎来信，说施瓦勃林正强迫她嫁给他，格里尼奥夫心急如焚，带着萨维里奇连夜赶回要塞。他们在途中被叛军俘虏，格里尼奥夫与普加乔夫再次见面，格里尼奥夫说玛莎是自己的未婚妻，他要前去救她。普加乔夫让格里尼奥夫坐上自己的马车，两人一同前往白山要塞。这座要塞的主人此时已变成施瓦勃林，但普加乔夫伸张“正义”，帮助格里尼奥夫从施瓦勃林处解救出玛莎。两位有情人终于相见，并在普加乔夫的准许下离开要塞。格里尼奥夫让萨维里奇把孤女玛莎送往父母的庄园，自己则留在军中。普加乔夫暴动被镇压之后，格里尼奥夫由于“通敌”行为被捕，受到审判，将被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为了拯救格里尼奥夫，玛莎孤身一人来到皇城求情，在皇村的花园里她遇见一位端庄雍容的太太，这位太太原来就是女皇本人，听了玛莎的诉说之后，女皇下令赦免格里尼奥夫。当天，顾不得再看一眼都城，玛莎便启程返乡了……
普希金的小说与他的诗歌一样，最突出的风格就是“简朴和明晰”。《别尔金小说集》发表后，有人问普希金谁是别尔金，普希金回答道：“别管这个人是谁，小说就应该这样写：朴实，简洁，明晰。”在此之前的1822年，普希金在他的《论俄国散文》一文中就曾说过：“准确和简练，这就是散文的首要长处。”《大尉的女儿》无疑就是普希金这一小说美学的典型体现。结构和修辞上的简洁，句式和情绪上的明快，构成了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风格特征。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他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中对于《大尉的女儿》这样写道：“它的篇幅只有司各特小说平均长度的五分之一，其手法精确简约，虽说它比普希金任何一部小说都更开阔，更从容不迫。”他还将这部小说的风格定义为“简洁约略的幽默现实主义”。在关于《大尉的女儿》的评价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如“叙事的极简，赤裸的朴实之美”“故事的快速节奏，对历史和民俗学累赘、‘心理描写’、传记和风景的细节化之扬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这部小说“简朴和明晰”之总体特征的概括和说明。
《大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这既是因为它篇幅最大，结构最完整，作者对这部小说写作素材的搜集最为用心，写作时间持续最长，同时还因为，这部小说的题材最为重大，人物形象最为成功，它充分地体现了普希金的小说创作风格。这部小说最早发表于普希金自己创办的文学杂志《现代人》1836年第4期，这期杂志也是普希金生前编排的最后一期，《大尉的女儿》就是普希金留给人们的最后一份小说遗产。自那时起，这部小说被再版了无数次，并陆续被译成数十种外国语。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也是普希金的作品，乃至整个俄国文学作品中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作品，它被冠以《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的书名，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说到《大尉的女儿》的文学史意义，我们不妨引出几位伟大俄国作家和批评家给出的定论。别林斯基说：“《大尉的女儿》似乎就是散文中的《奥涅金》。”果戈理十分推崇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纯洁和自然”，并称它“无疑是俄国最好的叙事作品”。而同样以“简洁和朴实”为写作标准的契诃夫则在1888年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我的话也许不对，但是莱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更不用说其他诗人的散文，却显然证明了丰富的俄国诗歌与美文的亲缘关系。”米尔斯基断言：“除《叶夫盖尼·奥涅金》外，《大尉的女儿》是普希金唯一对后一时代产生强大影响的作品，因为它含有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之一切精髓。”将《大尉的女儿》等小说作品与普希金的诗歌作品并列在一起，便构成了高尔基所谓“一条诗歌与散文相互交融的光辉夺目的壮阔洪流”。
名誉要自小爱惜。
——民谚
“他明天就会是个近卫军大尉。”
“没那个必要；让他先在军中混混。”
“说得好！就让他去受受苦……
……
但他的父亲是谁？”
——克尼亚什宁
我的父亲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时在米尼赫伯爵
的手下从军，后在17××年
以中校衔退役。此后，他一直住在他位于辛比尔斯克的田庄里，在那儿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Ю结了婚。我们家有过九个孩子。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很小时就夭折了。
当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蒙我们家的近亲、近卫军少校Б公爵的关照，以中士衔在谢苗诺夫军团注了册。万一母亲生下一个女儿，父亲就得去宣布那个不曾出现的中士的死亡，这样也就能把事情了结。在我完成学业之前，我一直算是在休假。那时，我们接受的不是现在这样的教育。五岁起，我就被交到马夫萨维里奇手上，他由于行为检点而被指定为我的男仆。在他的监督下，我十二岁时便认识了俄国文字，并能相当准确地判断一条猎狗的特性。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又为我雇了一个法国人，这位波普列先生是与够吃一年的葡萄酒和普罗旺斯橄榄油一同从莫斯科订购来的。萨维里奇很不喜欢波普列先生的到来。“谢天谢地，”他独自嘟囔道，“瞧这孩子干干净净的，吃得也好。干吗要花冤枉钱请这么个先生，好像自家的人都不顶用似的！”
波普列在法国原是个理发匠，后来去普鲁士当兵，后来又来到俄国，pour être outchitel
，虽说他对“教师”这个词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他是一个好小伙子，却极端轻浮、放荡。他的一个主要弱点就是对女性的热情；他经常由于自己的柔情而碰壁，碰壁之后便整日整夜地唉声叹气。除此之外，他也不是
酒瓶的敌人
（照他自己的说法），也就是说爱多喝几杯（照俄国的说法）。但是，由于我们家只在午饭时才给酒喝，而且只给一小杯，再加上给教师的酒又通常是漏斟的，所以，我的波普列很快就习惯了俄国的露酒，甚至开始认为俄国露酒比他祖国的葡萄酒更好喝，对胃更有好处。我们很快就厮混熟了，虽然按照合同他必须给我讲授
法文、德文及所有的学科
，但他却认为尽快在我这里学会用俄语聊天要更好一些，在此之后，我们两人便各行其是了。我们很投机地生活在一起。我不希望别样的老师。但是不久，命运就将我们分开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胖胖的、麻脸的洗衣姑娘巴拉什卡和瞎了一只眼睛的放牛姑娘阿库尼卡不约而同地跪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有软弱的罪过，并痛哭着控诉说，那位先生利用她们的无知诱惑了她们。母亲认为这事可不是儿戏，就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处理很简洁。他当即派人去叫那个法国流氓。仆人回答说，先生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我的房间。这时，波普列正躺在床上做着悠然的梦。我则在忙我自己的事。需要说明一下，家人曾从莫斯科为我订购来一张地图。这地图毫无用处地挂在墙上，那又宽又好的纸张早就被我看上了。我决定用它来做个风筝，此时，趁波普列在睡觉，我便干起了这件事。父亲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往好望角上接一根长长的风筝尾巴。看见我在做这样的地理练习，父亲便揪了我的耳朵，然后又奔向波普列，很不客气地叫醒他，抛过一阵责备。波普列惊慌失措之中想要坐起身来，可是他起不来：这个不幸的法国人喝得烂醉。新账老账一起算。父亲抓着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提起来，推出门外，当天便把他赶出家门，这使得萨维里奇无比高兴。我的教育也就这样结束了。
我过起纨绔少年的生活，整日里追追鸽子，和仆人的孩子们玩玩跳背游戏。不知不觉，我就过了十六岁。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秋天里的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蜜饯，我贪婪地盯着沸腾的糖浆。父亲坐在窗边读他每年都能得到一份的《宫廷年鉴》
。这本书总能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他每次读它都要带着一种特别的参与劲儿，而且，这种阅读总要引发他惊人的恼怒。母亲深知他的这个脾气，所以总想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远远的，于是，他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这本《宫廷年鉴》。然而，一旦他偶尔找到这本书，便会一连几个小时也不撒手。这天，父亲就在读《宫廷年鉴》，还不时耸耸肩，低声嘟囔道：“陆军中将！……他那时在我们连里只是个中士！……两枚俄国勋章的获得者！……难道我们早不就……”最后，父亲把《宫廷年鉴》摔在沙发上，陷入沉思，这副深思状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突然，他转身问母亲道：“阿芙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彼得鲁沙多大了？”
“已经快十七了，”母亲回答说，“彼得鲁沙出世那年，就是娜斯塔西娅·加拉西莫夫娜姑妈瞎了一只眼的那一年，当时还……”
“好，”父亲打断母亲的话头，“该让他去从军了。和姑娘们追打，掏鸽子窝，他也该玩够了。”
很快就要和我离别的念头吓着了母亲，她惊得连勺子都掉进锅里，泪水在她脸上流淌。我却和她相反，喜悦的心情简直难以言表。在我的心中，服役的概念是和自由的概念、和彼得堡自在生活的概念融会在一起的。我把自己想象为一位近卫军军官，我认为那便是人类幸福的顶峰。
父亲既不喜欢改变主意，也不喜欢拖延实施自己的主意。我的出发日期已定下。离家的前一天晚上，父亲说他想给我未来的首长写一封信，并吩咐拿来纸笔。
“别忘了，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母亲说，“替我向Б公爵问好；你就说，我希望他多多关照彼得鲁沙。”
“你胡扯些什么！”父亲皱着眉头说，“我干吗要给Б公爵写信？”
“你不是说你要给彼得鲁沙的首长写信吗？”
“是又怎么啦？”
“彼得鲁沙的首长就是Б公爵嘛。彼得鲁沙就是在谢苗诺夫军团注的册呀。”
“注册！他注没注册与我什么相干？彼得鲁沙要去的不是彼得堡。在彼得堡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去学习挥霍、浪荡？不，要让他到军队中去吃吃苦，闻闻火药味，那样才能成为一个士兵，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在近卫军注了册！他的证件在哪里？拿来我看看。”
母亲从她的箱子里找出我的证件，那证件和我受洗时穿的褂子放在一起，母亲用颤抖的手把证件交给父亲。父亲认真地读了那证件，然后把它摆在面前的桌子上，开始写起他的信来。
好奇心折磨着我：如果不去彼得堡，那么将把我派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那杆移动得相当缓慢的笔。终于，他写完信，把信和证件一同封在一个信封里，然后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为你写的这封信是写给安德列·卡尔洛维奇·P的，他是我的老战友、老朋友。你去奥伦堡吧，就在他手下服役。”
这样一来，我所有那些辉煌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等待我的将不是欢乐的彼得堡生活，而是荒凉、遥远之地无聊的戍边生活。一分钟前我还满怀喜悦地设想着的从军，此时却让我觉得是深重的不幸。但是，争辩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第二天早晨，一辆有篷马车驶到台阶前；一只箱子、一个装着茶具的食品箱和几个装着面包和馅饼的袋子被放到车上，这些东西是家庭宠爱的最后标志。父母为我祝福。父亲对我说道：“再见，彼得。你对谁宣了誓，就要忠诚为他服务：要听首长的话；但别去讨好他们；不要去抢什么差事；也不要推卸任务；你只要记住这样一句谚语——衣服要趁新爱护，名誉要自小爱惜。”母亲含着泪嘱咐我注重身体，并要萨维里奇好好照看孩子。家人给我穿了一件兔皮袄，外面又披了一件狐皮大衣。我和萨维里奇坐上马车出发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当天夜里，我就到了辛比尔斯克，我要在这里过一天，以便买些要用的东西。买东西的事托萨维里奇去办。我留在旅馆里。萨维里奇一大早就去了商店。看厌了窗外那条肮脏的胡同，我便在各个房间里随意走动。走进台球房，我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爷，他三十五岁左右，蓄着长长的黑色唇须，身披一件长衫，手里握一根台球杆，嘴里咬着烟斗。他和一个服务员在玩球，那位服务员如果赢了就能喝上一盅酒，如果输了就要四肢着地钻过台球桌。我看起他们的游戏来。随着游戏的延续，钻桌子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服务员终于瘫在台球桌下。那老爷向服务员说了几句类似悼词的尖刻话语，然后就邀我来一盘。我因为不会玩而拒绝了。看来，这使他感到很奇怪。他看了我一眼，似乎很遗憾；但是，我们还是交谈了起来。我得知，他名叫伊万·伊万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大尉，他来辛比尔斯克是为了招募新兵，他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祖林邀请我和他一起随便吃顿午饭，就像士兵那样。我愉快地同意了。我们坐到餐桌旁。祖林喝了很多酒，也劝我喝，并说必须习惯军旅作风；他给我讲了许多军中的艳闻奇事，逗得我差点儿笑破肚皮，离开餐桌时我们已经完全成了朋友。这时，他提议要教我玩台球。“玩台球，”他说，“对我们军人弟兄来说可是少不了的。比如说，你行军来到一个小地方，你干什么好呢？又不能老是去揍犹太人。没办法，你只能去旅馆玩玩台球；因此，必须学会打台球！”我完全被他说服，便一心一意地学了起来。祖林高声夸奖我，对我的飞速进步惊叹不已，几番演练之后，他建议和我来赌钱的，一个铜币一局，不是为了赢钱，而是为了别白玩，照他的话说，白玩是一种最恶劣的习惯。我同意了，祖林吩咐拿果酒来，劝我尝一尝，并反复强调说，我必须习惯军旅生活，要是没有酒，那还叫什么军旅生活呢！我听了他的话。与此同时，我们的赌局在继续。我端酒杯的次数越多，胆子便越大。我打出的球不时飞出台面；我火了，骂服务员，天知道那个服务员是怎么记的分，我下的赌注越来越大，一句话，我的举止就像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孩子。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祖林看了看表，然后放下球杆，对我宣布道，我输给他一百卢布。这使我感到有些难堪。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我请他原谅。祖林打断我的话：“没事！你请放心。我可以等一等，现在，我们去阿里努什卡那里吧。”
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天晚上，我和白天一样过得很放荡。我们在阿里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祖林不时给我斟酒，反复劝我要习惯军旅生活。离开餐桌时，我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了；深夜，祖林把我送回旅馆。
萨维里奇在台阶上接我。见到我热心军旅生活的显著成果之后，他叹息了一声。“少爷，你这是怎么啦？”他抱怨道，“你在哪儿灌成这个样子？天哪！这样的作孽我可是从来也没见到过呀！”“住口，老家伙！”我口齿不清地答道，“看来你倒是醉了，我要去睡觉……你帮我收拾一下。”
第二天我头昏脑涨地醒来，朦胧地记起昨天发生的事。萨维里奇端着一杯茶走进房间来，打断了我的思路。“太早了，彼得·安德列伊奇，”他摇晃着脑袋说道，“你放荡得太早了。你像谁呢？我记得，你父亲、你爷爷都从来没有喝醉过；你母亲就更不用说了：自打生下来，除了克瓦斯她什么也没喝过。这都是谁的罪过呢？就是那个该死的先生。他时不时跑到安季别夫娜那里去：‘太太，来点儿酒吧。’现在，你也这样‘来点儿酒’了！没说的，这都是那个狗崽子教出的好事。非要雇个异教徒来教孩子，好像老爷家里就没有自己人似的！”
我很惭愧。我背转过身，对他说：“你走吧，萨维里奇；我不想喝茶。”但是，萨维里奇一旦开始说教，就很难叫他停下来。“你看看，彼得·安德列伊奇，这样放荡有什么好处？脑袋痛，饭也不想吃。一个醉鬼什么事也干不了……喝一点儿加蜜的酸黄瓜汤吧，最好还是喝半杯果酒。你说呢？”
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走进屋来，把伊·伊·祖林的一张字条交给我。我展开字条，读到下面几行字：
亲爱的彼得·安德列耶维奇，请把你昨天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这个男孩带给我。我急等着钱用。
甘愿为你效劳的
伊万·祖林
毫无办法。我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转向萨维里奇，
我的钱财、服装和一切事务的监管者
，命他给这个男孩一百卢布。“什么！为啥？”吃惊的萨维里奇问道。“我欠他的钱。”我尽量淡然地回答。“欠钱！”萨维里奇越来越惊奇了，“少爷，你什么时候欠下的账？这事有些不对劲。随你怎么办，钱我是不会给的。”
我想，如果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制伏这个固执的老头，往后便很难摆脱他的管束了，于是我傲慢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愿意输。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没叫你做的事你就别做。”
萨维里奇被我的话惊呆了，他两手一拍，僵在那里。“你还傻站着干吗？”我生气地喊道。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德列伊奇少爷，”他声音颤抖地说道，“你别让我愁死了。我的宝贝啊！听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吧：你给这个强盗写个条子，就说你是闹着玩的，我们没那么多的钱。一百卢布！我仁慈的上帝啊！你说，你父母一直绝对不让你赌博，除非是赌核桃的……”“别胡扯了，”我严厉地打断他的话，“快把钱拿来，要不我就掐着脖子把你赶出去。”
萨维里奇带着深深的忧伤看了我一眼，便去偿还我的债务。我很同情这个可怜的老人；但是我想赢得自由，证明我已不再是个小孩子。钱交到祖林的手上。萨维里奇想尽快把我带出这家该死的旅馆。他进来通报说，马已经套好。怀着良心上的不安，带着默默的忏悔之意，我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去和我的那位老师告别，也没有去想往后还能否再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