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1世纪初启动以来，已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及其灿烂遗产，在提升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价值。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和相关自然科学在内的20多个学科，神话学也有幸参与其中，在打造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探寻中华民族崛起的文明密码方面具有特殊价值。

但神话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程度还不够深广，迄今为止该工程主要成果的形成还大多依靠考古研究，所得出的重要论断也主要来自考古发现，明显存在“轻视文明起源的人文要素的倾向” 。本书认为，应该重视中华创世神话在中华早期文明探索中的重要价值，因为“神话是人文的第一缕曙光，是文化的源头。举凡宗教信仰、历史传统、禁忌法律、社会规范以及艺术审美等，所有社会群体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都是来源于神话，来源于以神话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与考古学或其他学科相比，神话学的研究更可以揭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本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因此，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应该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问题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创世神话与原始神话不同，它是最高级的神话形式，是在文明社会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理想和生活传统的总结与展望，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承启意义，且具有内部自我认同与外部文明传播的功能。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创世神话在国家文明产生初期的传承史。

与我们今日将夏商周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王朝不同，夏商周曾以早期部族的形式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同时存在过。夏启建国时，商族和周族都是夏王治下的重要族群，两族首领分别担任过夏朝的水官和农官。商汤伐夏后，失去政权的夏王后裔被封到杞地，成为杞人。商王武丁时期，周族臣服于商朝。武王克殷后，封禹的后人东楼公于杞，并将商王后裔封于宋地，周时的杞国和宋国分别是古老的夏王与商王的遗裔。灭国而不灭祀，允许亡国之君的后人保留一块土地继续祭祀他们的祖先，这种做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祖先神话的继承使诸侯伐天子的“逆取”行为合法化。商人曾将其始祖神帝喾树立为最高神上帝，武王伐纣后，周人建构了帝喾四子神话，讲述了帝喾正妃姜原生周始祖后稷，次妃简狄生商始祖契的神话，不仅将周人也建构为帝喾的后代，且赋予周始祖嫡子身份，强调了周代商的合法性。

商汤伐夏桀后，为证明统治的合法性，也曾继承过夏祖的神话与信仰。比如《诗经·长发》是殷商后裔祭祀先祖的乐歌，乐歌的第一部分却歌颂了夏祖大禹的功绩。又如商代以夏社为商社。夏社是夏人祭神的宗庙祭坛，古人常将社视为国家象征，有“江山社稷”一词。商朝沿用夏社象征着商对夏文化传统的继承，后来代商的周也沿用了夏社。虽然早期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经历了夏商周三朝的更替，但通过对前朝神话与信仰的继承，夏商周实现了思想文化上的一体化，中华早期文明传统由此得到了延续、巩固与深化，而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创世神话也实质上成了国家叙事。

同时，祖先神们的文化英雄身份和事迹也因夏商周时期文化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得到了强化，反复被讲述的此方面神话比如造车神话将黄帝塑造发明交通工具的文化英雄，作旃冕叙事又将他塑造为发明服饰的文化英雄。祖先神身兼文化英雄叙事的产生，是早期中国重视文化科技的表现，而文化科技的发展无疑能为民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因此大量文化英雄叙事中寄托着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在作为国家叙事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创世神话所表达的向往也逐渐成为早期中国人的集体认同，成为民族理想。

当然，中华创世神话所表达的民族理想是多方面的，有些神话表达了政治理想，比如孔子从帝尧选贤与能、尧舜禅让等神话中总结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有些神话表达了生命安全理想，比如神农辨尝百草神话诞生于瘟疫肆虐的早期社会，反映了先民探索医药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先民努力求生的顽强意志和对生命安全的强烈渴望；有些神话表达了探索自然的理想，比如夸父追日神话诞生于观测太阳运行轨迹的早期探索中，反映了先民为掌握太阳运行规律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现了先民对自然知识的无限渴望和征服宇宙的远大理想。

夏商周相继的神话传统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延续，并且客观上促进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也在各族群的深入交融中推动了民族精神的凝聚。

秦始皇建立的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由于郡县制的推行，王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但也因破坏了分封制而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激烈反抗。对此，秦始皇不仅采取了众所周知的军事镇压、焚书坑儒等措施，也遵循了神话与信仰传统，试图从族群和文化心理上进行安抚。相传，秦始皇曾在九嶷山遥祭帝舜，又亲自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这些行为与秦始祖神话密切相关。中华创世神话诸神大约在先秦时期被各诸侯分别认作祖先神，秦王将五帝之一的颛顼奉为祖先。相传，颛顼有一位女性后代名为女脩，女脩吃了一颗从天而降的玄鸟蛋后生下儿子大业。大业生子大费，就是秦始祖。大费又名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赐姓嬴。《大戴礼》《史记》等文献记录了舜、禹皆为颛顼后代的神话，也就是说，舜、禹、秦始祖大费有相同的祖先，由此，秦始皇就与舜、禹产生了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夏商周三代都将夏祖大禹奉为祖先神，秦始皇对舜、禹的祭祀本质上就是通过传承神话传统寻求文化认同的行为。

虽然秦始皇的努力并未奏效，但他颁布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政令促进了各地、各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大一统的汉帝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从刘邦到刘彻，西汉政权其实并不安稳，不仅北有匈奴，南部也有曾起过异心，如与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勾结的百越。虽然武帝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从军事上完成了肃清北部边境与统一东南沿海的重任，但大一统的帝国更需要大一统的主体精神，使各地、各族民众都能找到归属感。五帝神话在促进民族融合，建构民族主体精神方面起到了不能忽视的重要作用。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综合五帝神话的文献记录与口头叙事的集大成之作，既是对先秦五帝神话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新审视和文明源头的建构。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确立为中华历史的起点，虽是司马迁出于极强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建构，但也具有相当深广的历史基础与群众基础。

西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汉族于此时由早期族群融合而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在此时奠定。民族的形成有诸多标志，包括民族精神的凝聚，而在早期族群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创世神话叙事，成为表达和传承民族精神的最重要工具。中华创世神话所表达的民族精神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如女娲补天、燧人取火等神话集中体现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尧舜以德治国、选贤禅让等神话集中体现了厚德载物、止于至善的精神，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集中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传统精神内涵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如何估量都不为过的时代价值与现实价值。

可见，中华创世神话不仅对自然和人类起源进行了解释，也对早期社会关系的产生进行了追溯，并对国家的产生和治理规则进行了建构，最终成为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文明精神性、符号化和思维模式的源头，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研究对象。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对中华创世神话的忽视影响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部分特质的正确认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众所周知，重视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其实它同样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总书记强调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女娲神话讲述的制陶与冶金技术的发生，女娲伏羲神话讲述的婚姻制度的诞生，燧人氏神话讲述的早期天文观测技术和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神农氏神话讲述的中草药的发现等等，说明制度创新是中华文明的长处，科技创新是中华文明的传统。可以说，创新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彼此契合的重点之一。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华创世神话，本书按照神话叙事的时间顺序，选取了十则在中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创世神话，以展示中华创世神话如何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中华文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