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自助餐

1

在英军征服雅法几天后，约瑟夫·埃利亚胡·什鲁什（Yosef Eliahu Shlush）找到了英国军事总督。什鲁什是一个承包商和建筑材料商，是雅法城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也是特拉维夫的创始人之一。在土耳其人对该城居民实施驱逐政策期间，什鲁什一家曾在撒马利亚的一个阿拉伯小村庄凯夫尔·杰马勒（Kafr Jamal）避难，他们在当地受到了热情接待。到达那里之后的某一天，什鲁什的母亲去世了，他想给她买一块墓地。村里的长者们告诉他，他可以随意地把母亲埋在那里，但他们不会把地卖给他。在他的回忆录中，什鲁什描述了整个对话的过程，不禁让人想起亚伯拉罕在购买麦比拉洞（Makhpela，即亚伯拉罕的墓地，位于希伯伦）时与赫梯人以弗仑（Efron）讨价还价的故事。亚伯拉罕说服赫梯人以四百谢克尔银子的价格将山洞卖给了他，而什鲁什则以四十土耳其梅吉迪（mejidi）的价钱买下了他母亲的墓地。

现在，什鲁什想把他母亲的尸体转移到雅法的犹太人墓地，而这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战争仍在进行中，艾伦比和他的士兵正准备前往大马士革，并在途中征服巴勒斯坦北部地区。让整座城市恢复和平时期的正常生活并不容易，什鲁什所提出的要求是对军政府维持市政服务正常运转的考验。

军队顺利批准了什鲁什的请求。他被叫到卫生部接受政府医生的指示。第二天，他获准与两名医生（一名普通医生和一名军医）一起前往凯夫尔·杰马勒。他带了两口棺材，一个木制的，另一个锌制的。随行的还有一名金属工和十名劳工。他们全都住在村里。当他们打开坟墓时，发现尸体虽然已经安葬了十个月，但却保存得很好。劳工们先将尸体转移到锌棺中，然后将锌棺放入木棺中。金属工匠封好棺材，医生填写了必要的表格，尸体便被重新安葬在雅法，这一切都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规定。当地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均没有改变，一切都是按照战争法的规定进行的。 ¹

英国人给安东尼奥·德·巴洛巴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在一片简单的营地里统治着整个国家——说起来只有几个大帐篷，并配有供电设备和电话。艾伦比邀请他共进午餐，并向他解释英国人的管理体系。这是一套成熟的英国殖民体系：除了最高指挥官艾伦比，另有一名首席政治官员和一名财务顾问。向艾伦比汇报工作的还有一名参谋长，参谋长之下设有一名首席行政官（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后者管理各个部门：总务、财政、贸易、卫生、法律、警察和公共工程。英国人还任命了区长和助理区长。起初，军队保留了奥斯曼帝国现有的行政区划，各地方政府也保持不变。中央行政总部仍设在埃及，但后来，在巴勒斯坦也成立了一个总指挥部，位于雅法东南部拉姆拉附近的比尔·萨利姆（Bir Salim）。 ² 艾伦比和他的两名高级军官乘坐劳斯莱斯在全国各地巡视，准将们配有沃克斯豪尔（Vauxhalls），上校们的坐骑是桑比姆（Sunbeams），其余的行政官员则共用一支由14辆福特棚车（Boxcars）组成的车队。

艾伦比给客人提供了大量的香肠，甜点有各式各样叫不上名字的布丁。可席间却没有侍者——用餐者得站起来，自己从帐篷一端的一张大桌子上取食。巴洛巴伯爵惊讶之余又有些不满，他注意到英国人把这种用餐方式称为“自助餐”（self-service）。 ³

与此同时，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员正幻想着建立一个由犹太总统领导的临时政府，其权力将类似于英国殖民地的高级专员。他们准备了一份关于该提案的工作文件，虽然文件是用英文撰写的，但作者却给他们的犹太总统起了一个犹太名——“纳西”（Nasi），这是一个能追溯到《圣经》和《塔木德》的希伯来语单词。他们设想在“纳西”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行政委员会，管理国库，另设通信、公共工程、移民与定居、贸易与工业、司法等部门。此外，还有一个内政办公室，它负责监督警察部队——一支由犹太人组成的警察部队。

该文件涉及了相当多的细节，但完全忽略了《贝尔福宣言》中精心加入的有关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社群的限定条件。犹太总统将治理整个巴勒斯坦，英国军队则要告诉当地居民，这个国家从此以后将是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者提议，由哈伊姆·魏茨曼率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巴勒斯坦，以辅助英军的工作。 ⁴

2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巴洛巴领事向新任军事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介绍了耶路撒冷的情况。战争前夕，该城有80 000—85 000名居民，而到1917年底，只剩50 000—55 000名居民。其中大约有27 000名犹太人，是战前人口的一半。劫掠已经停止，面包店也已开张，但仍有人死于饥饿。过去，食物是从约旦河以东的地区运来的，但上述地区尚处于土耳其人的控制下，他们切断了供应路线。大量的难民开始涌入城市，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疟疾、沙眼和其他疾病在城中肆虐，医院里人满为患，药品和医疗设备严重短缺。“几乎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埃德温·塞缪尔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从摩西五经的意义上来说——海与天还没有分开，土地也没有分开。” ⁵

三千名无家可归的犹太儿童在街上游荡，还有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孤儿。当地男孩向英国士兵出售违禁的酒精饮料，当地女孩则沦为妓女。性病很快在城市中蔓延。“当人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心痛不已。”哈伊姆·魏茨曼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冬天非常寒冷，到处都缺少燃料和取暖用的木材。只有收藏家才会对土耳其纸币表现出兴趣，而被英国人宣布为法定货币的埃及纸币还没有赢得公众的信任。 ^[1] 学校和银行都关门了，也没有邮政服务，英国人很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罗纳德·斯托尔斯刚到城里，就在法斯特酒店的大厅里碰到了一个熟人，并从他那里听说“耶路撒冷唯一可以忍受的地方就是澡堂和床”。然而，实际上，在整个大英帝国的统辖范围内，没有比耶路撒冷总督更诱人的职位了，斯托尔斯带着“狂热的欣喜”接受了这个任命，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深深的热情”。耶路撒冷是“一场伟大的冒险”，他在给赫伯特·塞缪尔的信中写道。斯托尔斯喜欢用红色或绿色的笔来书写信件。 ⁷ 他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便解决了这座城市最紧迫的一些问题。 ⁸

领事巴洛巴向斯托尔斯讲述了前土耳其政府高层人士的八卦新闻，并允许斯托尔斯阅读他的日记。两人发现了一个为双方所共同怀念的事物，那就是在开罗施普赫尔德酒店（Shepheard's Hotel）的牡蛎。这两人的天性也都很容易被耶路撒冷城内的政治所吸引，它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包含在两三条城市街道内，却又如此国际化、强烈、不受控制、激动人心。斯托尔斯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对城里的人、信仰及其风气都很感兴趣。他在耶路撒冷发现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几十个分支。这些人都穿着精致的长袍和华丽的头巾，共同出演了一台由一连串的誓约与背叛、虔诚与腐败构成的大戏。斯托尔斯好奇心极强，善于交际，他沉醉于在当地的政治中，并把它当作一盘私人棋局。他还在耶路撒冷组织了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并很精明地让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在他们的第一盘棋中击败了自己。 ⁹

斯托尔斯毕业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他聪明、机智、傲慢、狡猾、愤世嫉俗，还很势利。他是阿谀奉承和阴谋诡计的高手，对于讽刺和怪诞的事物有着很强的鉴赏力。他是一个狂热的读者，随时都能引经据典，并能流利地说几种语言，其中包括阿拉伯语。此外，他还懂一些希伯来语。他听古典音乐，对建筑感兴趣。斯托尔斯常让人感觉很遥远，甚至是高高在上，他倾向于把人们当作罕见的昆虫一般来观察，同时考虑他们是否值得关注，以便将其做成标本并添加到他的收藏之中。他为人十分自我，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他把自己和耶路撒冷联系在一起，仿佛他就是这座城市的皇帝，而耶路撒冷则是世界的中心。作为总督，他安排了对美国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的采访，访问了意大利国王，并两次受到教皇的接见。在其中的一次会面中，教皇穿着金鞋，斯托尔斯立马便流露出了鄙夷的眼神。教皇关切地问起了有关耶路撒冷的妓女的情况。斯托尔斯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可能还相当享受这一过程。他说，国王陛下的政府正在尽力净化圣城。 ^[2] 但该怎么办呢？他问教皇。即使是一座圣城也有它的需要，不可能完全被清理干净。

在他的任期之初，斯托尔斯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并以一种开明专制者的身份进行统治，不受任何公共机构的监督——当时没有法院，也没有报纸。他后来将自己最初的几个月描述为“一种纯真的状态。” ¹¹ 就像一千九百年前统治了该地的希律大帝一样，斯托尔斯将他的审美品味强加于耶路撒冷。他倾向于用精神的、浪漫的和极其保守的方式来看待这座城市。老城受到了保护，被绿化带包围着，仿佛它是一件罕见的博物馆藏品。 ¹² 为了维护城市的外观，他禁止使用各种建筑材料，限制人们只能用当地的石灰石。

斯托尔斯永远不会原谅土耳其人允许耶路撒冷的商人沿着老城城墙摆摊。要除掉这些摊位很困难，但他一定要拆掉奥斯曼帝国建在城墙上的花哨的钟楼。他成立的“亲耶路撒冷协会”出资修缮了城墙和圆顶清真寺，并在城里安装了路灯。这个协会是他的骄傲，也是他快乐的来源，他时常会到海外为其筹款。该协会请来了许多工匠，其中包括地毯编织者、玻璃吹制者和陶艺家，这使老城有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民俗魅力。该协会还向亚美尼亚的陶艺家订购了路标。 ¹³

斯托尔斯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力和历史推测，积极地为街道命名。不管是萨拉赫丁街、唐克雷德街、苏莱曼大帝街、圣弗朗西斯街还是艾伦比广场，这些都是他的杰作。街道命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具有国际影响，斯托尔斯觉得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当他为自己建立的音乐学校命名的时候，这一事件在政治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所学校的名誉司库是巴洛巴领事，而斯托尔斯本人则是校长。他仔细记录了这个项目在外交方面的情况。犹太人似乎想把它命名为“盎格鲁—犹太学校”，并反对斯托尔斯的建议，即在董事会中囊括穆斯林代表。斯托尔斯校长下令将学校简单地称为耶路撒冷学校，并确保董事会中有一名穆斯林成员。同样，他对其他文化事业也很感兴趣。他成立了一家俄罗斯修女合唱团，还亲自指挥该团表演了瓦格纳作品《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中的选段。他还在当地组织了一支男子足球队。副总督哈里·卢克（Harry Luke）称他为“文化罗宾汉”。 ¹⁴

斯托尔斯手下的军政府官员大多都参加过战争，这些人要么是不想回家，要么是无家可回。战争塑造了他们，并成为了他们的家，别无其他。普通平民生活的循规蹈矩让他们感到反感。宪兵成员、后来担任耶路撒冷警察局局长的道格拉斯·达夫（Douglas Duff）写道，许多人经过前线的经历后根本就坐不住了。他把这些士兵形容为“失落的军团”，而他就是其中之一。战争期间，他曾当过水手，之后曾考虑过加入修道院，但他又无法适应修道院的生活，于是便加入了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在爱尔兰，他了解到了内战的真实情况。他写道：“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¹⁵ 但这是他唯一的职业经历，他不想浪费掉这段履历。他指出：“达夫家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几乎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陆军和海军中都服役过。”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司令，他鼓励达夫追随祖先们的脚步，所以他来到了巴勒斯坦。

当罗纳德·斯托尔斯调查手下工作人员的背景时，他发现他们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但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却参差不齐。他手下有“一位仰光某银行的出纳员、一位演员经纪人、两名来自托马斯·库克（Thos．Cook）旅行社的助手、一位画商、一位军队教练、一位小丑、一位土地估价师、一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bo'sun）、一位格拉斯哥的蒸馏师、一位风琴师、一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位建筑师、一位伦敦邮政的低级官员、一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位校长和一位传教士。” ^[3] 他们都没有接受过公共管理方面的培训。

尽管如此，在军政府的指挥官中，有几个人有着多年的处理殖民事务的经验，他们大部分的经验都源自埃及。首席行政官阿瑟·威格拉姆·莫尼（Arthur Wigram Money）在帝国的殖民体系中工作了三十年，其中有二十多年在中东，后来来到巴勒斯坦。斯托尔斯本人三十九岁，曾在开罗工作。他的副手哈里·卢克三十六岁，曾在塞拉利昂、巴巴多斯和塞浦路斯任职。

后来接替斯托尔斯的爱德华·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也给军政府带来了殖民经验。17岁时，他就开始在伦敦当银行职员，银行把他派到孟买的一家分行。三年后，他回到了英国。他先后结婚、生子，并在曼彻斯特当会计。战争爆发后，他自愿参军，并参加了失败的加利波利战役。之后，他被任命为苏丹一个偏远地区的总督。那里每天都没什么事，基思–罗奇感到很无聊。有一次，他判处一个杀人犯死刑，但要等几个月后才能获准执行判决。在此期间，他与犯人建立了友好关系，然而，当死刑许可到达时，基思–罗奇却亲自将他绞死。他在当地感到十分孤独。为了应对孤独，他会阅读《圣经》，但他仍然非常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已经有四年没有见到他们了。当他听说巴勒斯坦被征服时，他要求调职。当时他三十五岁，正在寻找事业和发展的机会。 ¹⁷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21岁的詹姆斯·H．H.波洛克（James H．H．Pollock）是利兹大学的学生，他加入了爱尔兰皇家步枪团伦敦分团。在步枪团服役期间他曾受过伤，之后被调往埃及。当时他的军衔是上尉。他在巴勒斯坦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军事管理部门临时任职，负责签发出境签证。此时，波洛克尚未决定到底是留在巴勒斯坦，还是回爱尔兰管理家族企业。最后，他“接手了一个区”，并选择留下：他看好在殖民地管理体系内的职业发展前景，这里升迁很快，薪水也很高。在给父亲的信中，波洛克谈到了士兵难以适应和平世界的困境。他想知道国内的政治家对巴勒斯坦有什么打算。他发现他们的政策“完全不可理解”，不知道他们会把世界引向何方。 ¹⁸

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相互矛盾的命令有时会令军政府的人感到为难，这其中便包括伦敦的文官在不了解实地状况的情况下所突然下达的指示。因此，军方很讨厌文官。“士兵们在6个月内创造了一个国家，文官却能在两年内毁了它，”他们引用一位将军的话说道。 ¹⁹ 大多数人只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停留很短的时间，而大量的人员流动使其很难建立一个运行良好且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士兵们发现彼此之间很难相处，而且从未就清晰的权限划分达成一致。

3

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提出要向巴勒斯坦派遣一个犹太代表团，这一建议最终被英国政府所接受，但任命一名犹太“纳西”的建议却没有被接受。英国人只同意该代表团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在犹太社群和英国代表之间进行联络。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感到失望。这种互动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的关系——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也总是觉得他们被许诺的东西不能兑现。有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么做只是为了作秀，因为总的来说，他们的许多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军队、对民族家园的支持，以及上面提到的代表团。由哈伊姆·魏茨曼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巴勒斯坦停留了三年半。按照魏茨曼的说法，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本应类似于大使馆，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很快就把它当作政府来运作。该委员会经常与英国军方行政部门展开合作，但事情的性质决定了这两个机构将陷入经常性的权力斗争。

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与犹太军团和《贝尔福宣言》的命运相似：伦敦政府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的意愿再次遭到反对。反对意见来自军方和那些警告委员会的成立可能会引起阿拉伯人动乱的人。政府的摇摆不定相当于是让哈伊姆·魏茨曼手中拿着一顶崭新的高顶礼帽，却无处可戴。

魏茨曼用一种吸引人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故事。委员会出发前，魏茨曼获准觐见英王乔治五世——这是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给予承诺、善意和尊重的又一表现。魏茨曼特意为这次会面购买了一顶礼帽。按照之前的安排，他先到外交部报到。在那里，魏茨曼发现了一脸慌张的马克·赛克斯爵士，他的脸上写满了歉意。赛克斯刚刚收到来自开罗的电报，英国官员在电报中报告说，阿拉伯人开始提出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了。赛克斯认为双方最好取消这次会面。

魏茨曼坚持要按照约定与国王见面。他后来把这场争论描述为“激烈的，有时是痛苦的”，但他认为坚持会见是原则和礼节问题。就像在许多场合一样，魏茨曼威胁说，制造丑闻是他唯一的武器。如果不接受采访，委员会就不会启程前往巴勒斯坦。马克爵士已经尽力了。争论持续了很久，两人站在外交部的走廊里。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看到了楼梯上的贝尔福勋爵，于是同意将此事交由他来定夺。赛克斯建议由魏茨曼向外交大臣提出争议，魏茨曼一如既往地精明，他反过来要求由赛克斯提出争议。赛克斯照做了。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魏茨曼在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 Ormsby-Gore）少校的陪同下，手持礼帽，等待裁决。奥姆斯比–戈尔是保守党议员，后来担任殖民部大臣，他曾帮助起草了《贝尔福宣言》。如今，他受命陪同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前往巴勒斯坦，并担任巴勒斯坦军政府的联络官。

贝尔福决定会面照常进行，但与此同时，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贝尔福打电话给白金汉宫，为让国王陛下久等而道歉。他说，迟到是他的错，因为他到办公室晚了。国王并没有生气，他又一次批准了会面。贝尔福总是迟到，国王对魏茨曼说道。

当英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继续留在巴勒斯坦，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接受国际联盟的委托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便成立了，而且是在英国前线军人的反对声中成立的。这再一次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力量和哈伊姆·魏茨曼在伦敦的影响力。

魏茨曼组织了一个很奇怪的团队。委员会最初的六名成员代表了英国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犹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俄国和荷兰犹太人的代表也加入了进来。到巴勒斯坦之后，泽维·贾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之中，他的角色介于委员会的官方发言人和联络官之间。 ²⁰ 贾博廷斯基是犹太军团成立的幕后推手之一，他是俄罗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记者、作家、翻译家和演说家。当他还在俄国的时候，他就组织了民兵来保卫敖德萨的犹太人。1903年，基希讷乌（Kishinev）发生了“屠犹”事件，贾博廷斯基立即赶到了基希讷乌，并报道了这一臭名昭著的事件。他在那里遇到了希伯来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他后来将比亚利克关于屠犹事件的伟大希伯来诗歌《屠杀之城》翻译成了俄文。 ^[4]

作为委员会的负责人，魏茨曼确保他的手下，即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保持对委员会控制。其中的一员，蒙塔古·戴维·埃德（Montague David Eder），最终将独自管理该委员会。埃德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冒险家，他先后受到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三种意识形态运动的吸引：社会主义、精神分析和犹太复国主义。在他多姿多彩的人生中，他曾被一个食人部落俘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称他是一个拥有“很强的爱的能力”的人。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但他应该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一任总理而被载入史册。

4

戴维·埃德的额头上有一道疤痕。这道伤疤是在1887年11月著名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暴动中留下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暴动俗称“血腥周日”，在这场暴动中，失业劳工与伦敦警察发生了剧烈冲突。埃德当时是伦敦大学的医科学生。他是一位成功的犹太钻石商之子，同时也是英国最早成立的几个社会主义组织（包括费边社）的成员。埃德是一个相当固执的人，有一次他收到了一封怒火中烧的信，信件出自著名的费边社成员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之手：“我无法向你解释我的政治立场，”萧伯纳写道，“你的胚胎中有某种内在的东西，使你先天地不能理解我所说的任何东西。我已经以书面形式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用最清晰的方式解释过了。”

在大学期间，埃德和他的表弟、著名作家以色列·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一起住在单身宿舍。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赞格威尔曾在伦敦接待过西奥多·赫茨尔。和赫茨尔一样，他也没有赋予巴勒斯坦排他的重要性——他认为，任何可用的、安全的、肥沃的领土都可以作为犹太人的栖身之地。为此，他成立了犹太领土组织（JTO）。一段时间后，他的表弟蒙塔古完成了学业，赞格威尔把他派去巴西评估该地可供犹太人定居的潜力。

埃德对南美洲并不陌生。他曾去哥伦比亚探望过一位拥有橡胶和咖啡种植园的叔叔；作为某个医疗代表团的团长，他还去过玻利维亚。这段旅程把他带到了安第斯山脉的偏远地区。在那里，他发现自己正处于内战之中，并被指控为间谍。有一次，他病倒了，没法继续再往前走了，差点死掉。当地人对他照顾有加，并用所谓“婴儿的脑袋”来给他补身子。埃德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吃的是一只小猴子的脑袋。他发现当地人真的吃人肉，但他们并不会为此而杀人。生病期间，埃德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在他死后，当地人会把他做成美味佳肴。

本着对精神分析的热情，埃德来到了维也纳。他找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两人见面后，弗洛伊德在埃德身上发现了一些他能在自己身上看到的东西。弗洛伊德写道：“我们都是犹太人，我们彼此都很清楚，我们身上都带有那个神奇的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使犹太人成为犹太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把它研究明白。”当埃德试图在英国传播精神分析时，他遇到了巨大的敌意。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将这门学科付诸实践：他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伦敦贫困街区儿童的身上，之后又建立起了第一个治疗战斗疲劳（battle fatigue）的诊所。他的病人大多来自达达尼尔海峡前线——英军在该地惨败，犹太军团的成员也参加了那里的战斗。

埃德支持犹太军团，他的儿时好友和姐夫约瑟夫·考恩（Joseph Cowen）也同样如此。正是考恩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埃德和哈伊姆·魏茨曼拉到了一起，尽管此时的埃德还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他将自己定义为犹太人和无神论者。他还要求在他死后对他实施火葬——这是犹太教法所禁止的行为。此外，犹太复国主义与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相冲突。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终将克服宗教、国籍和种族的差异。作为一个愤世嫉俗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总结如下：“我们生来疯狂，获得道德，然后变得愚蠢和不快乐。”魏茨曼最终会赢得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并称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埃德是以医务官和犹太领土组织代表的身份进入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但他的朋友D．H.劳伦斯却发现了他性格中的冒险主义因素，在他看来，正是这一因素把埃德吸引到了巴勒斯坦。劳伦斯写道：“我想，人总是有必须要去的地方，在虚无中保持静止是可恶的。”但劳伦斯却拒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你为什么要跟犹太人走？他们只会成为你脖子上的一块磨石。最好不再是犹太人，让犹太人消失——最好如此。”不过劳伦斯后来又写道，为了和埃德在一起，他甚至准备跟着他去巴勒斯坦。 ²²

5

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成员们从伦敦来到了罗马，途中他们经过了巴黎，而就在他们刚离开巴黎火车站20分钟后，德国人从空中轰炸了巴黎。“这是我的兵役，为了我们祖国的利益而服的兵役，”魏茨曼在给妻子薇拉的信中写道。薇拉当时在法国，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为了鼓励妻子，他引用了约书亚在以色列子民进入迦南地时对他们说的话：“要坚强，要有勇气。” ²³ 当委员会的成员们尚在旅行途中时，魏茨曼便已召开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最初的几次会议：不管是在罗马的怡东酒店（Excelsior Hotel）还是在开往埃及的“堪培拉”号（SS Canberra）的甲板上。 ²⁴ 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记录了正式的会议纪要。事实上，在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件。这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往来信件，而每封信件都被编号和归档，仿佛其成员天生就是行政人员。事实上，他们一开始是在黑暗中摸索：面对眼前的挑战，他们都没有接受过相应的培训。保存下来的大量文件显示，委员会所面对的问题十分繁杂，融合了慈善、福利、个人问题和政治家精神等各个方面。

委员会的办公室位于耶路撒冷的雅法街。办公室刚一开张便收到了当地犹太人——尤其是城市犹太人——所提出的无数请求。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委员会的成员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许多请求是以书面形式提交的，总共有数千张的小纸条。它们用各种语言书写而成，有些甚至用的是准《圣经》风格的文学语言，同时还配上了古希伯来书法。当地犹太人希望得到资金方面的援助，他们需要买面包、药品、过冬的衣服，支付房租和资助孩子们上课。“我是一个身处绝境的女人，一个寡妇，我的儿子还在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雷海勒·比舍科夫（Rachel Bitshekov）写道，“我以一切仁慈和怜悯的名义向你们申请……因为我在困境中无处可去……如果上帝让你们远离我，我和我的孤子将面临饥饿。”

一位名叫金奇（Kimche）的妇女成功说服巴洛巴领事为她出面说情——她的丈夫已经抛弃了她，而她身无分文。战争期间，有许多人被迫离开了城市，其亲属们请求复国主义委员会为他们找到这些人。委员会收到了海量的类似请求，它不得不在从悉尼到墨西哥城之间的广阔空间内四处寻找他们的下落。“如果你能看到向我们提出的那些请求，你一定会大吃一惊，”哈伊姆·魏茨曼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从长期贷款到批准离婚，从建造一座犹太会堂到让一个小偷出狱。”他对此失去了耐性。“令人厌烦的人！”他总结道。巴勒斯坦是一个有着千百种悲剧的社会，它唯一的希望就是有组织的乞讨。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写道：“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城市像这里一样。在这里，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居民都得到了各种援助，而且在获得援助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看到灵魂的不光彩、卑贱和无力。” ²⁵

耶路撒冷的大多数犹太人一直靠从欧洲犹太人团体那里得到的捐款过活，这就是所谓“分配制度”（Chalukkah）。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代表欧洲的犹太社群，并以他们的名义在耶路撒冷从事《圣经》研究和礼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独立的收入，而自战争以来，他们连一点收入都没有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任务是直接继承分配制度所担负的职能，为1 000多名老年犹太人、7 000名学生、800名残疾人和1 500名孤儿提供每日的面包配给。它每月向448个家庭和1 684名寡妇发放津贴，并支持宗教小学和犹太学校（Yeshivas）。委员会每月约有65%的资金，即约1万埃及镑或4万美元，用于耶路撒冷，这些钱大部分是直接用在穷人身上的。 ²⁶

在委员会出发之前，哈伊姆·魏茨曼曾要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的代表为该委员会筹集100万美元的资金。在委员会存在的三年半时间里，其可支配资金超过了100万英镑（当时相当于约400万美元），这一数字接近于同时期巴勒斯坦犹太人所获得的公共资金总额的40%。 ²⁷ 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哈达萨（Hadassah）派遣了一个医疗代表团前往巴勒斯坦提供帮助，而“联合分配委员会”也在当地开设了施粥所（soup kitchens），并为孤儿院和养老院提供帮助。

委员会很快就意识到，巴勒斯坦境内的“伊舒夫”（Yishuv），即巴勒斯坦犹太社群，其对于外界的依赖状态是不健康的。委员会成员并没有把他们的工作当成慈善事业。他们知道，与那些靠分配制度过活的犹太人打交道并不容易，但他们曾期望大部分外部援助能用来帮助贫困者自立。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员提交了在城市创造就业机会和援助农民的计划， ²⁸ 委员会发起了各种准生产性项目：印刷店、纺织店和由耶路撒冷妇女们组织的菜园。它试图鼓励工业和投资，向农业定居点提供信贷，并资助建立了几个基布兹。它还帮助提高教师的工资。委员会考虑了增加国家人口的计划，协助第一批从海外抵达的犹太人，并安排购买土地和建立定居点。接受委员会资助的慈善机构被要求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并表现出效率。该委员会还试图把对个人的援助定义为贷款。

尽管如此，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浪费资源和致人羸弱的慈善机构。《国土报》（ Ha ' aretz ）指责该委员会“犯下了滔天大罪”，因为它助长了羞辱性的羸弱与腐烂，鼓励人们以乞讨代替工作。埃德温·塞缪尔作为军队的联络官隶属于该委员会，他向议会中的父亲报告说，援助制度在耶路撒冷产生了不良影响。魏茨曼很清楚，这个制度正在滋生“完全的道德败坏”，90%的受助者会一直无所事事。他写道，他“感到羞愧和害怕”。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认为，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在利用欠缺经验的复国主义委员会。 ²⁹

不久，一个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调查委员会要求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为其管理工作奠定更合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外界的批评给戴维·埃德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他表示，当地的情况很糟糕，人们需要帮助。魏茨曼试图安抚他。“让那片地狱恢复秩序需要长时间的工作，需要巨人的力量和天使的耐心！”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然而，魏茨曼培养耶路撒冷对外界的依赖性是有政治动机的——如果极端正统派居民愿意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钱财，那就等于承认后者的权威。极端正统派社群长期以来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嗤之以鼻，而当社群中的许多人都依赖于外来援助时，这无疑将提升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位。魏茨曼在给极端正统派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甚至试图施加相应的条件——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用希伯来语而不是意第绪语来进行教学——尽管这一政策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他还试图干预当地的内政，但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并没有为涉足这一领域做好准备。 ³⁰

魏茨曼厌恶耶路撒冷。对他来说，这座城市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反面：传统犹太人。他给妻子写信说：“我在耶路撒冷待了近一周，试图给此处混乱的局面带来一些秩序。”他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耶路撒冷更屈辱的了。任何可以亵渎和玷污神圣的事情都已经做了。无法想象有这么多的虚假、亵渎、贪婪和这么多的谎言。”他对这座城市的憎恨也很具体，他写道：“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市，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生物应有的舒适感。”他抱怨说，耶路撒冷有大城市的所有缺点，却没有任何优点。它“没有一间干净舒适的公寓”，只有肮脏、丑陋和乞丐。魏茨曼试图说服军政府的一位高官认同这种观点，即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素质”比“本地人的素质”要高，但他却很难把耶路撒冷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包括在内。 ³¹

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了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根据拉比犹太教的严格规定，上帝命令犹太人不要“破墙”，即不要用武力夺取以色列的土地，也不要“反抗统治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要等待而不是“向末日推进”。末日即弥赛亚降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犹太人将重拾自己的土地。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认为，极端正统派需要接受很多年的“再教育”。 ^{32 [5]}

为了提高犹太复国主义在极端正统派心目中的地位，魏茨曼决定从穆斯林“瓦克夫”（Waqf，伊斯兰教的信托机构）那里购买西墙。“宣礼塔、钟楼和高耸的穹顶都在发出呼喊，即耶路撒冷不是一座犹太城市，”魏茨曼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他看来，这些建筑“具有压迫性，具有威胁性！” ³⁴ 魏茨曼认为，拥有这块最神圣的犹太遗址也会提高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对于耶路撒冷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地位。就这样，西墙从一个犹太人礼拜的地方转变为了犹太人的民族象征。

在19世纪，人们曾多次试图购买这堵墙和正对它的房屋。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一直在跟进此事，他认为犹太人错过了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明智地处理好谈判环节。他们没有与奥斯曼政府直接达成协议，而是让太多的中间人参与到这项计划中来，就好像是普通的房地产交易一样，直到机会从指间溜走。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还在“堪培拉”号上的时候就讨论过购买西墙的想法，到了巴勒斯坦之后，他们还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钱不应该成为购买西墙的障碍。无论需要多少钱，都必须找到。

魏茨曼以他最熟悉的方式来促成这项事业——游说和找关系。他去找艾伦比说情，给联络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写信，给贝尔福写信。他把西墙描述为“圣殿原有墙体的一部分”，声称西墙周围的建筑被人忽视了，而且破败不堪，整个地方“从卫生的角度看，是致使全世界犹太人不断受辱的根源”。他写道，这些房子“属于一些可疑的宗教团体”，墙前的空地是“阿拉伯游手好闲者和流浪汉的栖息地，他们的存在和举止不利于犹太信徒内心的安宁”。事实上，西墙给海外犹太人留下的印象“是无法形容的痛苦”。他坚持认为，这个地方必须得到净化。

魏茨曼写道，军政府已经同意把西墙转移到犹太人手中，但政府同时也担心会引发穆斯林的抗议。罗纳德·斯托尔斯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试图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者。魏茨曼把西墙的转让与复兴“犹太人”的民族生活联系了起来。他承诺对穆斯林给予慷慨的补偿，对贝尔福则承诺给予政治利益：“我只想说，这一点的圆满解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获得巨大的声望。它将使犹太世界充分认识到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权意味着什么。它将有助于把所有的犹太人，特别是俄国、加利西亚和罗马尼亚，以及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广大正统犹太教群众团结在我们所提出的纲领周围——即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建立犹太人的巴勒斯坦。”贝尔福十分谨慎地回答说，这件事应该“逐步”推进，无论如何都应该通过与穆斯林领导人的直接接触来进行。他说：“政府对此事的干预很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少你们所面临的困难。”

西墙仍然归穆斯林所有，后者是否真的会把西墙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点值得怀疑。这件事也符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既定动态：犹太人认为他们可以用金钱收买阿拉伯人，让他们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统治，但实际上却只能零星地贿赂到一些通敌者。 ³⁵ 对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来说，最近这次购买西墙的努力只是又一次错误，他们错过了真正的机会。但他和魏茨曼相互尊重。有时两人在哈科亨位于雅法的家中相见，魏茨曼躺在沙发上，用意第绪语谈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关切和外交接触。 ³⁶ 哈科亨则投入魏茨曼的另一个激情中——建立一所犹太人的大学。

魏茨曼认为，一个没有大学的犹太国家就像没有赌场的摩纳哥。他还把大学比作第三圣殿，奠基仪式上的发言者也使用了类似的比喻。和圣殿一样，大学也被定义为一个精神上的国家中心，但与圣殿不同的是，它应该培养世俗的民族主义。出于这个原因，一些拉比威胁要抵制这个仪式。 ³⁷

6

在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提出建立大学的想法之前，至少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耶路撒冷的拉比——就已经梦想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然而，在大会之后，这个想法才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梦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所大学的主要作用是在巴勒斯坦推动犹太民族主义。魏茨曼是个务实的人，他知道大学和国家一样，必须逐步发展。犹太人在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已经获得了一块地皮。魏茨曼打算等捐款筹集到位，逐一建立大学的各个学院。与此同时，他集中精力准备奠基仪式，并通过仪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奠基仪式展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擅长的东西：公共关系。从象征意义上说，希伯来大学的基石代表了犹太国家的基石。

驻巴勒斯坦的英军指挥官一开始反对这个仪式。艾伦比认为魏茨曼选择了最糟糕的时机，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土耳其人随时可能重新进攻耶路撒冷，而该国部分地区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在欧洲，战争也远未结束：德国人已接近巴黎的大门。魏茨曼的回应则是向艾伦比保证，“我们”会赢得战争。他用他惯用的方式克服了军队的反对声——即越过军队直接找到贝尔福。

组织这场仪式并不容易。承担这项工程的是本–希勒尔·哈科亨，他想拿十二块石头来奠基，并以此来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有许多组织、职业团体和重要人物都要求为大学奠基，他希望这个数量足以满足上述所有人的需求。但魏茨曼后来想“以犹太复国主义的名义”奠基，哈科亨于是在原来的十二块石头上又增加了第十三块石头。哈科亨还必须处理奠基石的费用问题，他天真地以为石匠们会把自己的工作和石料当成一种爱国责任。然而，他们却给他提交了一张让他瞠目结舌的账单。“当我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态度的看法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看着我，好像我很奇怪，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

1918年7月24日下午晚些时候，近六千名客人聚集在斯科普斯山上。一顶大帐篷被搭建起来，帐篷里铺上了鲜花。艾伦比将军开着他的劳斯莱斯把魏茨曼带到了现场，贝尔福也发来电报表示问候。穆夫提、英国圣公会主教和耶路撒冷城拉比，“以耶路撒冷的名义”共同垫下了一块基石。领事巴洛巴认为主教是个反犹主义者，因此嘲笑他来参加这次活动。他还在日记中写道，穆夫提没能掩饰他对整件事的真实感受——他的脸黄得像一颗烂瓜。在巴洛巴看来，这场仪式是一个不必要且有害的政治场面——他不喜欢魏茨曼。

艾伦比曾拒绝让犹太军团的士兵参加仪式，但魏茨曼“以希伯来军队的名义”立了一块基石。其余的基石代表了罗斯柴尔德男爵、Y．L.戈德堡（Y．L．Goldberg）——一位来自俄国的犹太百万富翁，他出钱买下了这块地——雅法市、农业定居点、大学的教育委员会、未来的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工人和下一代犹太人。几十个孩子也被带到了仪式现场。他们得到了糖果，并被告知大学的大楼是“圣殿”。

魏茨曼的夜晚还没有结束。他非常疲惫，但大批观众（比受邀的宾客人数多得多）从奠基仪式转移到了阿姆杜尔斯基酒店（Amdursky Hotel）。他们在等待魏茨曼来参加这里举行的另一个庆典。魏茨曼是在接近午夜时分才赶到的——他一直在和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共进晚餐。当他到达酒店时，人们已经失去了耐心，有些人还喝醉了。拥挤的气氛让人无法忍受，人们要求魏茨曼发表演讲，魏茨曼很生气。第二天，哈科亨设法安抚了他，他把用来奠基的铲子送给了魏茨曼。

魏茨曼后来用充满诗意的怀念描述了这场仪式：“衰落的太阳用金光淹没了犹太和摩押的山丘，在我看来，被装点了的高地也在注视着，思考着，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也许这是自己的子民在许久之后回归的开始。在我们下面坐落着耶路撒冷，像一颗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人们围着奠基石站了很久，但即使是在唱完《哈提克瓦》（Hatikva）和《上帝拯救国王》之后，他们还是不肯走。“我们默默地站着，低着头，围着那一小排基石，而暮色渐渐地沉入了夜里。”魏茨曼写道。远方传来了爆炸声，那是巴勒斯坦战争的回声，而战争还没有结束。 ³⁸

7

艾伦比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部署军队，以便继续他的军事行动；同时，他不得不将部分部队转移到欧洲。为了夺回耶路撒冷，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在1918年初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但被英军击退。艾伦比的士兵越境进入了约旦，但从安曼被赶了回来。英国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向北方发起进攻。主要的战役发生在米吉多（Megiddo），也就是《圣经》中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所在地——艾伦比后来把这个名字加到了自己的头衔上。米吉多是骑兵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最后一场胜利，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参与了这场战役。

犹太社群的领袖们在是否加入英军的问题上十分纠结。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和雅法的犹太人收到了军方的提议，军方建议让应征入伍者加入犹太军团（其成员来自英国和美国）。军队还承诺，当完成对巴勒斯坦的征服后，这些应征者可以转入警察部队，因为这个国家到时候要移交给犹太人。

哈科亨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想法持怀疑态度，战争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对北部犹太居民的命运感到担忧，毕竟加利利地区仍在土耳其人手中。哈科亨也担心那些被带到大马士革的囚犯，其中包括特拉维夫议会主席梅厄·迪岑戈夫（Meir Dizengoff）。而且谁知道这些士兵能不能留在巴勒斯坦？如果战争需要，他们可能被转移到另一条战线上去。哈科亨写道：“我们不应该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加入任何军队，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任何部队越过巴勒斯坦的边界。”犹太复国主义的“重生”急需年轻人。他还担心分别在英国和土耳其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之间会爆发冲突，而这将意味着一场兄弟与兄弟之间的战争。他觉得，几百个虚弱、饥饿、紧张的年轻人对英国的战争事业不会有任何贡献。在他看来，少数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如此庞大的军队中服役对整个民族而言也没什么意义。

但很快，这个小社群就发现自己陷入一场动荡的争论中，这是未来将多次引燃社群内部公共辩论的根本性争议之一。泽维·贾博廷斯基曾在英国帮助建立了犹太军团。如今在巴勒斯坦，他开始鼓励人们加入艾伦比的军队。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把他请到家里，贾博廷斯基要求他支持征兵。他们喝了一杯茶，并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哈科亨和他的同僚们不想惹贾博廷斯基生气。

到某一刻，谈话的内容转变到了相当抽象的话题上，触及了犹太教和军国主义。贾博廷斯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军国主义者。哈科亨则说，贾博廷斯基是在要求年轻人做毫无意义的牺牲，这是一个与犹太教精神相悖的概念。惊讶的哈科亨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外来的军国主义思想从贾博廷斯基那里夺走了多少心血、精力和才能。他把多少勇气和力量——多么大的勇气！多么大的力量！——奉献给了这个奇怪的狂热信仰。” ³⁹ 此前，贾博廷斯基曾告诉哈科亨，他已接近绝望，并在考虑要不要自杀。哈科亨被吓了一跳，但后来贾博廷斯基又解释说，他并没有真正要自杀的意思。也许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处理犹太军团的事务，专心写作和赚钱。哈科亨虽然不敢说，但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⁴⁰

那些支持本地犹太人在军团中服役的社群领袖们认为，这将使年轻人围绕着国家理念而凝聚在一起，为他们成为未来国家军队的核心力量做准备。“我们要把我们的血洒在这个国家，”作家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写道，“因为没有血，我们未来构筑的石头可能会化为沙子。”某份由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所撰写的报告这样写道：“实际上，整个犹太适龄青年男子都想加入犹太军团。”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只有几百人应征入伍，他们参与实战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到三个小时。他们的敌人主要是疟疾和当时已经在欧洲肆虐的西班牙流感。这造成数百人生病，数十人死亡。 ^{41 [6]}

在艾伦比的军队进入拿撒勒的几天后，安东尼奥·德·巴洛巴开始了对北方的巡视。这位领事在日记中写道：拿撒勒的耶稣之地已经清除了异教的征服者。十月的天空万里无云，巴洛巴精神抖擞，但旅途中，他看到了一片伤痕累累、动荡不安的景象，沿途遇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恐怖场景。他描述了生锈的钢铁残骸、罐头、空瓶子、弹药箱、马车的碎片、飞机的碎片、士兵们中途扔掉的步枪、废弃的大炮，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死马和死骆驼的臭味。领事和他的同伴们停下车来收集战争纪念品，并拍了照。在纳布卢斯（Nablus）以北，他们看到了整整一车队被烧毁的汽车。紧接着，他们突然看到了士兵们的遗体，处于不同的腐烂阶段。他们看到一堆又一堆的尸体，有的被烧焦了，有的则只剩骨头——野兽吞噬了他们的肉。与此同时，飞机还在空中盘旋。这就像一部电影，巴洛巴写道。

海法（Haifa）已被解放，他在那里待了一晚，并爱上了从迦密山（Mount Carmel）和松树丛中看过去的景色。在迦密山酒店，领事遇到了罗纳德·斯托尔斯，他听说英国人已经挺进到了大马士革。 ⁴³ 在酒店的其他客人中，还有刚刚从监狱中获释的梅厄·迪岑戈夫。巴洛巴开始工作了，他准备把其他俘虏也救回来，其中大部分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包括哈利勒·萨卡基尼和阿尔特·莱文。

8

在土耳其统治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天，萨卡基尼被捕，他和阿尔特·莱文被土耳其人用同一根绳子捆绑着，并被拖出了城外。如今，距离萨卡基尼被捕已经过去了九个月。起初，他们被牵着走了四天，途中经过了杰里科和安曼。此后，他们又被火车拉到了大马士革的监狱里。在狱中，他们睡在同一张床垫上。在审讯过程中，两人给出的口供相吻合。按口供的说法，他们两人互不相识，而莱文也没有藏在萨卡基尼的家中——他们在同一个地方被捕只是出于巧合。他们没有被带去进行审判，但土耳其当局却一直囚禁着他们。

两人在狱中都写了日记，也都因为对家人的思念而饱受折磨。“把我的家人还给我，然后判我永久流放。”萨卡基尼写道。 ⁴⁴ “我的心像暴风雨夜里的海洋声一样响亮，”莱文写道，“我听到了我心爱的女儿们的声音，就像老鹰扑动的翅膀一样在我耳边产生回响，她们对我来说比我的生命还要珍贵。”他们在一起非常孤独。“我忍不住流下了痛苦的眼泪……1917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大马士革的监狱里，远离我的亲人……命运！命运！命运！”萨卡基尼在除夕夜里写道。逾越节前夜，莱文写道：“在不洁的狱中度过本应献给逾越节家宴的夜晚，就像在两百个不洁灵魂中出现的沙漠刺柏（juniper）。”

莱文把萨卡基尼描述为他的朋友，但萨卡基尼却写道：“我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我。”在他看来，莱文认为犹太人是被选中的民族，比其他所有的民族都要优越，他怀疑莱文是不是也以这种傲慢的观点来评价他。 ⁴⁵ 但事实上，莱文对萨卡基尼的世界很着迷：从圣经希伯来人的过往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文化，他从中找出了一条连续的线索。他崇拜太阳和沙漠，并用骆驼和新月来装饰他的诗。他还要求在他的坟头种上一棵棕榈树。在他的许多诗中，他用感性和暴力的词汇幻想着阿拉伯人的爱情传说。他还在写作中融入了许多阿拉伯语术语，这些术语都是从他的阿拉伯语老师哈利勒·萨卡基尼那里学来的。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雅利安文化的世界里，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属于东方，我的道路通向太阳。”他被一种刻板印象所吸引——在他的想象中，“阿拉伯人”是高贵的野蛮人，他们浪漫、色情，而且残忍。

有一次，莱文曾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就像一位身穿长袍、头戴头饰的阿拉伯酋长。这张照片保存在他的文件中，并与另一张照片贴在一起。在这张照片中，他摆着相同的姿势，但穿着量身定做的西装，打着昂贵的领带。这两张照片一张被标为“东方”，另一张被标为“西方”。他试图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作为这一思想的产物，他创作了一首长篇民谣。其中，白雪公主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沙漠传说。“以真主和穆罕默德的名义！从天而降的白雪公主，我认识，她叫塔勒吉娅（Taljia）。”莱文写道，民谣中的叙述者是一位阿拉伯王子，一位山区的酋长。 ⁴⁶ 莱文还惊叹于阿拉伯人的宗教虔诚。他描述了穆斯林囚犯的虔诚，他们脚镣的叮当声与他们礼拜的呼喊声融为一体。“任何没看过这出戏的人都不敢说自己看到过任何虔诚的东西，”他在日记中写道。萨卡基尼则认为应该废除所有的监狱。各国应解决犯罪的根源问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罪犯身上。

保存在莱文文件中的手写笔记反映了他对美国文化的极大钦佩，这是他与萨卡基尼的另一个共同点，他们两人都视美国为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的象征。莱文还将美国梦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景联系到了一起。他希望看到纽约的犹太人将他们的资本和精力投入巴勒斯坦，这样犹太国家就会诞生，成为全球美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莱文眼中，纽约的地位仅次于耶路撒冷。“这是一种令人敬畏和崇高的景象，”他曾这样描述曼哈顿的天际线。“凡人的光荣努力，人类艺术家的作品，完美……崇高，是人类对天堂的永恒向往，是一曲上升的歌……自由的光芒射向陌生人和居民，呼唤各民族和种族在这个新生的民族——美利坚民族中得到祝福。”在他的笔记中，华尔街被称为“西墙街”（Western Wall Street）。 ⁴⁷

和莱文一样，萨卡基尼也曾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战争爆发前几年，当萨卡基尼还很年轻的时候，他曾去那里闯荡。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他很可能会留下来。沉思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他写道：“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爱国者，并将以行动来推动我所在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美国社会还是英国社会，奥斯曼社会还是非洲社会，基督教社会还是穆斯林社会，甚至是异教社会；我的行动只为科学服务，而科学是没有祖国的。如果爱国主义是指做一个身体健康、强壮、精力充沛、开明、品格良好、亲切而有礼貌的人——我就是一个爱国者。但是，如果它意味着偏好某一宗教而贬低另一种宗教，或者一个人因为某人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或宗教而对他进行攻击——那我就不是爱国者。”

在美国，萨卡基尼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并参与编辑了一份阿拉伯语期刊。为了谋生，他给人上阿拉伯语私教课，在露天市场上叫卖货物，并在一家工厂上班。他发现自己很难离开耶路撒冷。“我想像鸟儿一样飞回耶路撒冷，”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把我的烦恼和忧愁丢到苏丹娜的脚下。我写信给她说：‘再给我一年时间，如果我还没能取得成功——那就随你怎么评价我。’” ⁴⁸ 他没能坚持下来，不到一年他就回家了。

在监狱里，他又回到了对美国的思考中。“如果我还活着，”他写道，“我将强行把自己从耶路撒冷流放到美国，在那里我将把我的儿子送进美国最好的学校。在那里，他将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接受他们的文化教育……我的儿子将身披运动服，光着胳膊和小腿，头顶也无遮盖，风吹起他金色的头发；他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楼梯上跳下来，然后跑向运动场。他将参与那些能锻炼身体的运动，这些运动需要速度、优雅、精力、胆量、纪律和警觉性。如果能看到这一切该多好啊，这世上没有能比这更让我感到开心的事了。”

两人都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了很多。萨卡基尼希望他的萨里能成为一名教师。如果做不到，当医生也行。“我不希望他结婚，但如果他结婚，让他娶一个能提升他而不是羞辱他的人。”莱文希望他的女儿里夫卡（Rivka）、什洛米特（Shlomit）和雷海勒（Rachel）能低调地成长，“谦虚并隐没于人们的视线中”。两人都坚持让孩子们弹钢琴。

萨卡基尼试图帮助莱文。“从我们离开耶路撒冷开始，我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同情，就像一个兄弟对另一个兄弟的同情一样，我让他平静下来，并把落在我们俩身上的不幸归咎于命运和糟糕的运气。” ⁴⁹ 但莱文却把萨卡基尼的遭遇归咎于自己。他给他的爱妻吉特尔写信说：“他是环境的悲惨牺牲品，我对创造出这种环境是有罪的。”他还嘱咐妻子与萨卡基尼·苏丹娜保持联系。

当萨卡基尼仍在坚持他所谓“幸福哲学”时——“笑声代表了一个慷慨的灵魂，而悲伤和痛苦则是一种严重的罪过”——莱文却和他的造物主吵了起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就是这样虐待这块土地上的希伯来人的吗？你就是这样把他们扔进深渊，扔进没有光明、没有自由的深渊吗？”莱文欣赏海涅，萨卡基尼则欣赏尼采的“权力哲学”。他们都认同塞万提斯，认同奥斯卡·王尔德，这两位作家也曾在监狱里待过。

两人都想回家，并利用他们的关系做到了这一点。莱文给自己认识的各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写信。他给伊斯坦布尔、巴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华盛顿方面都发过信。莱文在纽约有一个名叫塞缪尔·哈尔卡比（Samuel Harkabi）的亲戚，身为记者的哈尔卡比用意第绪语发表了一篇带有强烈情感的文章，并在文章中要求释放莱文。犹太分配委员会则要求新任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进行干预。 ⁵⁰ 不管怎么说，莱文最后成功弄到了一点钱。

萨卡基尼的人脉并不像保险代理人莱文那样遍布全世界，但他在巴勒斯坦的年轻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事实上，他比莱文先出狱，时间是1918年1月。在等待返回耶路撒冷的过程中，他在大马士革租了一间房子，以教英语为生。他身边聚集了一小群教育家和记者，他们每天早上会坐在咖啡馆里，展望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未来。“我不是政治家，”萨卡基尼此时写道，“但我首先是一个阿拉伯人。”有一天，一个来自耶路撒冷的年轻人加入了这个小群体，他叫穆萨·阿拉米（Musa Alami），是萨卡基尼以前的学生。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阿拉米当时21岁，他后来成为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萨卡基尼为这场运动写了一首名为《拯救家园》的国歌。他说，这就是阿拉伯人的“马赛曲”。

萨卡基尼经常去监狱看望阿尔特·莱文，并不时从他那里借钱。莱文最终于1918年4月底获释，似乎主要是由于巴洛巴领事的努力。 ⁵¹ 他被允许留在叙利亚。在萨卡基尼及其朋友们的陪伴下，莱文在大马士革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星期。萨卡基尼想知道为什么莱文仍友好地和他待在一起，但他却找不到答案。显然，两人都觉得彼此很难分开。8月，萨卡基尼离开大马士革，加入了费萨尔王子领导的阿拉伯起义军。“我们大约有三百多人骑着骆驼，我在先锋队中，骑着一匹高贵的马，就像一个著名的指挥官。”萨卡基尼写道。部队唱起了他为同胞们写的国歌，沙漠里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⁵² 不到两三个月，萨卡基尼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的家中。莱文在叙利亚又待了一段时间，为一家德国保险公司工作。在他设法以各种间接的方式偷运到耶路撒冷的信件中，他一再写道，他不缺钱。但他也没在叙利亚待多久，几个月内耶路撒冷便传来了消息：保险大王回来了。 ⁵³

9

詹姆斯·哈米尔·波洛克上尉在担任拉马拉地区助理区长的新职务之前，结束了他在军政府的临时工作——发放出境许可证。为了进口耶路撒冷所需的食品和其他商品，前往埃及的需求很大，但火车上总是坐满了士兵。拉马拉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波洛克在城里租了一栋迷人的石屋。屋子四周都是松树，有塔楼和台阶，屋顶上的木瓦以任意的角度摆放着。石屋紧挨着巴洛巴伯爵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名为“领事街”的街道上。这条街后来被罗纳德·斯托尔斯改名为“先知街”。建筑师康拉德·希克以加利利的塔博尔山（Tabor）为这座石屋命名。詹姆斯·波洛克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把这个名字印在他们的信笺上，就好像这栋房子是他们的家族产业一样。他们在信中经常提到这栋房子，并把房间里布置得很温馨。

玛格丽特·波洛克（Margaret Pollock）向母亲报告说：“詹姆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扇最美妙的手工窗帘，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我们的墙壁是白色的，所以它在上面看起来非常漂亮。它的颜色是红、黑、白、绿、蓝，不过分鲜艳，搭配得很好。我把沙发用暗蓝色的布盖住，并做了色彩艳丽的丝绸垫子。这样看起来非常好。地板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墙面是白色的，木制品也是白色的，而暗淡的蓝色和明亮的靠垫则给房间带来了美丽的色调。我们的地毯是真正的老地毯，颜色很漂亮。我们还有可爱的黄铜制品和一个华丽的老铜烛台。”她给母亲寄去了一张画有烛台的图片。当天晚上，她就举行了第一次晚宴，并向母亲描述了宴会上由七道菜构成的整个菜单。

英国官员们喜欢互相请客吃饭。通常，他们喜欢把这些活动称为“聚会”（do），并把它印在邀请函上，由仆人亲自送达。在詹姆斯·波洛克的文件中保存着一张硬纸板卡片，上面写着：

军事总督

家中

2月23日星期一

4时至6时30分

巴勒斯坦的英国社群是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紧密小团体，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强大的社会传统。每个人都认识其他人，每个人都八卦其他人的生活，每个人也都受到蚊虫和无聊的困扰。他们喜欢假装各自分散在遥远的庄园中，相隔几个小时的车程；或是假装住在想象中的国际大都市中，而不是困在一个落后的小城市里。殖民体制中的工作待遇很好，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往往比在老家的生活要好得多。

海伦·本特威奇（Helen Bentwich）是某位英国官员的妻子，她回忆说，他们在德国殖民区“发现”了一栋有九个房间的屋子，并去敌国的财产保管员那里挑选了一些家具，这些家具也是德国人留下的。 ^[7] 把家具运到本特威奇家的搬家工人是当地的囚犯。她说，军官可以命令囚犯到他们家或花园里提供无偿劳动。阿拉伯警察会把他们从监狱里带出来，而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则会穿着红衣服来。但当局后来又出台了一项规定，要求给囚犯的腰部和腿部戴上铁链。本特威奇无法忍受这种景象，于是便不再动用囚犯。

有一天，本特威奇夫妇邀请了首席行政官和他的妻子一起吃饭。不幸的是，他们的厨师此前刚刚被捕，这让本特威奇感到“惊慌失措”。尽管如此，警方最后还是慷慨地释放了犯人，但条件是在饭后立即把厨师带回监狱。 ⁵⁵

玛格丽特·波洛克也有一个厨师，他是她生活的中心。她写道：“我感到很孤独，没法和厨师竞争。”她给母亲写了许多封有关这名厨师的信，其中大部分是抱怨。厨师不懂她的厨艺，但有一次却学会了做英格兰“漂亮的烤饼”，继而成为了耶路撒冷唯一会做烤饼的厨师。烤饼给波洛克太太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她邀请来喝下午茶的客人们都很喜欢。后来她甚至夸口说她的厨师被认为是城里最好的厨师。

尽管如此，佣人们还是不停地惹恼她。除了厨师，波洛克家还有一个男仆，一个女仆，以及一个照顾他家小儿子帕特里克的护士。她抱怨说，佣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干活。他们声称自己的工作太辛苦了，而他们的劳力却又非常昂贵。波洛克太太也会为物价上涨而大惊小怪。她抱怨说，住在家里不会少花钱。她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在遥远的国家生活不仅会更舒适，生活成本也会更低。她的丈夫现在需要一套昂贵的晚礼服。“我不知道这里的穷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她说道。她不可能知道，因为她没有接触过穷人。 ⁵⁶

玛格丽特·波洛克每周都要去看望一次助理行政官E．L.波帕姆（E．L．Popham）上校的夫人，她们两人会一起做发声练习。有一次，波帕姆夫人邀请她去礼节性地拜访一位前来访问的红衣主教。玛格丽特·波洛克盯上了主教身上的那件“可爱的红绸披风”。她向主教要了那件披风，想把它当作演出歌剧时穿的斗篷来用，她写道。 ⁵⁷

当波洛克夫妇在新房子里安顿下来后，詹姆斯·波洛克上尉心满意得地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他说这所房子“和任何一个英国家庭都非常相似”。下午，他们会出去骑马。他们时常会碰到一个讨人喜欢的伙伴，那就是他们的邻居——西班牙领事巴洛巴。有一次詹姆斯·波洛克给父亲写信说，他可能很快就会见到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⁵⁸

劳伦斯有时会出现在耶路撒冷，每当他出现时，当地的英国小社群便会予以特别关注，但之后他又会突然消失，就像来时一样。斯托尔斯描述了其中的一次经历。1919年1月初的某一天，他正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外面下着暴风雪。突然，斯托尔斯的管家走进了屋子。他对主人说，有一个赤脚的贝都因人正站在门口，他想要进来。这个贝都因人便是劳伦斯。他一直待到了傍晚，离开时还带走了弗吉尔（Virgil）的一卷作品。 ⁵⁹

波洛克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他也戴上阿拉伯头饰给自己照了张相，就像劳伦斯那样。詹姆斯和玛格丽特现在几乎每天都会给家里写信。玛格丽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生活开始忙碌起来了。” ⁶⁰

注释

---

[1] 埃及里拉，或埃及镑，内含100皮阿斯特尔（piastre），或称格鲁什（grush），其价值接近于英镑。1921年，英镑也成为巴勒斯坦的法定货币。当地的本土货币直到1927年才开始发行，其价值也接近于英镑。 ⁶

[2] 在这次谈话后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斯托尔斯写道，教皇“带着接近微笑的表情”同意了。斯托尔斯在他后来写的书中省略了这句话。到战争结束时，耶路撒冷城内据估计有五百名妓女，其中许多是犹太人。就像其他城市一样，斯托尔斯将卖淫活动限制在耶路撒冷的特定区域，比如奈哈拉特·希瓦（Nahalat Shiva）和梅阿谢阿里姆（Mea She'arim）街区。在那些明确允许卖淫的地区之外，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仍然有效，甚至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向陌生男子眨眼。一段时间后，卖淫在全国范围内被完全禁止。 ¹⁰

[3] 这是一段被大量引用的文字。斯托尔斯当然是那种会胡编乱造的人，但保存在其档案中的一份文件显示，他确实是花了一些心思来确定与他一起工作的人的职业的。 ¹⁶

[4] 贾博廷斯基在基希讷乌没有见到哈伊姆·魏茨曼。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魏茨曼喜欢声称，当他听说了屠犹事件后，他便立刻赶到了基希讷乌。按照他的说法，他组织了一帮犹太人，拿着手枪，“保护了妇女和女孩”。他的传记作者耶胡达·莱因哈兹发现，这个故事毫无根据。魏茨曼对历史撒了谎，也许是幻想了这一英雄主义行为。 ²¹

[5] 极端正统派社区的一些成员向英国当局抱怨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歧视他们。“试想一下，”魏茨曼对他的妻子说，“一些正统派的代表正在向政府告发我们，称我们是危险的人，我们打算推翻国王，等等。告发者被当作疯子对待，但即便如此，这也是耶路撒冷那帮人的特点。”事实上，是戴维·埃德告发了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他对雅法的军事长官说，正统派的忠诚不值得相信，“意第绪语意味着那些说意第绪语的人倾向于从德国汲取文化灵感”。 ³³

[6] 当艾伦比完成对巴勒斯坦的征服时，他手下有超过35万名士兵，其中有10多万埃及人和数万印度人——相当于巴勒斯坦每两个居民中就有一名士兵。英军带来了约160 000匹马和骆驼，并俘虏了约90 000名土耳其和德国俘虏。此外，他们还留下了12 000多个英国人的坟墓。 ⁴²

[7] 英国人将大部分德国居民驱逐出境——巴洛巴陪着他们去了火车站，过了好几年他们才被允许回来。第一批到达巴勒斯坦的英国军官和官员征用了德国人的房屋和财产。爱德华·基思–罗奇负责处理被遗弃的财产，他要求提供详细的清单，但许多同胞倾向于不理会他的要求。 ⁵⁴ e8zpbEkvjbhIkdrB2FSH3WZTI4HlD0ivKORAeqFqrEMcIPg67oNFqILBawbJB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