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与犹太人的契约”

1

英国人进入巴勒斯坦是为了打败土耳其人，留在那里是为了不让法国人染指，而把巴勒斯坦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是因为他们爱“犹太人”。事实上，他们也厌恶犹太人，既崇拜又鄙视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害怕犹太人。英国人既没有受到战略性考量的指引，也没有有序的决策过程。当他们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贝尔福宣言》时，同样的因素也在起着作用。该宣言不是军事或外交利益的产物，而是偏见、信仰和政治手腕的产物。催生了这份宣言的人是基督徒、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是反犹主义者。他们相信犹太人控制着世界。

1915年1月，在土耳其参战不到3个月的时候，有关征服巴勒斯坦并最终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建议第一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呈现在大英帝国的内阁面前。这份文件的起草人是邮政局长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一个犹太人。塞缪尔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以自己独有的谨慎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这重身份。他似乎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沟通其犹太教信仰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桥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三十四岁。 ¹

塞缪尔深知其中的困难。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试图过早地在一个世纪内实现犹太国家的愿望，可能反倒会使其实际实现的时间倒退许多个世纪。”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他解释说。犹太人的少数统治不应该强加到人口比例占多数的阿拉伯人身上，相反，应该先实现犹太人的多数地位。无论如何，巴勒斯坦的面积太小，无法吸纳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也因此不能为欧洲的犹太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那里的确存在容纳三四百万犹太人的空间，他总结说。

夺取巴勒斯坦的建议符合当时伦敦人的想法。当他们谈到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时，有一种倾向是把它看作一个大蛋糕：这个国家将得到一块，那个国家将得到另一块。奥斯曼人即将失去的领土被认为是胜利者之间分享的战利品。 ² 英国的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期刊写道：“我们已来到世界历史上的巅峰时刻，世界地图将被重塑。” ³ 还有人想到了交换领土的方案——正如一份建议所言，如果法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让步，作为交换，它将得到非洲的一些殖民地。 ⁴

但塞缪尔的备忘录与内阁会议上的大多数外交政策文件不同——它是一种神话和预言，用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的话来说，它是“近乎抒情的爆发” ⁵ 。“我们不要妄言在以赛亚的同胞中没有天才，或在马卡比（Maccabees）的后裔中没有英雄主义，”塞缪尔引用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的话写道。他承诺说，只要给犹太人的灵魂一个身体，让它居于其间，它就会回来，并丰富这个世界。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塞缪尔还谈到了重建犹太圣殿的必要性。

塞缪尔在给他同事的信中写道，吞并巴勒斯坦并让犹太人在该地定居，这能帮助英国完成其历史使命：将文明带入蛮荒之地。他概述了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情况：专制、腐败、落后、肮脏。几百年来，这一地区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好处。而犹太人则将带来进步和启蒙，在英国的统治下，这片土地将得到“救赎”。巴勒斯坦将提高大英帝国的声望，它的征服“甚至会给大英帝国的皇冠增添光彩”。英国公众也需要巴勒斯坦，如果战争结束后英国却没有任何实际收益，他们会感到失望。德国在非洲没有多少殖民地，夺取它们也是不明智的选择。“在新教世界里，人们对这种思想存在着普遍且根深蒂固的同情心理，即让犹太人回到其祖传的故土上去。他们对实现这一早已被言明的预言存在强烈兴趣，”他写道。塞缪尔坚称，“收回基督教圣地也会增加这一政策的吸引力”，并使人们更容易进入这些圣地。

塞缪尔接着说，犹太人与以色列地之间的联系与世界一样古老。犹太人对回归故土的渴望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如果英国吞并巴勒斯坦，打算有朝一日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犹太人，包括在美国的两百万犹太人，将世世代代永远表示感激。塞缪尔写道，“整个种族”的善意“未必没有价值”。他指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生活时，培养了许多伟人——政治家、先知、法官和士兵。犹太人的大脑是一种“不容轻视的生理造物”。

塞缪尔只是简短地提到了某个欧洲列强可能控制巴勒斯坦的情形，这会危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但显然他并不是真的对此存有顾虑。他想到的是法国，该国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领土野心。

外交大臣格雷对这份备忘录付之一笑。显然，他写道，这份备忘录里的确体现出了迪斯累里（Disraeli）非常喜欢的那句格言：“种族（race）就是一切。” 把世界上所有犹太人聚集在一个国家的想法让他为之一颤。“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族群！”他冷笑道。但当他真正与塞缪尔谈论将巴勒斯坦划给犹太人的前景时，格雷却声称这一想法“在情感上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不过，他还是认为英国不应该再承担任何殖民责任，他担心英国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陷得过深。 ⁶

在与外交大臣和其他官员交谈后，塞缪尔决定重新起草他的备忘录。他删去了第一版中过于感性的表述，并补充说，即使是那些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也赞成他的建议。他还削减了建议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数量，从“三四百万”减少到了“三百万”。在修改后的版本中，他不再谈及“吞并”巴勒斯坦，并将之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转而提出建立英国“保护国”的建议。这些都是巨大的修正，但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却与之前保持一致。

几个月后，英国在伦敦成立了一个部际委员会，用于议决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未来。委员会的成员们主要是对一些战略性议题进行了权衡。巴勒斯坦的重要性被放置在保障英国与印度交通安全的背景中。但英国并不需要为此目的而控制这个国家。事实上，委员会并没有建议征服巴勒斯坦。不论如何，英国并没有战略上的理由把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巴勒斯坦当然也可以给阿拉伯人。

在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行动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打击德国的最佳方式是在西欧进行直接对抗。从东面经奥斯曼帝国包抄德国的可能性当时尚未被列入作战计划。因此，塞缪尔提出的行动与其同僚们的战略思想相违背。然而，这一提议却真的激起了他们的历史正义感，引发了他们基于《圣经》而同情犹太人的倾向，唤醒了他们对犹太人所拥有的强大力量的模糊但根深蒂固的信念，但显然也点燃了他们摆脱犹太人的希望。 ⁷

正是这些情感促使英国参与解决“犹太问题”——英国于1903年提出在英属东非地区划出一块土地，供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一个由犹太人自治的定居点。当时，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找到了一位律师为其服务，以方便其与外交部的联系。这位律师的名字叫戴维·劳合·乔治。《犹太纪事》（ The Jewish Chronicle ）认为劳合·乔治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且塞缪尔在撰写备忘录的时候也曾咨询过他的意见。 ⁸ 事实上，劳合·乔治的确相信犹太人能重回锡安。

2

劳合·乔治属于那些在《圣经》中长大的英国人之一。“我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关于犹太人的历史远比关于自己土地上的历史多得多，”他曾经回忆说。“我可以告诉你所有以色列国王的名字。但我怀疑自己能否说出五个以上英格兰国王的名字，更不用提威尔士国王了。”他对戴维·本–古里安说，在他知道巴勒斯坦的河流、平原和山脉的名字之前，他自己国家的地理名称却一个都说不出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用巴勒斯坦的古名“迦南”（Canaan）来称呼该地。 ⁹ 因此，犹太人回归锡安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中。事实上，英国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有着悠久的传统，为了迎合这一传统，赫伯特·塞缪尔在他的备忘录中耗费了不少心力。爱德华·格雷称其为新版的坦克雷德（Tancred）。

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坦克雷德是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于1847年出版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他奔赴圣地，并鼓舞东方人发起解放战争。“帕默斯顿（Palmerston）不得到耶路撒冷决不罢休，”书中的一个人物在谈论世界局势时曾这样说道。小说出版30年前，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曾指示驻土耳其大使向该国政府施压，要求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伦敦《泰晤士报》曾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充满同情的社论。 ¹⁰

劳合·乔治后来写道，巴勒斯坦问题在战争开始时根本没有被讨论过，只是在战争结束时才被提上了日程。事实上，早在1915年，他本人就提出了征服巴勒斯坦的建议。当时，他用塞缪尔备忘录中一个不太中肯的论点来支持他的提议，即巴勒斯坦将为大英帝国的皇冠增添光彩。 ¹¹ 战争大臣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勋爵对这一提议以及劳合·乔治所提供的理由感到气愤，他说：“巴勒斯坦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基奇纳勋爵是出了名的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战他说的话，他的失态可能更多的是与此有关。 ¹² 无论如何，到第二年的时候，由于基奇纳在海上溺水身亡，他的战略方针——将战争限制在欧洲的西线——也随之沉没。6个月后，即1916年12月，劳合·乔治当选首相，英国的政策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德国人现在还须面对盟军针对奥斯曼帝国从南部和东部战线发起的进攻。

按照新的作战计划，驻埃及的英军准备侵入奥斯曼帝国境内，但军队前两次试图攻克加沙的行动都失败了。劳合·乔治决定给部队派遣一个更强有力的指挥官。他首先想到了南非的扬·斯穆特（Jan Smuts）将军，但斯穆特更愿意在帝国的战争内阁中任职。艾伦比是他的第二选择。 ¹³

根据爱德华·格雷的说法，劳合·乔治对犹太人没有任何兴趣，无论是他们的过去还是未来。他真正想要的是防止巴勒斯坦圣地落入法国人之手。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劳合·乔治的确鄙视法国人，也无意让他们控制巴勒斯坦。但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也鄙视犹太人，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他害怕犹太人。 ¹⁴

到劳合·乔治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人的普遍看法是，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是错误的选择。而劳合·乔治想让公众相信，他当年这么做是对的。回忆录写于纳粹上台六年后，那时，他本可以简单地指出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由，而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行动是帮助犹太人实现某种正义的方式。相反，他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解释为与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势力的结盟，而为了获得这一势力的支持是值得为之付出代价的。战争使这种联盟变得不可避免。劳合·乔治声称，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当年实际上是逼着他的政府支持他们。这是一个明显充满反犹主义色彩的主张。

劳合·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说，“犹太种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能力。若按照他们的金融本能行事，犹太人完全有能力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们可以影响美国加强参战力度，而作为俄国革命的真正推动者，他们也控制着俄国对德国的态度。英国人担心俄国会与德国签订单独的和平协议，这将使德国人能够将他们所有的兵力都放在西线。犹太人当然是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英国人不尽快取得他们的好感，德国人就会收买他们。劳合·乔治认为，犹太人的友谊对英国有利，而犹太人的敌意则会损害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人事实上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与犹太人签订契约”。 ¹⁵

劳合·乔治的观点在当时很普遍。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担任外交部副大臣的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曾说：“我认为夸大犹太人的国际力量并不容易。”全世界各地的英国外交官中有不少人也持有类似的看法。驻土耳其大使报告说，犹太人、共济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际阴谋是阿塔图尔克（Attatürk）领导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运动背后的真正力量。“犹太人的影响力非常大，”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指出，“他们组织严密，尤其是在新闻界、金融界和政界，他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根据这位大使的说法，“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犹太人一般都同情德国人。 ¹⁶

约翰·巴肯（John Buchan）在他的经典间谍小说《三十九级台阶》（Thirty-nine Steps）中写道：“在所有政府和军队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运动正蠢蠢欲动，该运动由非常危险的人掌控着。”作为劳合·乔治政府时期英国政府情报机关的首脑，巴肯说的是犹太人。犹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拉动着战争之弦，他让他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说：“在巴尔干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某个国家突然取得了胜利，联盟被建立又被破坏，某些人的消失……这整个阴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俄国和德国对立……而犹太人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犹太人对俄国恨之入骨……犹太人无处不在……他们的眼睛像响尾蛇一样。他们是统治世界的人，他们的刀插进了沙皇的帝国里。” ¹⁷ 对于英国人所持的这种阴谋论观点，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是背后的鼓吹者。

3

1904年，三十岁的魏茨曼在赫茨尔（Herzl）去世后不久移居英国。他出生于俄国，并曾在瑞士生活过几年。作为一名化学家，他已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并因为自己极强的公共演说能力而声名大噪。

作为一名重要的政治活动家，魏茨曼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他却迅速掌控了该运动在英国的局势。在几个星期之内，他成功地与当时的外交部副大臣尤斯塔斯·珀西（Eustace Percy）勋爵进行了会晤。会面结束的几天后，魏茨曼给珀西寄去了一份有关他们讨论摘要的草稿。外交部对此皱起了眉头，珀西并不知道魏茨曼在进行一次正式的“采访”。但他对魏茨曼很重视，要求对文件的措辞进行一些修改，仿佛这的确是一份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议摘要。 ¹⁸

哈伊姆·魏茨曼能轻易接触到英国的决策者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这方面的卓越才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那个时期的主要资产：他基本上随时都能见到英国的决策者们。当他到达英国时，他的英语还不太流利；他与珀西的对话是用法语进行的，而他仍然用意第绪语进行思考。为了融入英国社会，他略显拙劣地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查尔斯。作为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化学讲师，他一直生活在经济压力之下。在很多方面，魏茨曼都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移民，他来自东欧的一个犹太小镇，并在广阔的天地间奔波闯荡。

即便他在帝国权力的走廊里像一片树叶一样颤抖，魏茨曼也会确保那些伟大的强者不会注意到他。他拥有胆识、眼光、勇气、狡猾和巨大的个人魅力。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写道，他有“近乎女性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学会了如何着装，如何表达自己，甚至如何像英国人一样思考。他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人们之所以相信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相信他自己。斯托尔斯说：“他在午餐会上跟我和我姐姐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出现了一种错觉，即连我自己都能搞懂这一理论了。” ¹⁹ 有时他则以乞丐的身份出现，恳求人们的施舍：他把情感勒索当成了一种艺术，几乎到处都能找到想要帮助他的善良的基督徒。而在另一些时候，当他与政治家们相处时，他也能表现得像一名政客。他直视他们的眼睛，并以犹太民族的名义说话。有时，他甚至可以用威胁的口吻说话。但这一切都是虚张声势：犹太人民没有派他来，他也没有权力。

到战争开始时，魏茨曼已经认识了不少英国政府体制中的人，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他的大部分人脉都要归功于《曼彻斯特卫报》（ Manchester Guardian ）的编辑C．P.斯科特（C．R．Scott）。正是斯科特替他安排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把他引荐给了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贝尔福是前自由党首相和戴维·劳合·乔治内阁的外交大臣。

贝尔福对“犹太问题”并不陌生。当“乌干达”方案（通常被称为“第一次贝尔福宣言”）于1903年被提出时，他是当时的英国首相。 ²⁰ 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把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巴勒斯坦。但当魏茨曼和贝尔福在1906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再次谈到了这一问题。在这次交流中发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上最著名的轶事之一。魏茨曼说，如果拿乌干达来换巴勒斯坦，摩西肯定会打碎石板。难道贝尔福会同意用伦敦来换巴黎吗？“但是魏茨曼博士，”贝尔福回答说，“我们占据着伦敦。”没错，魏茨曼接着说：“但当我们占有耶路撒冷时，伦敦还是一片沼泽。”贝尔福很惊讶，他问魏茨曼，是否有许多犹太人持有与之类似的想法。魏茨曼告诉他，持有这一想法的人有数百万之多。“这很奇怪，”贝尔福说，“我遇到的犹太人可不这样想。”魏茨曼的回答是：“贝尔福先生，您没遇到对的犹太人。” ²¹

两人仍旧时常见面。有一次，贝尔福向魏茨曼转述了他与作曲家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的一次谈话，并表示他与她的一些反犹主义思想不谋而合。这并不是什么秘密。1905年，贝尔福是限制英国移民法律的提案人之一，这项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犹太人的措施，这导致他被诬蔑为反犹主义者。 ²² 但魏茨曼是一个自我克制方面的大师，他知道如何温和地应对对话中如此尴尬的时刻。魏茨曼向他保证，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赞同“文化上的反犹主义”。他们还认为，那些自认为是“信仰摩西的德国人”的德国犹太人是“一种不可取的、令人丧气的现象”。他说，瓦格纳的反犹太主义世界观并没有考虑到犹太人对德国的伟大贡献，就像他们对法国和英国的伟大贡献一样。他向贝尔福讲述了当时正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有关使希伯来语成为犹太社群官方语言的斗争，有关他创办犹太大学的梦想，有关鲍里斯·沙茨（Boris Schatz）的贝扎莱勒艺术学校。魏茨曼写道，贝尔福被他的话感动得泪流满面。

1916年的一天晚上，魏茨曼作为客人与贝尔福共享晚餐，而此时的贝尔福已是英国的外交大臣。魏茨曼离开时已经过了午夜。贝尔福陪他走了几分钟，一直走到约克公爵柱（the Duke of York's Column）前。他们刚走到柱前，贝尔福就劝魏茨曼和他一起往回走。等走回屋子后，两人又重新走到柱子跟前。他们这样来回走了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魏茨曼在说话。他阐述了他反复强调的论点——即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的利益是一致的。魏茨曼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使用的是一套现代政治家的语言，但却同时被一种深刻的宗教意识所推动。贝尔福本人也是一位现代政治家，他同样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其基督教信仰的内在组成部分。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月亮出来了。 ²³ 不久，贝尔福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宣布：“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²⁴

魏茨曼深知自己作为“犹太人之王”的形象。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发出一些看起来像是来自世界权力中心的信件：“美国朋友必须竭尽全力影响我们的俄国朋友，支持英国和协约国的政策，抵制那里的一切敌对势力，”他在给华盛顿的一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的电报中写道，“我们这里也在做同样的事，将你们正在采取的措施用电报发送出去。” ²⁵ 魏茨曼在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的电报中写道：“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德国人在南俄获得立足之地。”他说他收到消息，德国人打算在南俄购买商品和燃料，并警告说，这有可能破坏“我们禁运措施”的效力，危及“盟国和巴勒斯坦的事业”。他还说：“我们认为，控制贸易的南俄犹太人可以对德国和布尔什维克与乌克兰结盟的密谋予以有效回击。”他同时指出：“我们已经给我们的朋友彼得格勒·罗斯托夫·基辅·敖德萨（Petrograd Rostov Kiev Odessa）发了电报，请你们也这样做，请你们代表盟国和巴勒斯坦的事业向他们发出呼声……现在必须利用一切影响……犹太人现在有绝好的机会向英国和美国表示感谢。”这无疑是写给英国审查员看的。魏茨曼表现得好像他和布兰代斯是在密谋着什么一样。他警告美国大法官对此事严格保密，这么做或许是为了给审查员使个眼色。同时，他还写信给他在俄国的熟人，敦促他们迅速行动，并特别提醒他们用英语给彼得格勒发电报。英国情报部门对魏茨曼的活动很感兴趣，而他则很乐意向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汇报情况。 ^{26 [1]}

1917年的局势让魏茨曼感到有必要制造出犹太人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神话，他令人钦佩地站了出来。一年前的5月，英国和法国在俄国的同意下，就肢解奥斯曼帝国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以其两位主要作者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和法国的乔治·皮科（Georges Picot）命名。该协定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划给法国，并把巴勒斯坦划分为英国控制区和英法共治区。魏茨曼从C．P.斯科特那里得知此事，并对此深感不安，因为巴勒斯坦的分裂将威胁到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的机会。正如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所警告的那样，法国人有可能在巴勒斯坦强行推行他们的语言，而希伯来语则将成为牺牲品。魏茨曼跑去外交部提出抗议，据一份记录描述，他抵达外交部时“十分愤怒”。到1917年时，英国外交部对这份协议已经有所动摇——阿拉伯人因为该协议而感到震怒，俄国则已经脱离了战争，意大利也想分一杯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抗议则进一步增强了英国撕毁该协议的意愿。在魏茨曼的影响下，赛克斯更加执着于自己的偏见。他认为犹太人无处不在，在每一个决定性事件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劳合·乔治也认为最好把魏茨曼的反对意见考虑进去。 ²⁸

魏茨曼的主要成就在于，他成功地让英国领导人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全世界犹太人”两者等同起来——劳合·乔治把“犹太民族”“全世界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词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他还成功地说服他们，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没有哪项国家利益要求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予以支持。此外，这个被认为是世界权势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际上仅仅占据了伦敦皮卡迪利广场（Picadilly Circus）上的四间小而暗的房间。其全部档案被保存在一家旅馆小房间内的某个箱子里，就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纳胡姆·索科洛夫（Nachum Sokolow）的床下。 ²⁹ 魏茨曼根本没有办法影响战争的结果，但英国对“犹太人”神秘力量的信念凌驾在了现实之上。正是基于这种虚假的考量，英国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建立犹太军团和发表《贝尔福宣言》。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战争中单独成团，是为了促进外界对他们民族身份的认可，并保证他们能在战争中分得一杯羹。犹太人对此的认知是，他们的士兵们将为自己的国家而战。然而，英国军方和外交部都认为犹太军团是一个不必要的麻烦，并对首相强加的军团表示不满。成立犹太军团不论是在战争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困难，战争大臣也看不出这一建制到底有何必要。但正如劳合·乔治的一位助手所解释的那样，首相担心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犹太人正在鼓动结束战争。这位助手指出，“他们”需要和平，以便恢复“他们的”商业。首相希望通过建立一支参加征服巴勒斯坦的犹太军队，以鼓励犹太人让战争继续下去。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犹太军团没有任何意义——耶路撒冷在其士兵到达巴勒斯坦之前就已经被征服了。然而，该军团却的确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军事经验以及英雄主义神话。更重要的是，该军团成立的过程揭示出了犹太人在外人眼里的可怖形象，也显示出了源自《圣经》的浪漫主义情节对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的影响。 ³⁰

4

许多年后，劳合·乔治把《贝尔福宣言》描述为一个慷慨仁慈的统治者对其宫廷中的犹太人所行的赏赐。魏茨曼发明了一种用玉米生产丙酮的方法，而制造炮弹需要用到丙酮。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他希望对魏茨曼的勤勉予以奖励，但魏茨曼却回答说，他只希望首相大人能支持他的人民。其结果是外交大臣贝尔福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表达了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支持。魏茨曼恨透了整个事件的过程。“我多么希望事情就这么简单，”他写道，“我从没想到宣言发表之前会有那么多的心碎时刻、单调乏味的工作和不确定因素。”这种说法并非完全站不住脚。

从1915年开始，魏茨曼在伦敦附近的一个海军部实验室从事他的研发工作，后来又在军需部供职。这是一段令人痛苦的经历。魏茨曼对他的工作头衔和薪水都不满意。等他成功地完善了自己的发明后，又出现了专利的所有权问题。在确立其权利主张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官僚主义层面的拖延。面对官员们制造的难题，魏茨曼用他最擅长的方式——即动用他的关系网络——来予以解决。他一次又一次地寻求C．P.斯科特的帮助，后者则尽可能地帮助他。斯科特找到了自己的党内同僚——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并通过他们来替魏茨曼说话。战争初期，第一任海军大臣正好是阿瑟·詹姆斯·贝尔福，而此时的军需大臣则是戴维·劳合·乔治。

魏茨曼走出了他人生的这一章，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屈不挠的讨厌鬼。当他请求C．P.斯科特代表他与帝国的大臣们交涉的时候，这些人正管理着四亿多臣民，并掌控着前线超过八百万的士兵。 ³¹ 如果没有斯科特的帮助，魏茨曼能不能找到劳合·乔治和贝尔福都是个问题。但令斯科特感到庆幸的是，他的门徒并没有让他失望，魏茨曼的研究对战争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斯科特得以在1916年之后继续代表魏茨曼与劳合·乔治和贝尔福交涉，而此时的二人已贵为首相和外交大臣。 ³²

在战争期间，魏茨曼至少与劳合·乔治交谈过七次。其中的一次，他们在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家中共进晚餐。鉴于他已为帝国作出重大贡献，魏茨曼觉得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正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前，他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向英国领导人介绍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因此，当他要求对方为其写一封支持信时，他不必从头开始。“鉴于首相、贝尔福先生……以及其他政治家已经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示了同情，我们承诺对它予以支持，”与魏茨曼保持接触的某位外交部官员说道。 ³³

然而，贝尔福却十分小心，他并没有被激情冲昏头脑。当他说“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他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让英国长期停留在巴勒斯坦，并以此来推动犹太人的独立事业。在他看来，英国也不应该独自承担这一重任。他从未想过要把巴勒斯坦并入大英帝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而且他显然也很乐意这么做。巴勒斯坦让他从战争的恐惧中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他把它描述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让犹太人重返家园是一个历史性的工程，他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和这项事业挂上钩。他也被这场实验和挑战所吸引。他在上议院不客气地质问他的同僚们：“难道我们永远都不能采取冒险的行动吗？”对他来说，一个没有壮举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世界。耶路撒冷著名的阿拉伯基督徒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认为，贝尔福将巴勒斯坦视为一种“历史学知识的练习和消遣”，而他更以一种相当自命不凡的方式将其付诸实践。 ³⁴ 贝尔福写道：“犹太复国主义，不管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比现在居住于这片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欲望和偏见远更重要。” ³⁵

英国政府仍未确定其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它想要“摸着石头过河”，并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³⁶ 因此，它凭直觉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摸索，在成堆的政策报告和官员的自负之间摸索。不论是在国防部，还是在外交部，不论是在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的官邸中，还是在印度事务部里，人们都在拟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有些人反对魏茨曼所提出的要求，他们认为英国不应发表一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

反对上述宣言的最全面的备忘录与赫伯特·塞缪尔三年前的备忘录的标题相同，都叫“巴勒斯坦的未来”。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是乔治·纳撒尼尔·寇仁（George Nathaniel Curzon）勋爵，他是当时战争内阁中的一员。有人说，他反对宣言是出于对贝尔福勋爵的嫉妒。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提供了充分的论证。寇仁承认，之后可能会在巴勒斯坦建立某种由欧洲人主导的管理机构，以保卫圣地，并确保该国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犹太人也包括在内，但却不仅限于他们。他并没有断然拒绝上述行政管理机构向犹太人开放移民，也没有排除允许犹太人购买土地的可能性。“如果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那我们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问题。”寇仁写道。但这份宣言的草案却不只承诺了这么多的内容，他是针对这一情况才表示了反对。寇仁警告他的同僚们，他们将会因此陷入困境。而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他指出的困难将一直压在英国驻巴勒斯坦行政当局身上，直到最后一天。

宣言中并没有提到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是用了另一个词——“民族家园”。这个术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发明，并在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得到公布。它意在伪装犹太复国主义的真实意图，并弱化反对的声音。在寇仁看来，“民族家园”是一个模糊的实体。有些人将其理解为一个在各方面都独立的国家；另一些人谈论的则是犹太人的“精神中心”。寇仁认为英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其实质内容并不明确，这纯属自找麻烦。

其次，这个国家面积小、贫穷，而且被战争弄得支离破碎。世界上有一千两百万犹太人，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在那里定居。整个定居行动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此外，这个国家并不是无主之地，阿拉伯人正居于其间。他们不会同意自己的土地被人剥夺，也不愿成为犹太人的樵夫和挑水工。耶路撒冷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这个民族家园的首都，毕竟太多宗教都对该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此外，为了组织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英国驻开罗的代表们已经为此耗费了巨大的心力。这项计划由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带头推动。为了换取阿拉伯人的支持，英国人曾答应让阿拉伯人独立。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acMahon）爵士在1915年10月写给麦加谢里夫的信中作出了这样的承诺。但后来出现的争议是，这一承诺是否包含巴勒斯坦。按道理说，当时的承诺显然包括巴勒斯坦，但信中的措辞却很模糊。英国人也许是有意为之，要么是为了误导阿拉伯人，要么是因为粗心大意。对阿拉伯人的承诺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问题在议会中至少被讨论了20次。阿拉伯人表示，英国人违背了他们的承诺。麦克马洪则声称，他并不打算把巴勒斯坦给阿拉伯人。 ³⁷

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大约六周的时候，艾伦比的首席政治官吉尔伯特·克莱顿（Gilbert Clayton）准将警告说，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会激怒阿拉伯人，并建议不要发表该声明。 ³⁸ 但政府并没有采纳一线人员的建议，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英国政府经常无视驻巴勒斯坦军事人员的专业评价。 ^[2]

军需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是赫伯特·塞缪尔的表弟，曾任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卿。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威胁，并提出了另一种反对意见。他的观点很重要，因为在犹太社群内部的公共讨论中，这一观点总会引发冲突。蒙塔古不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在他看来，如果承认犹太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么做会不利于他们在所居住的国家成为具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每一个承认巴勒斯坦是犹太人“民族家园”的国家都会想要摆脱掉犹太人。 ^[3]

蒙塔古认为，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愿望，即把英国犹太人驱逐到巴勒斯坦，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大型的犹太隔都。他在给首相劳合·乔治的信中写道，如果宣布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的家园，那么每个反犹组织和报纸都会质问，一个犹太人凭什么在英国政府中任职。蒙塔古写道：“我离开大学后一直为之工作的国家——英国——我的家人为之奋斗的国家，告诉我，我的民族家园，如果我想去那里的话……就是巴勒斯坦。” ⁴¹ 蒙塔古的判断是对的。英国即将宣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代表着整个犹太民族。

当内阁还在斟酌时，魏茨曼在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同僚指责他像一个独裁者一样工作——他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没有让他们了解情况，有些人还恨他的妻子薇拉。他的传记作者耶胡达·莱因哈兹（Jehuda Reinharz）将这位被人称为“酋长”的人所做的许多举动描述为一个人遵循直觉的即兴创作。这些批评给魏茨曼造成了伤害——或者说，他也许只是表现得让人感觉他很受伤，毕竟他时不时便会这样。无论如何，到1917年9月时，他抱怨说，周围的气氛对他缺乏信心，满是嫉妒，这使他无法做出任何有成效的工作。他为身边满是阴谋的恶毒气氛感到惋惜。在写给C．P.斯科特的信中，他说他的同僚们已经开始把“苏联人的手段”引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了。 ⁴² 他迫切需要一项实实在在的成就来战胜对手。作为复国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一部分，他加倍努力深化外界对犹太人的这种印象：犹太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纳胡姆·索科洛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一个首都奔赴另一个首都，争取各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声明——类似某种初级版本的贝尔福宣言。每到一处，他都被当作一个大国的使者来接待。他去了巴黎和罗马，并受到了教皇的接见。以索科洛夫的行程为例证，哈伊姆·魏茨曼告诉英国外交部，德国政府也在考虑发表一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愿望的声明。这一点倒是真的。 ⁴³

10月，埃德温·蒙塔古此时已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同僚们：英国在没有征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意见之前，不应颁布宣言。正如他所猜想的那样，白宫不建议把宣言公布出来，白宫也几乎没有安排与此事相关的任何议程。但魏茨曼成功地说服了他的朋友布兰代斯大法官，后者又与威尔逊幕僚中的某个高官搭上了话。于是，白宫便改变了立场。此事在威尔逊总统心中的边缘地位，可以从他写给助手的一张纸条中得到印证。这张纸条的大意是这样的：他刚从口袋里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求英国发表的声明，而他对此不存在反对意见。总统立场的变化不过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华盛顿的公关成果，但这一转变在伦敦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对于劳合·乔治来说，理解这件事情的方式只有一种：犹太人控制了白宫。

与此同时，赫伯特·塞缪尔承诺，征服巴勒斯坦会让英国收获全世界犹太人的感激之情。 ⁴⁴ 几年后，位于查塔姆大楼（Chatham House）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也回溯性地支持了塞缪尔的观点。该报告证实，《贝尔福宣言》是以对圣地的深厚感情为基础的，但战争内阁不可能仅仅为了替犹太人伸张正义而作出这样的决定。根据战后戴维·劳合·乔治在议会中发表的演讲，该研究所认定，伦敦方面曾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报告，这些报告均声称获取犹太人的同情对赢得战争至关重要。研究所的结论是，《贝尔福宣言》确实是通向胜利的一种手段。这份报告还指出，事实上其他国家也在争取犹太人的支持。 ⁴⁵

宣言的最终草案并没有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想要的一切，英国政府并没有将巴勒斯坦定义为一个犹太国家。宣言的措辞纳入了辩论期间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并反映了全方位的谨慎态度。因此，它并没有说巴勒斯坦将成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而是说民族家园将建立在巴勒斯坦——换句话说，只建立在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宣言中没有明确提到阿拉伯人——并没有体现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土地——他们被描述为“非犹太人社群”。同时，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是以不损害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为条件的。为了让蒙塔古和其他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放心，保障其他国家犹太人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损害也成为了建立民族家园的前提。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设法对文本进行了一项修正：英国人之前使用的是“犹太种族”一词，并没打算把它改成“犹太人民”。 ^{46 [4]}

1917年10月31日下午，魏茨曼一直坐在战争内阁开会的房间外等待着。最后，马克·赛克斯出来了，他对魏茨曼说：“魏茨曼博士，是个男孩！”但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个男孩，魏茨曼后来写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者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着不如意的结果，但在那天晚上，魏茨曼夫妇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他们请朋友们来共进晚餐，所有人都跳起了哈西德舞。 ⁴⁸

为了不影响艾伦比的作战计划，贝尔福勋爵的宣言被推迟发布。当时，艾伦比正在通往贝尔谢巴的路上，伦敦方面打算在他进城后再发表宣言。但等到贝尔谢巴沦陷的消息传来时，那一周的《犹太纪事报》已经没有版面了——该报每周五定期出版。考虑到《犹太纪事报》的利益，大家都同意推迟一周出版。11月9日，发布于11月2日的宣言终于在报上公开了。但这一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列宁在俄国的胜利完全掩盖住了这一消息。 ⁴⁹

这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许诺的第三国的土地，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写道。他认为这份宣言代表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观念，一种不自然的嫁接，并称其为“白皮肤的黑人”。 ⁵⁰ 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知道如何赋予这一事件以《圣经》般的威严。魏茨曼在给贝尔福的信中写道：“自居鲁士大帝以来，在过去的一切记录中，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值得纪念的宣言更具有政治智慧、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精神和对犹太人的民族正义。” ⁵¹ 全世界各地都举行了表示感恩的集会。在巴勒斯坦，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听到了这个消息。艺术家兼作家纳胡姆·古特曼（Nachum Gutman）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位热爱音乐的澳大利亚军官带着手下的士兵们进入了特拉维夫，这时，从一栋房子的窗口飘来了小提琴声。他停下脚步，欣赏了一会音乐，然后走进房子向音乐家致谢，并顺便向他提到了《贝尔福宣言》。消息很快就在各家各户传开了。有人怀疑这一消息的真实性，但小提琴家回应说，热爱音乐的人是不会说谎的。 ⁵²

5

1917年12月9日，这是一个星期日，耶路撒冷的太阳出来了。安东尼奥·德·巴洛巴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令人叹为观止。毕竟，它标志着一段全新的生活的开始，也是新生活到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⁵³ 侯赛因·萨利姆·侯赛尼（Hussein Salim al-Husseini）市长出身于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阿拉伯家族之一。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并从父亲那里继承来了市长的职位。他骑着马，准备向英国人递交土耳其总督留下来的投降书；他还带了几个人与他同行，其中包括该市的警察局长。

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是美国殖民区。在那里，他们向当地居民介绍了最新的情况。附近的居民们唱起了“哈利路亚”，从殖民区学校毕业的市长也加入其中。贝尔萨·斯帕佛德·维斯特（Bertha Spafford Vester）回忆说：“母亲警告他（侯赛尼），没有白旗不要进城。”于是他们拿了一张床单，把它绑在扫帚柄上，然后向市长送上了祝福。殖民区的居民之一，瑞典摄影师霍尔·拉尔斯·拉尔森（Hol Lars Larsson）也加入了随行人员的行列。至于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有无数的版本流传下来。 ⁵⁴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这个故事呈现出传奇色彩，但通过拉尔森所拍摄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有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上，这个故事的模糊性反倒增加了它的魅力。流传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耶路撒冷城投降了不下七次。

当耶路撒冷市长敲开美国殖民区的大门时，在城北边界宿营的一名英军军官正急着找鸡蛋做早餐。他派了部队里的厨师和一名二等兵去附近的一个村庄寻找鸡舍。厨师和他的战友出发了，但很快他们就迷路了。他们走啊走，突然发现迎面走来一队打着白旗的平民。他们是第一批遇到耶路撒冷市长的英国士兵。市长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郑重地宣布：耶路撒冷欢迎国王陛下的军队，该城愿意投降。然而，这两名英国士兵却不太清楚这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他们在执行另一项任务——他们的少校还在等他的英国早餐。于是，两伙人分道扬镳，侯赛尼继续向西行进，向安东尼奥·德·巴洛巴家的方向走去。

巴洛巴那天早晨醒来时，听到门口有一群人的声音。他从窗口窥视出去，发现门口站着几十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在过去的几天里，她们的丈夫被土耳其人抓走，之后便下落不明。妇女们恳求领事出面干预。苏丹娜·萨卡基尼（Sultana al-Sakakini）和吉特尔·莱文（Gittel Levine）也在这群妇女之中。在她们丈夫被捕后的几天里，两人曾到军事监狱的门口给丈夫送衣服、食物和钱。士兵们收了她们的钱，却把她们赶走了。 ⁵⁵ 尽管在土耳其人当政期间，巴洛巴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要插上一脚，但在那天早晨，这位领事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没法再如此行事了。他向哭泣的妇女们表示，在这个关头，他的影响力太小，发挥不了作用。

就在几个小时前，哈利勒·萨卡基尼和阿尔特·莱文被人从牢房中带走。土耳其士兵带着他们穿过老城来到狮子门，然后从那里步行到杰里科。这是一段痛苦的旅程，其终点是大马士革的一所监狱。他们俩被一根绳子捆着。“我的双手和我的同胞阿尔特·莱文绑在一起，”萨卡基尼后来写道，“绳子系得太紧了，我害怕手上的血管会崩裂。当我要求他们把结放松一点时，他们却说：‘我们不在乎你的死活。’”四周都是大批撤退的士兵，他们在逃命。与此同时，一架英国飞机正在天空中盘旋。 ⁵⁶

巴洛巴对此二人的命运一无所知。在他们的妻子离开后，德国豪华酒店“法斯特酒店”（Fast）的某个黑人服务员跑来找巴洛巴汇报：耶路撒冷市长准备找英国人投降。领事赶往酒店，在那里，他遇到了德国殖民区的居民。这些居民大多是圣殿骑士团的成员，作为敌国国民，他们害怕英国人的到来。从酒店出来，巴洛巴开始在城里游走。他沿着雅法大街走，目睹了劫掠的过程：到处都能看到人们在抢东西。他们抢走了能拿走的任何东西，从家具到电报线，从盆栽植物到破马车的轮子。儿科医生海伦娜·卡根（Helena Kagan）也见证了这一切：人们不仅抢劫房屋、办公室和被人遗弃的财产，还抢夺意大利传染病医院的毛毯和床单。大约九点一刻，第一批英国士兵到达了老城南侧的锡安门。 ⁵⁷

这一消息席卷了整个耶路撒冷。加德·弗鲁姆金（Gad Frumkin）律师焦急地跑到大街上，他的阿拉伯邻居马哈茂德·侯赛尼（Mahmud al-Husseini）则叫他不要担心——英国人已经到了，他的表弟、耶路撒冷市长正在去找他们的路上。 ⁵⁸ 梅纳什·埃利亚沙尔（Menashe Elyashar）出身于城中最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之一，听到这一消息后，他也准备回家。土耳其人之前在他家的院子里放了一挺机枪，埃利亚沙尔一家不得不搬去亲戚家住，现在他准备回去探查情况。在路上，他碰到了经常到他家做客的市长。侯赛尼邀请埃利亚沙尔加入他的随行队伍。市长说：“去见证一个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历史事件吧。”他们往上利夫塔（Upper Lifta）方向行进，后来耶路撒冷的罗梅马（Romema）街区就建在那里。

突然，他们听到了一声大叫。“停！”两名英国军士从一堵坍塌了一半的石墙后面跳了出来，随时准备开火。市长举起了双手，并再次挥舞起白布。他转过身来，郑重地告诉两位士兵，耶路撒冷城欢迎国王陛下的军队，并希望向他们递交土耳其总督的投降书。塞奇威克（Sedgewick）中士和赫尔科姆（Hurcombe）中士都穿着短裤，其所属的部队尚未进入城中，而他们则是部队里的侦察兵。两人都不同意接受投降，但他们同意与市长及其随行人员合影，并向他们索要了香烟。同时，他们答应向上级汇报。耶路撒冷市长则在上利夫塔等着。

市长接下来见到的英国人是两名炮兵军官，贝克和巴里。市长第三次准备投降，但这两个军官同样拒绝扮演这一历史性的角色。他们答应向自己所在的部队汇报，市长则继续等待着。又过了一会儿，贝利（Bailey）中校出现了，市长再次宣布耶路撒冷城欢迎国王陛下的军队。当中校正在用无线电通知谢伊（Shea）少将时，C．E.沃森（C．E．Watson）旅长出现了。市长第五次试图投降。沃森同意接收投降书，并问哪里可以喝到茶。于是整支随行队伍又回到了雅法街，来到了摩西·瓦拉赫（Moshe Wallachs）医生的沙埃莱·泽德克（Sha'arei Zedek）医院。

瓦拉赫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他属于那些在巴勒斯坦做了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的人之一。他和护士长塞勒玛·梅厄（Selma Meir）一起奠定了这所医院的基础——最新的医学创新与犹太教法的奇妙融合。在沙埃莱·泽德克医院，瓦拉赫按照犹太传统接见了市长和英国将军——他拿着面包和盐出来迎接他们。随后不久，领事巴洛巴也来了。大家喝着茶，吃着饼干，而英国军官则问起了有关他们敌人的一切：冯法尔肯海恩（von Falkenhayn）将军什么时候离开的这座城市，有多少德国士兵在和土耳其人并肩作战，土耳其军队的状况如何。巴洛巴为了保持他的中立地位，非常谨慎，而且有点傲慢，这也是他的特点。他说他没有军事情报，他关心的完全是耶路撒冷的平民。他向沃森强调，必须尽快向饥饿的居民提供食物，并要求立即组织一支警察部队。他还要求保护德国殖民区的居民。沃森匆匆上路，领事则继续在城里巡视。

人群开始涌上街头。巴洛巴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自发的民众热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加入了进来。每一个走在街上的英国士兵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满怀憧憬之情的平民们把士兵们团团围住，抚摸着他们的军装，拍他们的头，并用东方的各种语言向他们表示祝福。人们对英军表现出了无限的钦佩之情，巴洛巴写道。由于担心被征召入伍或被赶出城市，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一直躲躲藏藏；如今，他们纷纷涌上街头。他们早就在等待这支解放军。巴洛巴很理解他们，但他同时也提醒自己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他应该保持中立。当他在日记中总结当天发生的事情时，他依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傻。但他最后实在没忍住，他写道：“再见，可恶的土耳其人！” ⁵⁹

当天，侯赛尼市长还得再投降一次。他的第六次尝试是在下午，在老城大卫塔的台阶上，其投降的对象是谢伊少将。谢伊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出现，而艾伦比将军当时正坐在雅法附近的指挥帐中。艾伦比与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少校一起收到了耶路撒冷被征服的消息，并邀请他两天后一起正式入城。

艾伦比的入城，标志着侯赛尼市长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投降。这一次，是一个完整的仪式，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艾伦比在雅法门拴好马，徒步进入圣城。城中各族与各教的长老们都在等待着他，他们身着绚丽的长袍，戴着装饰复杂的帽子。艾伦比带来了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代表。他宣读了一份在伦敦精心起草的宣言，这份宣言后来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俄语。宣言的核心内容是承诺保护城中的圣地。在参加仪式的客人中，有领事巴洛巴，艾伦比感谢了他在战争期间所付出的努力。领事表示：“艾伦比非常亲切。”他还注意到有一台摄像机。他心想，要是杰马勒帕夏能看到就好了。 ⁶⁰

城里的枪声仍未停止。有几名土耳其士兵躲到了橄榄山上，要想击溃他们，英军必须手对手、刺刀对刺刀地战斗。为此，英国人后来在橄榄山的山坡上建立了一个军人公墓。在耶路撒冷战役中，英军共出动了2.6万名士兵，其中包括8 000名骑兵。这场战役共造成1 667人阵亡，英军还损失了5 000匹战马。自从从贝尔谢巴出发以来，英军的伤亡人数约为18 000人，土耳其方面则死伤25 000余人，另有数千名士兵被俘。 ⁶¹

一两天后，耶路撒冷又发生了一场“小型战争”，只不过这场战争是在谢伊少将和沃森准将之间发生的。当谢伊得知霍尔·拉尔森拍摄了纪念侯赛尼向沃森投降的照片时，他立即下令销毁底片。耶路撒冷的投降要作为他的故事来纪念。拉尔森试图绕过这个命令，但谢伊却对其予以威胁，摄影师被迫服从，只保存了两位中士的照片。英国人还小心翼翼地保存了投降旗——这面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旗帜被送到了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 ⁶²

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这次征服被披上了神话的外衣。犹太人将其视为光明节的奇迹。在征服的当晚，他们点燃了节日的第一根蜡烛。当时在伦敦的大拉比亚伯拉罕·伊扎克·哈科亨·库克（Avraham Yitzhak Hacohen Kook）后来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感恩祷文。整座城市的人们都在谈论着阿拉伯人曾用来赞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预言：只有当上帝的先知把尼罗河的水带到巴勒斯坦时，土耳其人才会离开巴勒斯坦。英国人在沙漠中铺设了为军队供水的管道，所以艾伦比被人们称为“安拉安纳比”（Allah an-nabi），即上帝的先知。

英国军报在该报的希伯来文版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位名叫史姆埃尔·施密尔基斯拉比（Shmuel Schmilkis）的老人，每逢安息日前夕，都会挥舞着红手帕离开家门，迎接弥赛亚的到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走路越来越困难，但他还是周而复始地执行这项任务。在艾伦比到来的三天前，施密尔基斯回到了造物主的身边。“他活在弥赛亚将降临的信仰中，”该报写道，“也死在弥赛亚将降临的信仰中，谁知道……也许在他最后的时刻，他有幸听到了救赎者的声音……谁知道呢？” ⁶³ 维维安·吉尔伯特（Vivian Gilbert）少校写道，只有两位背负着十字架的人成功地解放了圣城：十字军将领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和埃德蒙·艾伦比。 ⁶⁴

为了参加征服耶路撒冷的战斗，英国士兵詹姆斯·波洛克（James Pollock）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几个月后，当他到达该城时，他有了一次改变他一生的宗教经历。有一天，他独自坐在橄榄山上，凝视着眼前的这座城市，他的心则向拿撒勒的耶稣走去——耶稣曾为他和全人类受苦。他好想为耶稣做点什么，就在此时，仿佛有一个来自天堂的声音向他发出了呼唤：最伟大、最困难的战争还在进行中——去战斗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英军还要完成对该国北部地区的征服。“我当时觉得他（耶稣）真的明白，我们所经历的战斗是值得的。我几乎感觉到他就站在我的身边，一种巨大的安宁感进入了我的灵魂，我感谢上帝。”波洛克写道。按照波洛克的说法，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感受：一位牧师曾告诉他，士兵们都想手里有本《圣经》，但却供不应求。“耶路撒冷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⁶⁵

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三年来第一次被敲响。征服的消息传到了议会，国王乔治五世给艾伦比发了一封个人电报以表示祝贺。

艾伦比本人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到达耶路撒冷后，他给妻子写过信，但在信中却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即使是当夫妻二人失去了心爱的独生子的时候（迈克尔于六个月前在法国前线阵亡），艾伦比的反应也是非常克制的。艾伦比在给妻子的信中表示，如果上天不让他认识迈克尔，他的悲痛会比暂时分离的哀伤更深。同时，艾伦比还向妻子表示了感谢，感谢她在这二十一年来给他带来的幸福。圣诞节时，他在寄给妻子的信中放了一朵鲜红的银莲花。 ⁶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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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同他的许多同僚一样，贝尔福也注意到了犹太人参与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情况。在与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的谈话中，贝尔福提到了几天前他从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那里打听到的一条消息，即列宁的母亲是犹太人。 ²⁷

[2] 在那些对犹太复国主义持支持态度的英国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包括那些鄙视犹太人的人）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更讨厌阿拉伯人。劳合·乔治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毕竟曾为土耳其人的统治而战。事实上，他对阿拉伯人的了解并不比对犹太人的了解更多。他的阿拉伯政策，如果还能称得上是一种政策的话，充满了误解、内部矛盾和无知。而这一政策源自他对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否定。 ³⁹

[3]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也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但与蒙塔古不同，他认为这是一项积极的因素。他在日记中指出：“反犹主义者将成为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反犹国家也将成为我们的盟友。” ⁴⁰

[4] 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一本作家手册中写道：“一个作家如果希望被完全理解，就必须设立并遵守某些文学原则。”然而，他指出：“当然，他可能并不总是希望被理解：在英语中，很多戏剧都是故意放宽措辞的。”他把《贝尔福宣言》当作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⁴⁷ odHeLv5wFkGWHE9EDfn0Ein/KT6BhXnjQZswUo1M6MoyNBs6HghMerWrVYXTZR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