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自尊与自尊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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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魏茨曼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主席第一次到达巴勒斯坦时，他住在拉姆拉附近艾伦比的营地里。一天早上，当艾伦比开车经过时，他看到魏茨曼正站在他的帐篷附近。他让司机停车，并邀请魏茨曼陪他同去耶路撒冷。魏茨曼很想接受，但“内心的某种东西”阻止了他。他说，当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城时，如果有人看到他和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在一起，也许会有些不妥。艾伦比下了车，站到魏茨曼身旁，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起来，他伸出手说：“你说得很对——我想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¹

“我不能说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道德和政治意义有很深的体会或理解，”魏茨曼在给妻子薇拉的信中写道，“但他绝对表现出了理解和帮助的意愿。”在艾伦比营地附近会面后的几个星期里，魏茨曼给妻子写信说，艾伦比表示了“热烈的同情和殷切的赞赏”。即使这位将军对在该国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可能性心存疑虑，但在魏茨曼看来，“艾伦比与我们同在，并为我们服务”。艾伦比告诉魏茨曼，他会在夜里读《圣经》。 ^{2 [1]}

征服巴勒斯坦后不久，艾伦比对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进行了正式访问，在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接待。特拉维夫人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这是一条从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总部通向海边的主干道，以前叫“新社会路”。 ⁴ 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将艾伦比的访问视为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种姿态。

这位将军经常强调，他的工作是暂时守住巴勒斯坦，直到建立起一个文官政府。与此同时，他承诺以“仁慈的中立”为原则来治理该地。军人出身的艾伦比主要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成一种麻烦，这也是军政府中的普遍看法。尽管有少数军官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其他的军官都支持阿拉伯人。总的来说，对于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的犹太复国主义，军方并没有出于道德或政治原因而拒绝接受，但军方同时认为英国对该运动的支持有可能使巴勒斯坦的问题复杂化。为此，军方还向伦敦方面提出了警告。 ⁵ 尽管如此，通常情况下，在军方看来，政府的犹太民族家园政策是其有义务执行的命令。

军政府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国家恢复了生机。卫生部门成功地抗击了霍乱和斑疹伤寒的疫情。而随着供应线的恢复，饥荒也结束了，大部分救济粮来自埃及。政府为阿拉伯和犹太农民提供了种子、幼苗和相应的技术指导。水的供应——尤其是耶路撒冷的供水系统——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个城市以前依靠收集雨水，并将其储存在蓄水池中，现在有了自来水，从伯利恒南部的所罗门池中抽出。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认为这是军政府最重要的成就。此外，街道的清洁度同样得到了改善，市政府也进行了改组。耶路撒冷市长费萨尔·侯赛尼（Feisal al-Husseini）在英国征服巴勒斯坦几个月后去世，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任命已故市长的弟弟穆萨·卡齐姆·侯赛尼（Musa Kazim al-Husseini）为继任者。

学校和银行都开门了，法院系统也恢复了工作。法官——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得到了更高的工资，这减少了腐败。此外，税收系统得到了完善，埃及镑也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在战争中被毁坏的道路得到了修复，新的道路也铺设好了，这些工程为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到处都能看到私家车在道路上行驶。新的铁路线被铺设出来，很快，客运服务在国家的各个城市之间运行开来。领事巴洛巴曾乘夜车从利达（Lydda）抵达坎塔拉（Kantara），他的车厢里不光有床，还有吃饭的地方，这给领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政府竖起了新的电报线路，并安装了一些私人电话。邮政服务的效率也提高了，人们开始相信信件不仅能顺利寄出，还能到达目的地，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出现。 ⁶

所有这些改革都相当简单，所需的只是权力、组织和金钱。然而，当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找到雅法总督W．F.斯特林（W．F．Stirling）时，总督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哈科亨要求总督同时用三种语言（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来发布所有的政府公告。斯特林不懂希伯来语，但他知道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诉求。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把英国政府对希伯来语的态度当作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复活民族语言是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核心。无数人曾就此事向当局提出过申请，这些申请都试图表明一个观点，即如果不给予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平等的地位，建立民族家园的政策就毫无意义。斯特林和罗纳德·斯托尔斯觉得这一请求很有趣。斯特林指出，大多数犹太定居者事实上并不懂希伯来语。“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学习所谓母语，”他说道。对于斯托尔斯来说，犹太人是在打一场毫无意义的符号战，而这正是“萨摩瓦（samovar）犹太复国主义”的特点——所谓“萨摩瓦（samovar）犹太复国主义”是斯托尔斯对魏茨曼和其他俄罗斯犹太人所拥抱的意识形态的称呼。 ⁷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车牌上不使用希伯来字母提出了抗议。斯特林回忆说，在某个定居点，犹太人把当地邮局的牌子摘掉了，因为牌子上除了英文和希伯来文外，还有阿拉伯文。斯特林认为这种行为很“愚蠢”，这让他很生气。“我给了（他们）三天时间更换招牌，并告诉他们，如果不在这段时间内把牌子放回原处，他们就得一路走到耶路撒冷的总办事处去取信。招牌立马便被贴好了。”这段插曲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印象，即犹太人个体上是聪明勤奋的，但集体上却愚蠢得令人发指。

巴勒斯坦本土的政治斗争或许是最不招军政府喜欢的事物。与罗纳德·斯托尔斯不同，大多数英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理不清头绪，也尽力避免掺和。斯特林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代表们说，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打仗、征服和统治，而不是搞政治斗争。 ⁸ 但军政府很快发现，在巴勒斯坦，政治才是一切的核心。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几乎把每一起事件和每一项决定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当军事当局计划在耶路撒冷的几个犹太社区修建新的污水处理系统时，戴维·埃德同意帮助提供资金，但有一个条件，即工程必须交给一个犹太承包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声称，犹太人应该购买耶路撒冷的水源，哪怕是亏损也在所不惜。 ⁹ 复国主义委员会很明显地采取了一种部族主义的立场，犹太个体的商业利益也被视作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对干预耶路撒冷法斯特酒店的未来毫不顾忌，仿佛它是一个在整个民族层面都具有重要性的项目。

这个故事包含在两大包文件中。法斯特酒店归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宗主教区所有，1918年，一些犹太投资者表示出了租赁该酒店的兴趣。对此，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试图予以帮助。委员们认为，一家豪华酒店将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来声誉。其中主要的投资人是来自开罗的犹太商人巴尔斯基（Barsky），他要求把酒店连同里面的家具和内部设施一并交付给他，但这些东西当时都处于敌国财产保管人的控制之下，因为酒店的经营者（法斯特兄弟）是隶属于圣殿骑士团的德国人。在巴洛巴领事的居间协调下，兄弟俩本已同意把巴尔斯基想要的东西卖给他，但敌产保管人却阻止了这笔交易。没有家具和设施，巴尔斯基是不会进行交易的。

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来解决这场纠纷。文件中提到了“胜利”和“失败”。然而，当所有障碍都被克服后，巴尔斯基又增加了一个新条件：只有当委员会以极其优惠的条件安排贷款时，他才会完成这笔交易。委员会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附属机构“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施加压力，该银行建议由委员会承担其中的部分贷款费用。现在轮到委员会提条件了：首先，旅馆厨房的运作必须合乎犹太教法（kosher）。巴尔斯基拒绝了。银行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旅馆分设两个厨房，一个按教法要求运作，另一个不作要求，同时开设两个服务水平和价格都相当的餐厅。其次，委员会要求用希伯来语来印刷菜单，但最后同意用双语印刷（希伯来语和英语）。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和银行之间冗长的通信过程仍在继续，因为巴尔斯基坚持他的贷款利率不能高于6%。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家都认为，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家豪华酒店对犹太人来说是一笔极其重要的政治资产。 ^[2]

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以同样的民族主义热情推行了各种项目，包括将太巴列（Tiberias）温泉转移到犹太人手中，获得电话和发电业务的特许权，以及推动一项开发死海资源的计划。事实上，复国主义委员会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发挥着政府的职能，它有一百名员工。遵照伦敦规定的政策，军方勉强承认委员会是整个犹太社群的代表。仿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民族主义的唯一代理人似的。因此，委员会被授权向犹太农业定居点征税。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成就。 ¹¹

该委员会还获准控制犹太世俗学校，在此之前，这些学校一直使用德语作为教学语言。现在，学生们将用希伯来语授课。耶路撒冷的眼科医生亚利耶·费根鲍姆（Arieh Feigenbaum）因为收据没有使用希伯来语而拒绝缴税，作为回应，罗纳德·斯托尔斯宣布将改变这一状况。火车公司最终同意了在车票和时刻表上印上希伯来文的要求，军政府也同意在所有的政府公告中加入希伯来文——英文印在中间，阿拉伯文印在右边，希伯来文印在左边。雅法总督斯特林则答应聘请戴维·埃德派给他的希伯来秘书。这位秘书叫埃胡德·本–耶胡达（Ehud Ben-Yehuda），是伟大的词典编纂家埃利泽·本–耶胡达之子。他带来了一台希伯来文打字机。 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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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比手下有一位名叫温德姆·迪兹（Wyndham Deedes）的情报官员，他是军政府的二号人物，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迪兹曾对一位同事说，他越是能帮助犹太人返回圣地，就越能加快救世主的第二次降临。他认为大英帝国和全世界犹太人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契约，他还认为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是实现世界和平这一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他的同事诺曼·本特威奇（Norman Bentwich）称他为“现代圣人”。 ¹³ 本特威奇本人是一位英国法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当上了司法部长，这是军政府中最有权力的职位之一。

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另一个盟友——埃德温·塞缪尔，他是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联络官，也是艾伦比幕僚中的犹太事务专家。他特别热衷于在耶路撒冷任职——他给父亲写信说，哪怕给他一万英镑的薪酬，他也不会同意更换自己的岗位。 ¹⁴ 从他寄回家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他实际上充当了双重间谍。在为艾伦比工作的同时，他还给在伦敦的父亲发送详细的报告，而这些报告又反过来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我知道你对这里的PI（Political Intelligence，政治情报）方面很感兴趣——这就是我来的原因，”他写道。赫伯特·塞缪尔很好地利用了从儿子那里得到的信息。那段时间里，在谋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战略方面，他为魏茨曼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艾伦比的首席政治官兼首席行政官吉尔伯特·福金汉姆·克莱顿（Gilbert Falkingham Clayton）准将曾反对《贝尔福宣言》，并反对立即将巴勒斯坦移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个国家90%的居民都不是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有治国理政的经验。尽管如此，克莱顿却并不反对让犹太复国主义者逐步成为该国的统治者，他也支持让希伯来语成为官方语言。他还曾访问过特拉维夫，尽管略显正式但却没有敌意。马卡比体育组织的体操运动员们为他组织了表演，当地的音乐学校还举办了一场简短的音乐会。他在迪岑戈夫家吃了饭。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指出，这次访问很明显具有政治性——克莱顿在军政府中所在的部门不会无缘无故地组织这样的访问。魏茨曼与他建立起了恰当的工作关系，而包括贾博廷斯基在内的其他人也表示，克莱顿对他们持同情的立场。罗纳德·斯托尔斯则声称，他和克莱顿两人观点相同。要知道，斯托尔斯可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¹⁵

尽管斯托尔斯本人经常与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发生冲突，但他认为让犹太人返回故土是一种救赎，也是某种历史正义的实现。他甚至将犹太复国主义描述为神之典范——在回忆录中，他用的是希伯来语“舍希纳”（Shekhina） 一词。他认为，犹太人世世代代为世界贡献了他们的天才，而每个国家都对他们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不公。如今，人类文明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道德和政治层面对犹太人所欠下的债务，而他，斯托尔斯，则被选中来清偿这笔债务。这种历史观对自命不凡的斯托尔斯来说很有吸引力。 ¹⁶

斯托尔斯对希伯来文化表现出浓厚而真诚的兴趣，他与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和杰出的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都有过对话。他认为巴勒斯坦相当于某种犹太版的阿尔斯特（Ulster） ，是潜在的阿拉伯联邦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努力促进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合作。他的“亲耶路撒冷协会”（Pro-Jerusalem Society）是为了促进耶路撒冷的建设而成立的，该协会的标志将阿拉伯新月、大卫之星和基督教的十字架结合在了一起。他觉得自己可以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要求之间找到契合点，这种预设反映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即他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大舞台，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指挥舞台上的演员。

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一周年之际，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组织了一次游行。斯托尔斯总督批准了这次游行，但条件是不能展示旗帜，且游行队伍要在距老城的雅法门一段距离的地方散开。他亲自到场向游行队伍致敬，并发表了讲话。然而，游行队伍中有一群中学生违反了总督的禁令，他们举着旗帜向雅法门进发。两个穿着破烂的年轻流浪汉——一个是穆斯林，另一个是基督徒——抢走了横幅，折断了横幅上的棍子，并殴打了游行队伍中的一名教师。两人当场被捕，并被带到了警察局。当天晚些时候，戴维·埃德向总督提出了申诉。斯托尔斯在法庭上叫来了本特威奇少校，结果这两个“衣衫褴褛的脏孩子”被判处4个月的监禁。判决很严厉，他们提出了上诉。

依照斯托尔斯的判断，这起事件不是有预谋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市有非常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第二天，总督在办公室外听到了一阵骚动，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带着一支游行队伍找到了他。他们抗议英国打算把巴勒斯坦送给犹太人。斯托尔斯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书。在与本特威奇协商后，他找到了戴维·耶林（David Yellin）——犹太社群的领导人之一——并建议安排一场阿犹双方的和解仪式。耶林要求侯赛尼家族的首领来找他，侯赛尼表示拒绝。他们达成的妥协是在斯托尔斯的办公室会面，双方握手言和，而耶林则同意撤回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上述两个青年的起诉。随后，法院将他们的刑期减为6天，也就是他们被捕后已经过去的时间，两人当即被释放出狱。

按照斯托尔斯和耶林之间所达成的协议，这两名阿拉伯青年向被打的教师道了歉，并答应赔偿断棍。然而，他们却没有钱。“这两个孩子绝对是身无分文，看来这面旗帜的账单完全有可能要由我来支付。”斯托尔斯写道。他的话语中带着嘲讽的语气，这种傲慢的态度会让他在未来付出代价。然而，对于这件小事的历史意义，他并不是毫无感知。这件事反映了巴勒斯坦新生的冲突中的许多因素：民族、社会和符号层面的紧张关系；名誉的重要性；法院系统的无足轻重；以及英国官员认为仅凭自身权威便足以使当地人和解的幻想。同样重要的是，它表明了英国人自己得要为此买单。 ¹⁷

“我不支持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二者我同样支持，”斯托尔斯写道，“两小时阿拉伯人的不满便会把我赶进犹太会堂，而在经过高强度的犹太复国主义宣传课之后，我又准备接受伊斯兰教。” ^{18 [3]}

一些英国军官明确而坚决地反对其政府所推行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沃尔特·康格里夫中将在埃及和巴勒斯坦都带过兵，他认为犹太民族家园的理念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仍认同这一观念，他甚至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诚挚的同情”。 ²⁰ 哈伊姆·魏茨曼称他是一位对犹太复国主义知之甚少的友好绅士，他认为自己可以教好这位将军。然而，康格里夫却担心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会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战火，并倾向于将这一切都归咎于犹太人。他后来写道，如果犹太人明智地、安静地、缓慢地行动，可能一切都会成功，但犹太人“咄咄逼人、争强好胜、肆无忌惮”。他希望《贝尔福宣言》能被撤销。他写道：“我们同样能宣布英格兰属于意大利，因为这里曾经被罗马人占领过。”他声称军政府的许多军官都赞同他的观点。 ²¹ 他们深信犹太复国主义者想用犹太人，尤其是来自俄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下层犹太人来填满这个国家，以便形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多数地位。康格里夫认为，当犹太人的实力足够强大时，他们就会击垮阿拉伯人，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同时也把英国人赶走。 ²²

英国官员经常使用“犹太人”这一用语，但其实他们指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军政府中的有些人明显是反犹主义者。情报官员温德姆·迪兹向哈伊姆·魏茨曼展示了他在埃及军队中发现的反尤读物，例如《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军官们对该书的评注中也渗透着对犹太阴谋论的信服。 ²³ 据康格里夫说，“魏茨曼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指责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确实如此。对此，我并不表示怀疑”。他解释说，那些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很难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与将其付诸实践的人区分开来，这些人并不善良。他紧接着说，人们应该牢记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联系，以及英国对犹太人长达数百年的敌意——他们不亲近犹太人是很自然的。驻巴勒斯坦的第三位首席行政官阿瑟·威格拉姆·莫尼（Arthur Wigram Money）将军在日记中也发表了不少反犹主义言论。 ²⁴ 这些言论在他发出的电报中同样有所体现。 ^{25 [4]}

不过，大多数英国官员并没有使用反犹主义的表达方式。康格里夫断言，他们的个人观点并没有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在他看来，每个官员都是按照政府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行事的。他们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严格公平地对待所有信仰和所有利益团体。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犹太复国主义者才不喜欢他们。这些复国主义者希望得到优待。 ²⁷

仅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某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要求还是持保留态度的。奥斯曼帝国禁止出售土地的规定仍然有效，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并没有要求立即废除这一规定。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没有资金购买大量土地，禁令实际上阻止了投机者抬高土地价格。 ²⁸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没有要求政府向任何想来的犹太人开放移民，但此前遭到土耳其人驱逐的数千人则被允许返回故土。只要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吸纳犹太人的准备，限制犹太人入境就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使他们与英国人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

还是那句话，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英国人不允许他们发行自己的货币，也剥夺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控制外部资金流入的专属权，这一权力本可以让他们阻止外部捐助流入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之手。魏茨曼想从军队手中购买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其目的是把它改造成希伯来大学的图书馆，但遭到了军方的拒绝。他还提议建设连通雅法到耶路撒冷的铁路线，但这一请求也未获批准。同样遭到拒绝的还有一长串其他的请求。 ²⁹ 魏茨曼不止一次地抗议军政府所做出的决定，但抛开这一切不谈，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仍认为它与军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用“最友好一词来形容”。委员会写道，军政府的官员们表现出了“公平的精神”和“同情的理解”，并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³⁰ 反过来，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也向英军提供了情报和形势评估报告，甚至承担了相关的费用。 ³¹ 这种合作关系使任何关于军政府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利益的说法都显得相形见绌。相反，双方共同的情报工作是不利于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的。

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与军方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政治分歧，也不是因为一些军官的反犹（或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而是一个关于自尊的问题。康格里夫将军写道：“以其目前的形式存在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是对英国行政当局的一种长期侮辱。”他指出，该委员会的官僚机构与军政府的结构完全一致。 ³² 爱德华·基思–罗奇观察到，“他们穿着卡其色的衣服，系着萨姆·布朗（Sam Browne）的腰带……提出了许多问题”。用他的话说，“他们常常是激情多于技巧和谨慎”。他抱怨说，复国主义委员会的政策“侵略性太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平等的身份与英国军官交谈，就像魏茨曼与伦敦的政治家交谈时那样。但英国军官并不习惯平视本地人。基思–罗奇发现在他的士兵中存在一种倾向，即他们更喜欢阿拉伯人，而不是“来自东欧的大批犹太人”。詹姆斯·波洛克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表示：“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不宽容和最傲慢的民族。” ^{33 [5]}

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非常重视英国官员的言论。詹姆斯·波洛克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又发生了一起有趣的事件，尽管这一事件的性质相当严重。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认定我反犹，我相信他们正试图让我迅速离开。” ³⁵ 波洛克解释说，犹太人之所以想除掉他，仅仅是因为他平等地对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我只想问——我的这种做法到底哪里有问题？” ³⁶ 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对公平不感兴趣，正如康格里夫所指出的那样——谁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谁就反犹。波洛克并没有弄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确不时会迫使对其有敌意的军官被调离该国。

“不能让加布里埃尔上校回到巴勒斯坦。”魏茨曼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裁定。埃德蒙·维维安·加布里埃尔（Edmund Vivian Gabriel）负责军政预算，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他是敌人。魏茨曼指控他支持天主教教会和阿拉伯人的利益。魏茨曼派赫伯特·塞缪尔与温斯顿·丘吉尔商议此事，并亲自找到了贝尔福。 ³⁷ 外交大臣寇仁勋爵对此非常生气。“这是在纵容犹太人恣意妄为……允许魏茨曼博士批评国王陛下政府雇用的‘人选’，这是不能容忍的，”寇仁写道。 ³⁸

魏茨曼确实表现得很无礼，仿佛雇用加布里埃尔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而不是大英帝国。他不仅成功地赶走了他不喜欢的人，而且还给他所中意的人选安排好了岗位。这其中就包括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反犹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心中满是反犹主义情感，”迈纳茨哈根在日记中写道。“这的确是一个被诅咒的日子，它让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来向全世界介绍犹太复国主义原则，还让犹太人的大脑和金钱来践行这一理想。除了英国的少数热心人士之外，基督徒几乎没有为之做出贡献。”理查德·迈纳茨哈根对魏茨曼的喜爱已然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很难调和自己对魏茨曼的钦佩之情和对犹太人的鄙视。当吉尔伯特·克莱顿离开首席政治官的职位后，理查德·迈纳茨哈根被任命为其继任者，魏茨曼在这一人事任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³⁹

巴勒斯坦第五任行政长官路易斯·约翰·博尔斯（Louis John Bols）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描述为政府中的政府——犹太人服从他们自己的人民，而不是我的人民，他写道。 ⁴⁰ 1919年12月，在到达该国一个月后，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一个刚收到新玩具的孩子——内心满腔热火，并且充满了对成功的渴望。在给艾伦比的信中，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能取得成功。魏茨曼的活动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在博尔斯到达巴勒斯坦的头几个星期里，他确信没什么能阻止大批犹太人来这个国家定居。在他看来，尽管阿拉伯人在进行反方向的政治宣传，但只要犹太人悄悄地、不事张扬地展开活动，移民活动就不会有问题。他希望赫伯特·塞缪尔能来协助他。他需要一个“金融大佬”的帮助。

如果能得到1 000万或2 000万英镑的贷款，用于国家的发展，他就有可能把居民人数从90万增加到250万。这个国家有足够的空间，仅仅是约旦河谷就可以安置100万人，“我觉得我能好好开发这个国家并让它产生回报，”他写道。他向艾伦比承诺，十年内，巴勒斯坦将成为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再也没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骚动。 ⁴¹

然而，五个月过后，博尔斯却要求解散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他并没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敌人，他只是一个英国将军，并不比任何人聪明。那些本应服从于他的人却不断向他发出命令，他已厌倦了这一切。他这么做不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而是因为愤慨。在他的书面要求中，他引用了从复国主义委员会那里收到的几封信。这些信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顺从的意思，事实上，它们非常无礼。

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抗议说，警察部队在没有经过委员会审查候选人的情况下就征召了犹太人。委员会秘书写道：“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才能进行间接的控制，并以某种方式对犹太警察的效率负责。”这句话仿佛可以这样理解，即复国主义委员会要为巴勒斯坦的每一个犹太人负责，包括在警察部队中服役的犹太人。英国当局同意在没有委员会推荐的情况下不接受犹太候选人，但博尔斯感觉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正试图把自己的人强加给警察部队。 ⁴²

警察系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该国的警察中很少有犹太人，大多数是阿拉伯人，他们通常十分残暴，也十分腐败。而据芒尼将军观察，耶路撒冷的警察又被认为是“巴勒斯坦最腐败的”机构。但要找到愿意当警察的犹太人却并不容易。作为一种激励，复国主义委员会会补贴他们的工资。博尔斯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一种贿赂。“你必须同意，从原则上来讲，乔治国王的仆人由外部机构来支付其工资，这么做是不妥当的，”他对埃德说道。“的确如此，”埃德回答说，“但乔治国王向其仆人支付的工资得要足够体面才行。”直到最后，这支部队始终是英国当局最薄弱的环节，其中的部分原因便在于，政府支付给警察的工资太低了。 ⁴³

博尔斯还抱怨说，那些把自家孩子送去英国学校学习的犹太家长竟然受到了犹太团体内部的威胁。他引用了希伯来报刊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每日邮报》（ Do ' ar Ha-Yom ）呼吁抵制所有将孩子送到外国学校上学的犹太人，并将这些人描述为叛国者，甚至威胁要刊登他们的名字。该报编辑伊塔马尔·本–阿维（Itamar Ben-Avi）是语言学家埃利泽·本–耶胡达的儿子，他攻击了一系列公众人物，因为他们没有将自己的名字转换成希伯来语。在这些受攻击的人中，其中包括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肖尔·切尔尼科夫斯基（Shaul Tchernikovsky），以及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梅纳赫姆·乌西什金（Menachem Ussishkin）和梅厄·迪岑戈夫。博尔斯将这些文章归咎于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他声称该委员会是一个暴虐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⁴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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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正见证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是摆脱压迫之后的必然结果。土耳其人刚一离开，当地小规模的犹太社群便开始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组织、理事会、协会和学会、文化和体育俱乐部、消费者俱乐部、工会、民族委员会和政党。所有这些组织都召开了大会，组织了选举，而且它们都争相表现出比其他组织更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衡量民族忠诚度的其中一个标准便是评估各组织对英国政府的怀疑和敌意的程度。对不公正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抗议就是爱国。 ⁴⁵

1919年夏末，一群耶路撒冷的中学生前往黑门山（Mount Hermon）旅行，带队老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名字叫哈伊姆·艾利耶·祖塔（Chaim Arieh Zuta）。当学生们到达山上时，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把它放到瓶子里，然后把瓶子埋了起来。他们就地插上国旗，然后回到了山谷中一处名叫梅图拉（Metulla）的农庄。看到国旗的阿拉伯人报了警，警察把国旗取了下来，然后把瓶子也拿走了。大马士革的报纸将此事件解读为犹太人企图占领整个国家的证据。祖塔事后解释说，插旗只是为了表明犹太人曾到过那里，但他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可能是因为收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指示。他声称，这面旗子只是为了标明学生的位置，没有任何政治意图。梅图拉农场的一位干事表示，那只是一块破布，是为了显示远足者安全到达的标志。

事件发生几天后，当局禁止各方展示国旗；在此之前，当局还颁布过另一项禁令，即不允许播放除《上帝保佑国王》之外的国歌。该法令引起了戴维·埃德和斯托尔斯的助手波帕姆（Popham）上校之间的详细通信，其中包括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歌曲《哈提克瓦》（ Hatikva ）之含义的辩论。为此，这首歌的歌词还被专门翻译成了英文，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歌词中并不包含反阿拉伯元素。 ⁴⁶

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要求复国主义委员会在国旗问题上捍卫民族荣誉。但委员会对此却并不热心：“对我和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事情似乎完全是无谓之争，”莫迪凯·本–希勒尔·哈科亨评论说。一些委员认为，争夺国家象征的斗争是极端沙文主义的表现。尽管如此，委员会却又担心会失去对公众的影响力，于是便围绕上述旗帜事件做起了文章，但最终无功而返。 ⁴⁷

委员会收到了愤怒的犹太定居者的无数投诉，但有两个主题占据了上风：希伯来语和犹太军团。某些著名的耶路撒冷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给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希伯来语的权利是希伯来民族在我们土地上权利的象征。” ⁴⁸ 这群人中的主要推手是贾博廷斯基。在英国征服后的几天内，一群犹太积极分子组成了一个临时议会，他们自封为犹太领导层，并在英国当局面前代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团体。临时议会当时作出了一项决议：犹太人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是懂希伯来语。 ⁴⁹

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收到的第一批请愿中，其中有一份书籍清单，上面列满了雅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的外文书籍，包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的《爱的教育》。 ^{50 [6]} 在某次公开会议上，为了更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哈伊姆·魏茨曼想用德语或意第绪语来发言。摩西·谢托克（Moshe Shertok）后来回忆说，每当魏茨曼想要营造出一种同志气氛的时候，他就会改用上述其中一种语言。与会者为此展开了讨论，但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强迫他用希伯来语发言。戴维·本–古里安经常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成员的外国属性。他抱怨说，人们在这个国家走来走去，但却不懂它的语言。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不懂希伯来语，成员们通常用英语开会。但也有例外，梅纳赫姆·乌西什金是争取希伯来语地位的主要斗士，他来自俄罗斯，不懂英语，而且并非所有委员都懂意第绪语。当乌西什金参加会议时，每个人都使用他们唯一共同的语言——德语。 ^{52 [7]}

犹太军团也引起了类似的热烈反响。指挥官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工程师，是世界上著名的猎狮人。在他那本关于他在东非察沃河（Tsavo River）一带探险的畅销书中，他描述了营地中所出现的一个问题。他说，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头狮子闯入他的营地，并吃掉一个受雇于建造桥梁的斯瓦希里工人。帕特森杀了一头又一头狮子，一共杀了八头。他也是伴随着《圣经》长大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后来写道，“我急切地阅读着有关约书亚（Joshua）、约押（Joab）、基甸（Gideon）和犹大·马卡比（Judas Maccabaeus）等犹太军事将领的光荣事迹，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竟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群以色列子民的首领。”他认为犹大·马卡比在他的营中会有家的感觉。“他将听到四面八方都在说希伯来语，看到犹大子民中的一小群人正在钻研他曾对手下发出过的同样的号令。依循这些号令，那些英勇的士兵们曾在他的旗帜下……如此高尚地战斗过。” ⁵⁴

帕特森曾希望得到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他抱怨说，他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其部下被排除在征服加利利的任务之外，而且他们在医院里也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贾博廷斯基在给魏茨曼、埃德和艾伦比的一系列信件中详细描述了帕特森的不满。他还提出了这样一种论调，即艾伦比想要隐藏犹太人在征服巴勒斯坦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艾伦比赞扬了犹太军团，他的话传遍了全国各地。 ⁵⁵

当英军征服巴勒斯坦之后，犹太军团里的许多士兵都想回家，其中的一些人想一直留在巴勒斯坦，不被征调出国。魏茨曼则希望扩大军团的规模，将他们编入剩余的英国军队中。一些军团士兵驻扎在海法，但随后便被撤走了。原因是犹太士兵与该市的阿拉伯青年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这引起了当地阿拉伯领导人的抱怨。 ⁵⁶ 贾博廷斯基认为这是一次流放。此后不久，英国人决定将军团的一些人转移到埃及，于是军团中爆发了兵变。

当戴维·埃德得知军团叛乱的消息后，他迅速赶到南方，在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之间进行调解。他试图说服叛军，并与开罗的军队指挥官也进行了交谈。他后来写道：“尽管外表表现得很平静，但我的内心却在颤抖。”他成功地解决了问题：士兵们同意去埃及，英国人也同意于几天后再把他们拉回来。埃德回到了特拉维夫，他指出，那48个小时的外交工作是他在该国工作的所有年头中最艰难的一次经历。 ⁵⁷

针对犹太军团的遭遇，贾博廷斯基想要向乔治国王提出抗议，并要求埃德也加入他的行列。 ⁵⁸ 埃德表示，叛军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对巴勒斯坦的爱国忠诚。士兵们叛变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某个营的士兵们没有分到盐，其次是另一个营中的一名犹太士兵因为没有看管好自己的驴而受到了严厉惩罚，大伙都为此而感到愤怒。戴维·本–古里安声称埃德说出了“可怕且耸人听闻的事情”，并威胁要起诉。埃德则冷冷地回绝了他。 ^[8]

埃德还拒绝承诺让退伍的军团士兵在巴勒斯坦获得就业机会。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承诺，军事当局就不会同意让这些士兵留在巴勒斯坦。本–古里安要求埃德出具虚假承诺。从小遵纪守法的埃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古里安从小就认为政府——不管是哪个政府——天生敌视犹太人，因此，误导政府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同时也是以色列本土犹太人和所谓“流散地犹太人”（the Exile）之间的对抗——巴勒斯坦本土犹太领导人对于如何处事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视为舶来品。这种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

数年后，戴维·本–古里安问哈伊姆·魏茨曼，为什么他仅仅是接受了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承诺，而不坚持要建国。魏茨曼回答说，他之所以没要求建国，是因为这一要求难以实现。他说：“这是一个战术问题。” ⁶⁰ 本–古里安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年轻政治家，而魏茨曼则认为自己是一个塑造人民未来的政治家。他相信谨慎、循序渐进的行动，相信分阶段的理论。

作为犹太政治中的一只老狐狸，魏茨曼倾向于将巴勒斯坦的公共生活视为侏儒们的乡村舞蹈。地方领导层要求参与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但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的做法十分傲慢，甚至带有殖民主义色彩。魏茨曼来自伦敦，并声称代表整个犹太民族。国族建构的过程是按照既定的优先事项和“国族”设定的速度进行的，“国族”是巴勒斯坦重建资金的提供者。或者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他哈伊姆·魏茨曼本人。“我们要求你们遵守纪律！”魏茨曼曾对本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这样说道。

在伦敦，魏茨曼向他的人民汇报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关系。在汇报过程中，他指责巴勒斯坦本土的犹太人做事没有策略。他认为他们对当局提出的一些要求十分偏激，构成了不必要的挑衅。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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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伦比似乎被魏茨曼的个人魅力所吸引。魏茨曼早些时候给艾伦比夫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认为艾伦比将军之所以对他很好，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将军曾收到过一封夫人发来的“非常好”的信。 ³

[2] 斯托尔斯对这个故事的贡献是提议将酒店的名字改为“艾伦比”。他写信给将军以求得他的许可。他指出，这间酒店当然可以被唤作“大陆酒店”（The Continental）、“布里斯托酒店”（The Bristol），或“萨沃伊酒店”（The Savoy），但这些名字“都会引起令人不快或不合适的联想”。不幸的是，“耶路撒冷酒店”这个名字已经被一个叫卡米涅茨的犹太人名下的某个“不知名的旅馆”所占用。而如果称之为“锡安旅馆”，那就是在政治上站队。于是艾伦比同意了，旅馆也因此得名。在同一封信中，斯托尔斯报告说，“我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有了明显而愉快的改善” ¹⁰ 。

[3] 魏茨曼曾抱怨说，斯托尔斯出席了一次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讲，但他却并没有提出抗议。所谓“演讲”其实发生在某所学校里组织的一出名为《谢赫·哈姆雷克》（Sheikh Hamlik）的话剧表演中。斯托尔斯说，这部作品改编自《哈姆雷特》，是个“无聊至极”的版本。 ¹⁹

[4] 犹太法学家霍勒斯·塞缪尔（Horace Samuel）提醒我们，英国军官和官员在谈到犹太人时所使用的贬义词汇并无实际意义。“不论是该死的（damned）犹太人，还是他妈的（bloody）犹太人——我觉得纠结于这些用语实际上都是在小题大做，它们实际上早已变成了某类军官日常用语中的连词。”事实上，他们也用同样粗鲁的词汇来指称阿拉伯人。道格拉斯·达夫警官曾写道：“我们几乎不把这些人当人看。” ²⁶

[5] 然而，戴维·埃德却为众人所钦佩。“他的奇怪之处就在于，”温德姆·迪兹说，“他是一个如此地道的英国人，同时又是一个如此地道的犹太人。在他与英国行政当局的交往过程中，他是以一名英国人的身份代表犹太人与当局对峙的；另一方面，他的犹太人身份属性又使他所提出的论点有一种不容争辩的力量，这是任何英国人都无法做到的。”在这一点上，埃德和哈伊姆·魏茨曼有些类似。尽管如此，魏茨曼却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都不懂得如何同时理解英国人和犹太人。在他看来，这种特点只有他才具备。 ³⁴

[6] 贾博廷斯基编写了一本包含一百个词的希伯来语–英语词典，供英国士兵使用。“不管你对犹太复国主义有什么看法，”他在序言中写道，“有一件事是每一个文明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应该支持的：那就是让作为口语的希伯来语得到复兴。”贾博廷斯基希望教给英国士兵的第一个词是“shalom”（其意义为“你好”“和平”。——译者注）。 ⁵¹

[7] 西奥多·赫茨尔不懂希伯来语，他也不认为希伯来语能够成为日常交流的语言。他在《犹太国家》一书中写道：“我们中有谁熟悉希伯来语，能够用这种语言买到火车票？”他认为犹太国家将实行瑞士式的语言联邦制——“每个人都将坚持自己的语言，这将是他思想上亲爱的故乡。” ⁵³ 德语一般是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所使用的语言。

[8] 本–古里安的传记作者沙卜泰·特维思（Shabtai Teveth）写道：“埃德本就对本–古里安有看法，他认为后者只不过是一个招摇过市、喜欢小打小闹的派系打手，一个热衷于通过具有轰动效应的诉讼来显摆并露脸的浮躁的年轻人，一个会被怂恿采取接近不负责任的行动的野心家。如果这件事加深了埃德对他的看法，那就怪不得埃德了。其他人也开始对本–古里安有了类似的印象。” ⁵⁹ D6XdKVGYkqYgH0TOIzJZ6FLGO/YyYDvEbAotkgdZYPBWD6emUpjfe1HVgee9OP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