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

帕萨迪纳，1994年7月17日

我瘫倒在地，感受着体育场内鸦雀无声的寂静。抽筋使我动弹不得。但我心里没有丝毫畏惧，我的信念并未动摇。电动车驶入场内，载我离场。

这届世界杯中我已经两次受伤离场。

第一次是小组赛对阵挪威。半月板损伤。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第二次就是今天下午。一切似乎都将重新开始。

队医问我是否能够继续比赛。我没有动摇。疼痛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状态。我再次开始奔跑。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踢完这场比赛。

我深知快乐的感觉。早在孩提时代，我就懂得那种感觉。那时，我尚未在那些气势宏伟的球场，尚未在热情、疯狂的球迷和实力强劲的队友的见证下踢球，甚至在输赢尚未判定之时，玩耍的快乐已经超越了结果。因为我拥有自由的灵魂。我喜欢亲近大自然，喜欢在球场周围涨满水的沟渠里游泳，脚踩湿润的泥土，脸浸在清澈的水中。新割的草散发的清香，尤其是在仲春时节，对我而言极具魔力。我和其他孩子都期盼着球场割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完美的草坪上踢球了。赤脚在刚刚修整过的球场上奔跑，任由新鲜的草抚摸着我的双脚，那样的快乐极其纯粹。如果有人想知道快乐是什么，他们只需要在这样的球场上扔给我们一个球，便可亲眼见证何谓快乐。

1960年春天，我出生在特拉瓦利亚托当地的一家医院，特拉瓦利亚托是布雷西亚省附近的一个小村镇。我的记忆力向来不佳，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困扰，也许是因为我始终认为只记住真正重要的事情就好。而过往的那些片段，每当被拼凑在一起，都在竭力帮我解释着整个人生：满腔热情、偶然相遇、意外插曲、杰出人物、揪心之痛，以及过望之喜。如果单独分析这些因素，似乎就能解开谜题，揭晓为何有的人赢得胜利，有的人则成为输家。但总体而言，它们使一个人成为独一无二、无法复刻的存在。人们在街头、学校或者足球场上拦住我，问我怎样成为冠军球员，我总会这样回答：“做你爱做的事。只有这样，某些非同凡响、超乎想象的事情才会发生。”

我最早的记忆要追溯到一个神奇的时代，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我们这些孩子成日穿的都是围裙。我穿的是幼儿园的白围裙，我的两个哥哥穿的是小学发放的带领结的黑围裙。露西娅是长姐，接下来是安杰洛、贝佩（朱塞佩·巴雷西）和我。我刚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贝佩上一年级，安杰洛上的是三年级，露西娅则是五年级，每个孩子相差两岁。小妹妹埃马努埃拉比我晚9年出生，成为我家的意外之喜，全家人都想抱抱她。我父母都是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尤其是我母亲——雷吉娜，她总会确保孩子们个个干净而整洁：头发梳得顺顺溜溜，围裙洗得一尘不染，鞋子擦得油光锃亮。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得到了完美的照料。时至今日，当我想起母亲，想起她为我拢起头发、系好围裙，仍会为她当年在乡下悉心抚养那么多孩子所必需的坚忍所感动。我能够从自己日常的行为举止中发现，自己被她传授的关注细节的习惯，比如我会为重要活动准备衣服，又比如赴约时我通常会早到，因为让别人等待很不礼貌。

我总算在4岁的时候上了幼儿园，这对母亲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她有半天的时间不用照顾孩子，可以专注于家务。对我来说，这却很难，尤其是刚入园那段时间。我是个害羞、内向的孩子，这又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自家农舍，离开那个受到保护的封闭世界。在幼儿园的时候，很多次我都不吃午饭，因为我只习惯吃妈妈准备的食物。友谊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么多素不相识的孩子待在一起，我感到很不自在。并不是因为我喜欢独处，而是因为我总是需要时间来适应新事物。如果我遇到特别适合的环境以及相处融洽的人，我宁愿不做改变。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习惯，第一次踏入AC米兰的训练基地米兰内洛的40多年后，我仍然在AC米兰效力。

我们住的农舍距离城镇有几千米远。农舍加上周围的庭院，整体构成马蹄形。门廊下面堆放着农用机械，宽敞的院落共有3个出口：位于中间的出口连着通往城里的大路；另一个通往菜园、果园和一眼可口的清泉；最后一个则是拖拉机专用出口，它让拖拉机直接驶往需要耕种的田地。

我们和6户农民住在那里，大约有30人，包括我的叔伯、堂兄弟，还有其他两个家庭。我很小的时候，所有人都聚在一个大房间里吃饭。后来，我的祖父母把农舍分割开来，每个家庭都从中分得一部分。我们住在农舍的一侧，房子正对牛棚。

厨房位于我们家一楼，里面生着燃煤的炉子，一楼还有个小餐厅，餐厅里有张坚固的深色木桌，我们吃饭时都围坐在木桌旁；位于屋外的楼梯通往二楼，那里有两间卧室，一间由我父母住，一间则供我们这些孩子住：我、贝佩和安杰洛睡一张双人床，露西娅独自睡另一张床，中间用帘子隔开。浴室在外面，位于农舍一角。如果想要洗澡，我们得先用炉子烧水，然后把水倒进浴缸，接着轮流打肥皂，冲洗。随着冬天的到来，整个过程都变为在牛棚里进行，感谢那些可爱动物的存在，那里成了全家最暖和的地方。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会彼此分享：挤牛奶时的好奇，喂小鸡时的无聊，和父亲及叔叔一起放牛、带它们啃青草接着到河边饮水时的满足，目睹小鸡新生的奇妙，还有踢球时的满腔激情，这种激情是那样纯粹，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玷污它。我们拿出球衣，搁在地上，划定假想球门的范围，在不设守门员的情况下踢比赛。至于谁跟谁一队，要看都有哪些人到场。如果有人缺席，我们就去最近的农场招呼几个孩子一起玩。有时我们踢2对2，有时则是3对3。然后我们更换队伍，重新开始。最重要的是踢球：传球、停球、射门、尝试过人或者完成对手无法预测的动作，就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

我们用的是我们当时仅有的那种球。可能小而凹凸不平，也可能大而平滑，而且很轻，用力踢的时候根本无法预测它会飞向哪里。球的形状和硬度无关紧要，即使是一堆破布绑在一起也没问题。曾经有人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足球，一个职业球员用过的棕色皮革足球，我们高兴不已，决定加倍爱惜它，就好像它是我们这帮小伙伴必须小心保护的珍宝。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院子里踢球，如果在柏油路上踢，皮革会磨损甚至剥落。原本闪闪发亮的棕色足球，会逐渐变得脏旧、粗糙。于是，每天踢完球，我们都从地窖里拿出一张猪皮，在球的表面反复摩擦，给它涂上油脂，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我们之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大家在一起踢球的目的并非击败对手，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加出色，更加强大；那时候，我们要的不是这些，自由自在是更重要的事：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无惊无惧。

我也会独自踢球，朝着墙壁或者门廊的柱子踢。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踢球，喜欢足球接触脚后弹开的感觉，无论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可以连续踢几个小时，感觉不到疲倦或者无聊。不知不觉，在我4岁的时候，我已经像年轻球员那样日复一日地训练，通过练习来提高技术。

农舍的生活节奏由大自然掌控。季节更迭，要完成的任务随之变化，每天要干的活儿也在变化。我们总在秋天播种，由于白天变短了，放学后孩子们在院子或者田野里的时间也变少了。对于这一点，我倒是没什么感觉，虽然我喜欢待在外面，但即将到来的冬天也有其优势。

我并不怀念乡村本身，我怀念的只是在春日被公鸡的啼叫或者鸟儿的欢聚唤醒。时光荏苒，我已经习惯了城市的节奏和喧嚣。我不怀念我曾劳作于其间的田地，对我来说，那里基本意味着繁重的工作以及贫穷的生活，但在内心深处，我怀念自己度过童年的那片土地，在那个神奇的地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它更是我珍藏在记忆中的圣地。我怀念圣露西亚节，在我故乡所属的地区，这个节日曾经取代了圣诞节的地位，现在却几乎销声匿迹了。

12月12日是圣露西亚节前夜，也是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日子。圣女夤夜乘着驴车降临人间，给孩子们带来礼物。为了感谢她，我们会好心地在马厩里放一碗牛奶，外加一些干草，款待那头兢兢业业的驴，它得在一晚的时间里走遍所有农舍。圣女会给每个孩子留下些什么，幸运些的孩子会得到一个球或者一辆自行车，家境穷困的孩子则会得到一个锡制玩具和一些糖果。次日清晨，孩子们醒来时，都为前一晚圣女所施的魔法欢呼雀跃。

今天，我想请求圣女带我回去，回到那无忧无虑的年月，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那时，一切皆有可能，一个乡下孩子的梦想会在一年中最黑暗的夜晚实现。我很想找回很久以前踢球时的那种热情，那时我没有计划，没有球队，更没有奖杯可以争取，也没有预先确定的方案，唯一的想法就是每次有机会时都全身心地去感受自由自在踢球的莫大乐趣；或者再次体验与特拉瓦利亚托市集同时到来的复活节盛宴。当年，我们这些孩子惊讶不已地观看魔术表演，然后迷途于镜子迷宫之中。

季节交替，白天再次变长，万物生长的时节到来，直至夏季。夏季是小麦收获的季节，而这场收割小麦的盛宴中也有我们这些孩子的身影。傍晚时分，我们都在打谷场集合，麦捆被搬到那里，将麦粒与其他部分分开。我们会围坐成一圈，挨个儿擦洗耳朵。我们会通过讲故事、唱歌来庆祝丰收。丰收带来人们所需的繁荣，帮助人们度过又一个冬季，使他们免受饥饿的折磨。

收获葡萄是我最钟爱的时刻之一，时间是9月底到10月初，收获在黎明时分进行，整个乡村被露水覆盖。尽管学校开学已有几天时间，收葡萄仍是个翘课的好借口。我喜欢用剪刀把葡萄从藤蔓上剪下来，或者帮忙清除葡萄的叶子和其他多余的部分，但我最喜欢的部分还是踩葡萄：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被放进大木桶里面，和其他孩子及妇女一起脚踩着葡萄，脸上挂着笑容。我的双腿都被染成了紫色，葡萄在我脚下裂开，释放出葡萄汁，这一切都带给我愉悦的感受。

我身材单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当我目睹家人和朋友在辛勤工作中也能够分享快乐时，也不由得感到欢欣鼓舞。大家团结一心，互相帮助，各尽所能。没有人感到被排斥其外，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必须为共同利益贡献力量，先人而后己。这再简单和自然不过。这种相互交融、同心同德的感觉无处不在，甚至渗透进我的肌肤，就像我身体天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感觉。

如今，足球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曾经，一切都要浪漫得多，或许这只是我根深蒂固的想法，因为童年是人生中最为浪漫的时光。我记得，我们在周日下午只踢一场球，然后就通过收音机收听乔蒂和阿梅里解说意甲关键的赛次。我怀念那时的足球，以自由和诗意作为基本特征。如今，个人利益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对团队和队友的关注越来越少。受到动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个人赞助商、社交媒体粉丝的制约，抛头露面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也许我们跑得实在太快，又不知道究竟要前往何方。不仅口头语言出现退化现象，我们也将身边的人忘到脑后，不再重视小事。然而，我却觉得必须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贡献。也许因为从童年开始，我就了解到不丢下任何人、珍视每个人的优点是多么重要。我对团队的奉献并非源自纯粹的算计，而是完全出于自发。公认的领袖均应真挚、诚恳，不需要时时处处竭尽所能，但该他做的事情必然要做得妥妥当当。与队友相处，我从无私利，有时甚至直言不讳，但始终努力保持那种温和的勇气，以激励他们勇往直前。

虽然我也说不清，自己的领袖气质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依赖于童年被灌输的牺牲精神，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相信自己一直拥有这样的品质。当然，除了这样的个人品质，能够在职业生涯初期近距离观察像詹尼·里维拉这样的传奇人物，我无疑是幸运的。我记得，初次来到米兰内洛，就眼见他如何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不但能轻松胜任自己的位置，还能帮助队友们完成任务。凡是听过他说话的人，都会惊讶于他言谈的优雅和用词的简明扼要。如果说我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某些领导者的品质，里维拉则向我展现了如何在足球场上将它们发挥出来。

能够像里维拉一样，戴上AC米兰的队长袖标，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一荣耀我保持了整整15年。有人可能会说，荣耀也会带来负担。但在20岁时，我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一切的发展似乎都顺其自然，就连承担责任都会带来满足感。

原因是我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