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读这本书,那我谈什么理由都是多余的。因为古往今来,《理想国》代代相因,就算不是被解读得最多的一本书,也肯定能排进前三。书中提出的问题,比如城邦(国家)的正义如何实现,对个人而言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等等,两千多年来引发的各种讨论,不仅说明这些问题恒久的价值,还说明它们几乎不可能有明确、标准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柏拉图式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就是通过《理想国》,柏拉图把自己变成了一口水井,让后来的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也让这本书成了一个标靶,接受后来人对他的攻击。
它是西方政治哲学第一书,它的体系极为严密,论证环环相扣。很多地方柏拉图想表达的想法,囿于种种考虑多有曲折和隐蔽,哪些是轻哪些是重,我一外行怎么分得清,所以我就避重就轻,只谈几处柏拉图成长和思考的背景材料。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这是一个什么年份呢?还记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间吧,公元前431年。战争打到公元前404年才结束,那时柏拉图已经23岁了。也就是说,他整个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战争的硝烟、毁灭,以及人心的败坏和绝望。要说古希腊大陆这场内部战争对柏拉图以及他的思考没有影响,根本不可想象。
柏拉图一生思考过许多问题,但最核心的,还是人之为人的幸福生活到底应该怎样过,以及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那个时代,还没有现代意义的个人概念,个人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城邦的好坏对人的生活构成决定性的影响。《理想国》研究城邦,研究城邦的政制,也就在情理之中。说到这儿,我要说几句古希腊的城邦和政制。无论对于了解古希腊,还是理解柏拉图的学说,这两个概念都非常重要。
古希腊的城邦,远高于基于血缘的氏族组织,接近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却是那个时代共同体最完善的形式。城邦往往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治理范围辐射周围地区。比如雅典就是阿提卡的中心,斯巴达就是伯罗奔尼撒的中心。城邦有完备的公共—政治生活空间,以及宗教、社会和文化生活设施,比如神庙、议政广场或议事厅、体育场和剧场等。城邦施行等级制,不同阶层的人分担着不同社会角色,比如有公民,有奴隶,公民是少数人。
“政制”的古希腊词,是politeia,它更多的含义是“公民权”,也就是成为公民的条件,不完全对应今天的政治制度概念。在柏拉图的学说中,政制表达的意思是,怎样围绕法律和法律实践,建立公民的生活,而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政制则被看作是城邦的生活方式。两位大哲人对政制的定义,都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两个定义都对后来的西方人理解、表述以及构建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说到底,政制也好,政治制度也好,都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
回到柏拉图的成长背景上来,我想说的第二个时间点,也就是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对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进行审判。这一年,柏拉图28岁。这是西方历史上,一次被反复提起并讨论的审判。审判以亵渎神灵和毒害雅典青年为由,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有机会改变判决甚至脱逃,但这些都没发生。他爱雅典城邦,决心为之一死。苏格拉底坦然面对死亡,对柏拉图的一生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
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八年,从20岁到28岁,这也是他思想形成期的关键八年。恩师对柏拉图造成的影响,我们从后来柏拉图几乎所有重要的著作,都在转述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学说,可见一斑。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其中有两个跟柏拉图有关的重要的细节。一是给苏格拉底安的罪名之一,是毒害青年。虽然没有点名,但至少有三个人跟此罪名有关,其中两个人竟然是柏拉图的表舅克里底亚和卡尔米底斯。说到柏拉图的两个表舅,就不能不说古希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十僭主统治”。
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后,斯巴达在雅典扶持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傀儡政权。执政不到一年,就被雅典民主派击败。斯巴达跟民主派达成妥协,抛弃了三十僭主,民主派卷土重来。三十僭主,柏拉图的表舅们占据两席,其中一个还是僭主统治的主要领导。而主导审判苏格拉底的,是民主派法庭。
两千多年来,尤其到近现代,很多研究者、思想家都认为柏拉图是反对民主的思想鼻祖,《理想国》的若干章节,也的确证明了这个指控。但我更同意另一些研究者的说法,就是反民主的作品在雅典大行其道,本身就证明了雅典民主制的价值,而柏拉图就生活其中,对此能没有感知?种种迹象表明,与其说柏拉图反民主,不如说他反对民主制中给城邦带来负面影响的因素。他理想中的,或者他梦中的理想国,可能不是民主制带来的,但参考了民主制,则是肯定的。我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这是理解《理想国》的一把钥匙。
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评可以有两种视角,内部的和外部的,而柏拉图怕是两种视角都有,并以这种方式捍卫雅典的公民共同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同柏拉图是反民主的思想家,那我们必须同时承认柏拉图所处的环境,允许他这样做,而不用担心遭受迫害。问题的关键点是,为什么雅典人没能捍卫住自己选择的政制?这说明这种政制有某种(先天的)缺陷,而这种缺陷被后人,比如美国制宪者们注意到了,设计出既避免这种缺陷又能发挥其所长的制度。所以,将柏拉图贴上反民主哲人的标签,恐怕失之简单。
柏拉图后来建立学园,从事教育和写作。柏拉图跟与他同时代的孔子有一点相似,就是发现政治这条路道阻且长,很危险,就去建学堂,办教育,他强调教育在公民德行养成方面的作用,还给后人留下大量的著作。
柏拉图虽然考虑过很多问题,但他论及最多的还是城邦能为个人提供怎样的实现幸福生活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理解柏拉图的三个关键词,是城邦、政制和幸福生活。
最后要提的是柏拉图的写作方式,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以对话体完成的。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对话”“是达成一切明智之举不可或缺的前提”。周濂老师讲读的《理想国》,风格也很有点对话的意味。
周濂,1974年12月生于浙江。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担任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周濂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杰出学者、哈佛燕京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他的代表作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正义的可能》,以及哲思集《正义与幸福》。他主编的《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三卷,是我常用的参考书。他更为有名的作品,是发表于2012年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