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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读这本书，那我谈什么理由都是多余的。因为古往今来，《理想国》代代相因，就算不是被解读得最多的一本书，也肯定能排进前三。书中提出的问题，比如城邦（国家）的正义如何实现，对个人而言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等等，两千多年来引发的各种讨论，不仅说明这些问题恒久的价值，还说明它们几乎不可能有明确、标准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柏拉图式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就是通过《理想国》，柏拉图把自己变成了一口水井，让后来的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也让这本书成了一个标靶，接受后来人对他的攻击。
它是西方政治哲学第一书，它的体系极为严密，论证环环相扣。很多地方柏拉图想表达的想法，囿于种种考虑多有曲折和隐蔽，哪些是轻哪些是重，我一外行怎么分得清，所以我就避重就轻，只谈几处柏拉图成长和思考的背景材料。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这是一个什么年份呢？还记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间吧，公元前431年。战争打到公元前404年才结束，那时柏拉图已经23岁了。也就是说，他整个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战争的硝烟、毁灭，以及人心的败坏和绝望。要说古希腊大陆这场内部战争对柏拉图以及他的思考没有影响，根本不可想象。
柏拉图一生思考过许多问题，但最核心的，还是人之为人的幸福生活到底应该怎样过，以及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而那个时代，还没有现代意义的个人概念，个人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城邦的好坏对人的生活构成决定性的影响。《理想国》研究城邦，研究城邦的政制，也就在情理之中。说到这儿，我要说几句古希腊的城邦和政制。无论对于了解古希腊，还是理解柏拉图的学说，这两个概念都非常重要。
古希腊的城邦，远高于基于血缘的氏族组织，接近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却是那个时代共同体最完善的形式。城邦往往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治理范围辐射周围地区。比如雅典就是阿提卡的中心，斯巴达就是伯罗奔尼撒的中心。城邦有完备的公共—政治生活空间，以及宗教、社会和文化生活设施，比如神庙、议政广场或议事厅、体育场和剧场等。城邦施行等级制，不同阶层的人分担着不同社会角色，比如有公民，有奴隶，公民是少数人。
“政制”的古希腊词，是politeia，它更多的含义是“公民权”，也就是成为公民的条件，不完全对应今天的政治制度概念。在柏拉图的学说中，政制表达的意思是，怎样围绕法律和法律实践，建立公民的生活，而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政制则被看作是城邦的生活方式。两位大哲人对政制的定义，都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两个定义都对后来的西方人理解、表述以及构建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说到底，政制也好，政治制度也好，都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
回到柏拉图的成长背景上来，我想说的第二个时间点，也就是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对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进行审判。这一年，柏拉图28岁。这是西方历史上，一次被反复提起并讨论的审判。审判以亵渎神灵和毒害雅典青年为由，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有机会改变判决甚至脱逃，但这些都没发生。他爱雅典城邦，决心为之一死。苏格拉底坦然面对死亡，对柏拉图的一生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
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八年，从20岁到28岁，这也是他思想形成期的关键八年。恩师对柏拉图造成的影响，我们从后来柏拉图几乎所有重要的著作，都在转述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学说，可见一斑。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其中有两个跟柏拉图有关的重要的细节。一是给苏格拉底安的罪名之一，是毒害青年。虽然没有点名，但至少有三个人跟此罪名有关，其中两个人竟然是柏拉图的表舅克里底亚和卡尔米底斯。说到柏拉图的两个表舅，就不能不说古希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十僭主统治”。
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后，斯巴达在雅典扶持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傀儡政权。执政不到一年，就被雅典民主派击败。斯巴达跟民主派达成妥协，抛弃了三十僭主，民主派卷土重来。三十僭主，柏拉图的表舅们占据两席，其中一个还是僭主统治的主要领导。而主导审判苏格拉底的，是民主派法庭。
两千多年来，尤其到近现代，很多研究者、思想家都认为柏拉图是反对民主的思想鼻祖，《理想国》的若干章节，也的确证明了这个指控。但我更同意另一些研究者的说法，就是反民主的作品在雅典大行其道，本身就证明了雅典民主制的价值，而柏拉图就生活其中，对此能没有感知？种种迹象表明，与其说柏拉图反民主，不如说他反对民主制中给城邦带来负面影响的因素。他理想中的，或者他梦中的理想国，可能不是民主制带来的，但参考了民主制，则是肯定的。我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这是理解《理想国》的一把钥匙。
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评可以有两种视角，内部的和外部的，而柏拉图怕是两种视角都有，并以这种方式捍卫雅典的公民共同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同柏拉图是反民主的思想家，那我们必须同时承认柏拉图所处的环境，允许他这样做，而不用担心遭受迫害。问题的关键点是，为什么雅典人没能捍卫住自己选择的政制？这说明这种政制有某种（先天的）缺陷，而这种缺陷被后人，比如美国制宪者们注意到了，设计出既避免这种缺陷又能发挥其所长的制度。所以，将柏拉图贴上反民主哲人的标签，恐怕失之简单。
柏拉图后来建立学园，从事教育和写作。柏拉图跟与他同时代的孔子有一点相似，就是发现政治这条路道阻且长，很危险，就去建学堂，办教育，他强调教育在公民德行养成方面的作用，还给后人留下大量的著作。
柏拉图虽然考虑过很多问题，但他论及最多的还是城邦能为个人提供怎样的实现幸福生活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理解柏拉图的三个关键词，是城邦、政制和幸福生活。
最后要提的是柏拉图的写作方式，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以对话体完成的。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对话”“是达成一切明智之举不可或缺的前提”。周濂老师讲读的《理想国》，风格也很有点对话的意味。
周濂，1974年12月生于浙江。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担任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周濂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杰出学者、哈佛燕京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他的代表作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正义的可能》，以及哲思集《正义与幸福》。他主编的《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三卷，是我常用的参考书。他更为有名的作品，是发表于2012年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