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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绍祥
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典世界历史、古典传统在西方世界的演变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世界上古史》等。
约2400年前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写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今天作品仍被广泛阅读的古典作家之一。人们评价说他代表了希腊史学的最高成就，他之于历史学，犹如荷马之于史诗，德摩斯梯尼之于雄辩术，柏拉图之于哲学。评价可能略显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实际。
遗憾的是，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尽管有不少历史学家续写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有不少人模仿他的风格，但对于这位先驱者的生平，后来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更晚近的资料虽然能补充某些细节，但更像是后人的推测，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难称信史。
因此，到今天为止，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仍然只能到他本人的著作中去寻找，要依靠修昔底德本人提供的材料，讨论他的生平与活动。
像绝大多数古代作家一样，修昔底德开篇第一句话就亮明了自己作为雅典人和著作者的身份：
雅典人修昔底德撰写了这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发动的相互之间战争的历史。他从战争一开始就着手这项工作，相信它较过去所有战争都伟大和值得注意。
在第五卷第二十六章，修昔底德再次强调自己的身份：
这些事件的历史是由同一个雅典人修昔底德所著的。他是按年代、按照夏天和冬天的顺序记录的，一直写到拉凯戴梦人及其同盟者终结了雅典的统治，占领了长墙和比雷埃夫斯为止。到那时，战争已经延续了27年。如果任何人不把战争期间包含的停战年代包括进来，那是不合适的，他的判断也不正确。
从上述两段话中，我们至少知道两个基本事实：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他从头到尾经历了那场战争。但我要解释一下后一段话里提到的“拉凯戴梦人”，它是斯巴达人的另一种叫法。而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一个外港，离雅典城约40千米。
第二个序言，即我们上面引用的第五卷第二十六章的那段话，还表明修昔底德对战争的认识可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最初也许认为，“十年战争”——公元前431年到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间持续十年并最终签订了和约的战争——已经解决了问题，但是公元前415年雅典又发动西西里远征，科林斯和斯巴达出面阻击雅典的扩张。战争最终以雅典惨败为结局，这让雅典人修昔底德意识到两次战争的连续性，即两次战争实际上都是伯罗奔尼撒岛上的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战争。也许，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概念就是他的创造，第一卷很可能有过修改，以适应他新的认识。
那么，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年龄多大了？在我们上面引用的第二段文字的后面，他透露了一点信息：
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我确实一直记得，人们普遍都说，它要延续三九二十七年。战争爆发时，我已届识见成熟之年，从头到尾经历了这场战争，并留意关注，目的是弄清事件的真实情况。我在担任将军指挥增援安菲波利斯之后被流放了20年，两方发生的事件我都熟悉，并且由于流亡对伯罗奔尼撒一方的事件尤为熟悉，所以能够不受干扰地了解战争的过程。我将继续叙述十年战争以后发生的争端，违反和约的情况和随之而起的战端。
按照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习惯，男人大约到30岁才算成熟。雅典人担任议事会议员和陪审团陪审员的最低年龄标准就是30岁。也就是说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至少30岁了，再据此推算，他应当出生在公元前461年或者在那之前。
第四卷第一〇四至一〇五章，有关公元前424年战事的记载，那年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远征色雷斯，进攻安菲波利斯，而修昔底德正负责安菲波利斯的防御工作：
他们（即部分安菲波利斯人）和雅典派来防守这个地方的将军优克莱斯派人到色雷斯另一个将军修昔底德那里去，请求援助，他是奥罗鲁斯的儿子，本书的作者。
也就是说，他在公元前425/424年是雅典的将军。考虑到雅典人在军事问题上非常重视专业知识和经验，那时修昔底德应当已经服兵役数年，在战斗中有不错的表现，才能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将军选举中胜出。那时的他可能正值盛年，也就是40岁上下。所以，他肯定出生在公元前461年之前。
在这里修昔底德还提到，他父亲名叫奥罗鲁斯，他的家族历史上可能与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亚戴斯有关。他自己的家庭之所以与色雷斯地区关系密切，是因为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亚戴斯的祖上曾殖民于色雷斯地区的凯尔涅索斯。这或许是雅典人派他驻守色雷斯地区的重要原因。
但是作为将军修昔底德的才能怎么样呢？根据《伯罗奔尼撒的战争史》的记述：
同时，布拉西达看见海上援兵将从塔索斯开来，他惊慌起来了。他又听说修昔底德在色雷斯的那个地区有开采金矿之权，因此对于大陆上的居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尽力想以最快速度占领这个城市。
当天傍晚的时候，修昔底德率领他的船舰驶入埃翁。至于安菲波利斯，布拉西达刚刚取到手；只隔一晚，他就要攻取埃翁了。如果修昔底德的舰队不是及时赶到那里的话，在黎明的时候，埃翁可能就落在他的手里了。
雅典人对修昔底德托以重任。色雷斯地区有矿产和木材，是雅典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和建造舰队原料的来源，而安菲波利斯因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重，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话说，“对雅典人来说，安菲波利斯实在太有用了。它提供造船用的木材，还带来金钱收入”。但作为将军的修昔底德，既然知道安菲波利斯的重要，也知道斯巴达人布拉西达已经到达色雷斯，却为何要驻扎在离安菲波利斯半日路程的塔索斯岛，而非更近的埃翁，直到布拉西达已经占领了安菲波利斯，他才率舰队驶入埃翁。在接下来的战事中，根据他本人的记载，布拉西达不断进取，连续夺取了爱琴海北岸的多座城市，修昔底德始终无所作为。所以，他虽然救下了埃翁，雅典人仍不原谅他，从前面的引文中我们知道，他在担任将军指挥增援安菲波利斯之后被流放了20年，也就是到公元前404年他还健在。
最后一个问题是修昔底德是何时去世的。就像他的出生一样，我们没有确切资料。他本人暗示他见到了战争的结局，甚至可能见到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与波斯的冲突。在第二卷第六十五章，在评论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时，顺带论及雅典人战败的原因：
他们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八年（原文是三年，显然是后人抄写错误）……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
由此可以肯定，修昔底德见到了雅典的战败。在第八卷第四十六章中，他借雅典流亡者亚西比德（Alcibiades）之口谈到了战后斯巴达人与波斯人冲突的可能。从当时斯巴达人与波斯人签订的几个条约看，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时，斯巴达人肯定没有跟波斯冲突的打算。这很可能是修昔底德看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波斯与斯巴达的冲突之后，借亚西比德之口所做的预言。如果是这样，则他一定看到了万人军远征和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Agesilaus）远征亚洲。那时他可能仍在撰写并修改他的著作，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他的著作最终因他去世或其他原因并未完成，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前面的20年用了八卷，每卷包含两到三年，如果他写完的话，后面至少应该还有两到三卷。
上面的分析让我们得到大致如下的印象：
他出生于与雅典知名政治家西门（Cimon）有关的家族。这个家族在色雷斯拥有矿山，政治上比较活跃。
战争初期已经成人，所以他至少出生于公元前461年之前，更可能是公元前465年之前，见证了雅典帝国的崛起和强大。
公元前425年或前424年当选为雅典将军，因丢失安菲波利斯被流放，后来至少又活了20年。
战争开始他就撰写自己的著作，公元前415年战争重新开始后，他意识到后一阶段与第一阶段的战争是连续的，又重新开始写作，所以他可能在叙述了持续10年的阿基达马斯战争后，最初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公元前415年斯巴达重新加入战争后，他修正了对于战争爆发的观点，补写了雅典帝国的扩张，突出斯巴达的恐惧和作用。但原来所写的科林斯等的突出作用，未能做太大修改，因此现存著作给人的印象，是斯巴达在战争问题上并不那么积极，反倒是科林斯像个战争贩子。
战争结束时他还活着，但他的著述未完成，不仅因为他只写到公元前411年，还因为第八卷可能不曾经过修改，缺少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的演说词，以及不常见的文件原文；最后一句话甚至都不完整。
尽管只是未竟之作，却并不影响该书作为经典的地位。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八卷，始于对战争性质的界定和战争爆发的原因，止于公元前411年夏天。如我前面提到的，如果全书写完，至少还需要两到三卷。
先交代一下书名的来源。修昔底德原本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历史》，原意是调查。后来的学者们把它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意思是伯罗奔尼撒人对雅典的战争，多少体现了雅典人的立场。犹如希波战争在英文中被称为“波斯战争”，体现了希腊人的立场一样，有些写斯巴达史的学者，则把这场战争称为“雅典人的战争”。
从总体结构看，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卷是全书的导言，追述早期希腊海权的发展以及雅典帝国的扩大，分析战争的原因，意在说明与以往的战争比较，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大的战争，造成希腊世界最大的骚动。此外，修昔底德还阐述了自己记载历史和纪年的方法：他写下的都是经过他调查核实过的事实，不容争议，当然可能也不那么有趣；对于纪年方法，他抨击了与他同时期的一位学者写的《阿提卡史》，强调自己会按照编年史的路子，将每年分成夏季和冬季，逐年记录相关史实。在后来的写作中，他的确严格遵循了这套规则。
从第二卷开始，正式进入对战争本身的叙述。该卷包含战争的前三年（前431—前428年），从底比斯人入侵阿提卡，点燃战争导火索开始，述及雅典和斯巴达的应对：斯巴达以陆军入侵阿提卡，企图迫使雅典决战或投降，认为雅典人最多撑不过三年。雅典针锋相对，将阿提卡居民全部撤入长城之内，避免陆上与斯巴达对抗，以装备战舰出航伯罗奔尼撒，骚扰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沿海。一方面，斯巴达的策略因雅典人拒绝出战失灵，另一方面，雅典在科林斯湾等地的战事中取得成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修昔底德特意在该卷记载了伯里克利在战争第一年为雅典阵亡将士所作的葬礼演说，以及随后雅典暴发的瘟疫。这个葬礼演说因此流传非常广，成为名篇。根据学者们的意见，修昔底德这里显然是有意把伯里克利的理想与瘟疫打击下、现实中的雅典人的道德、精神和纪律崩溃进行对比，预示后来雅典政治的变革和对伯里克利战略的背离。
第三卷叙述战争第四至六年（前428—前425年）的战事。这一卷的核心是雅典重要的盟邦米提莱奈的暴动、斯巴达人围攻普拉提亚、科西拉的内战等。总体上看，形势对雅典不太有利，瘟疫在继续，雅典人被迫面对战争带来的财政紧张。修昔底德在这一卷中至少两次提到雅典人干预西西里事务，预示后来雅典对西西里的野心。
第四卷叙述战争的第七至九年（前425—前422年），核心是雅典占领派罗斯，俘虏120名斯巴达公民，并利用派罗斯骚扰斯巴达，使斯巴达顾此失彼。但雅典在另外两线遭遇失败：入侵比奥提亚遭遇败绩，爱琴海北部色雷斯地区的盟邦大批投奔斯巴达。联想到雅典人因派罗斯的成功而得意，拒绝斯巴达人签订和约的请求，一方面它呼应了第一卷战争中命运无常的说法，同时为雅典在安菲波利斯的失败做了提示。
第五卷包含的年代最长，从第十年一直到第十六年（前422—前415年）。从公元前422年的安菲波利斯战役之后，双方主要精力用于谈判，可以记载的军事、政治行动相对较少。修昔底德的本意，是想说明双方对和约都不满意，小动作和小冲突不断，开战是迟早的事情。同时，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倾向愈发明显和赤裸裸，入侵宣布中立的米洛斯岛，公然宣扬强权即公理，在对方拒不屈服之时，依靠强力将该岛征服，并把该岛的成年男性全部屠杀，妇女儿童卖为奴隶。它一方面在揭露战争的残酷，另一方面也昭示雅典入侵西西里的命运。
第六至七卷是一个整体，包含战争第十七至十九年的事件（前415—前413年），中心只有一个：雅典远征西西里及其失败。修昔底德把这次远征描写为一次真人版的悲剧：自大无知的雅典人冒冒失失地发动了对西西里的远征，却根本不了解该岛的资源和状况。远征本身状况百出：军队尚未出征，雅典就发生了赫尔墨斯（Hermes）神像被毁和农神德墨忒尔（Demeter）秘仪渎神案；舰队到达西西里后，原来期待的盟友拒不接待，承诺的资金也不兑现；鼓吹远征最积极、最有能力的将军亚西比德在被召回国受审途中逃亡敌国，成为雅典最阴险的敌人；军队在西西里的行动犹犹豫豫，指挥行动的将军尼西阿斯优柔寡断，而且过于迷信，害怕承担责任，雅典人也判断失误，未能及时撤换将领和改变策略，最终导致远征军全军覆没。但修昔底德在第二卷所指责的雅典国内支援不力，倒是没有在这两卷中出现，实际情况相反：在尼西阿斯认为战争已经难以取胜时，继续增援。对修昔底德来说，西西里远征成为整场战争不折不扣的转折点，也是雅典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第八卷即全书的最后一卷，是雅典人在绝境中奋起的一卷，主要包含第二十至二十一年的事件（前413—前411年），重点是西西里失败的影响——盟邦的反叛和斯巴达一方决心依靠波斯的支持结束战争，雅典的失利和内部的政变等。在这一卷中，修昔底德表现了雅典人的顽强：即使面对斯巴达和波斯两大势力，雅典人仍无意求和，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由于斯巴达的失误，雅典人赢得了喘息时机。不过亚西比德和寡头分子的活动，导致民主政治被推翻，“四百人”掌权。对于这些寡头分子，修昔底德明显没有好感，详尽描绘了他们政变中使用的欺骗和恐怖手段，以及他们给雅典造成的危险。对于民主派的活动，修昔底德固然有微词，但总体上是抱肯定态度的。
上述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大致内容。修昔底德给人的感觉是，看待问题非常客观，不管是对斯巴达人还是雅典人，他既不吝赞美他们的优点，更能揭露他们各自的缺点，而且在叙述这些事件时，用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的话说，你甚至都感觉不到他是一个雅典人。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20世纪以来的学者们，逐渐揭示出修昔底德看待问题主观的一面，这里略举两例，以资说明。
修昔底德的书中包含大量演说词，它们名义上都是各个城邦的人物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演说，都被用引号引起来了，明确表示这是演说者的原话。然而修昔底德自己在第一卷中就交代，有些演说是他亲自听到的，有些是他听别人转述的，还有一些是他根据环境的需要，让当事人根据他认为在那个场合应当说的话创作出来的。这就有问题了。修昔底德的确诚实，告诉我们有些话是他创作的，但他并未告诉我们到底哪些是他创作的。那些他创作的演说词，显然不是历史的客观记录。别人转述给他的，他也承认有时并不可靠，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说法。即使那些他亲自听到的，那时又没有录音机，也缺乏速记技术，他又如何能过耳不忘，完全记下来。几乎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他缘何记录了这些演说词，而忽略其他演说词。不止在一个场合，修昔底德明确承认许多人都发表了演说，但他完整提供的演说词，往往只有一个人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修昔底德说雅典人几乎每年都会举行国葬典礼，按照雅典的制度，则每年都会有人发表葬礼演说。那么，他为什么仅仅记录了伯里克利第一年的演说？可以肯定，这很大程度是主观选择。因此，占全书相当篇幅的演说词，其中不少肯定是修昔底德本人创作的，还有一部分是他主观选择的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较演说词更加重要，就是全书的主题。修昔底德确实记载了战争双方的行动，按照他的说法是记载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大战。然而他为何要记录这场大战？仅仅因为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吗？仅仅因为它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骚动吗？恐怕没这么简单。作为一个雅典人，他显然希望总结，为什么战争初期对胜利抱有充分信心的雅典，从资源等很多方面看起来占优势的雅典，最后居然失败了。在修昔底德看来，那显然是雅典人偏离了伯里克利制定的战争策略的结果。且不论伯里克利的战略是否能最终奏效，但这个基本思路，决定了修昔底德的主要目标：揭示雅典人如何逐步偏离伯里克利的战略，最终走向失败的进程。他忽视了战争中的诸多偶然因素，以及斯巴达方面的问题与错误。还有人指出，修昔底德严重低估了波斯的实力和作用，而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单纯看成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大战。这样的基本取向，也决定了他对雅典的态度：批判多于肯定。所以，不少后来的学者对他抱着这样的态度规划全书，有不少批评。比如复旦大学的黄洋教授就指出，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际上是修昔底德的主观建构。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很可能也是修昔底德建构的结果。
当然，这里无意否认修昔底德在历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更无意否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经典名著的价值。我们把他与希罗多德进行比较，也许更能彰显出他在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贡献。
希罗多德也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史学家和作家。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年轻时游遍希腊地区，到雅典后对那里民主制度下的繁荣景象拜服有加，决定撰写希波战争史，于是就写了《历史》。因为这部著作，希罗多德在西方被称为“史学之父”。
这里讲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的关系，不是想说两人之间有直接交往，而是要讲修昔底德在学术和思想上对希罗多德的继承与超越。
不少人也考察过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时间以及那时他的年龄，结论是两人年龄相差不太远。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已经成年，而希罗多德当时显然也还活着，因为在《历史》中提到斯巴达派到波斯的使者被雅典人活捉和处死的事情。罗马皇帝尼禄时代的作家潘菲拉甚至提到，希罗多德只比修昔底德大三岁。不过这个说法一般不被人相信。虽然如此，两人年龄差距不大应无疑问。然而，两人的历史观却差距颇大。
希罗多德宣布，他写作《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这样看来，希罗多德的目标，是为了与记忆的遗忘做斗争，同时探究希腊人和波斯人发生冲突的原因，因此凡是与这场冲突有关的事实，他都会记录下来。不管这些事情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民俗的。希罗多德的书中夹杂着大量的故事，许多故事在今人看来显然不可信。希罗多德尤其喜欢说故事，开头和结尾都是故事。开头是吕底亚因女人发生宫廷政变，快结尾时是薛西斯及妻子阿美司妥利斯与马西斯特斯及其妻子的故事，最后是有关居鲁士的一个故事。因此，希罗多德的《历史》内容庞杂、枝蔓横生，但也非常有趣。
修昔底德的做法正好相反，他明确宣布自己不喜欢故事，甚至有意识地拒绝故事，他在第一卷中宣布了自己写作的原则：
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终归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修昔底德批评虚构故事的时候，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指的是希罗多德。他的写作目标似乎也更加远大：研究历史是为未来提供借鉴。历史借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类似的事情会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发生，“因为人性终归是人性”。
由此导致的修昔底德著作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他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他宣布：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
之后，就是我们刚刚引用的那段他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垂诸永远的话。
修昔底德的原则，与希罗多德存在明显的不同。希罗多德曾经宣布，他的目的是记录他听到的所有事情，但并不代表他相信他听到的所有故事。除偶然的例外，希罗多德经常会提供同一事件的多个不同的说法。例如，开篇有关希腊、波斯冲突的原因，他既列出了希腊人的说法，也介绍了波斯人的观点。关于埃及尼罗河每年泛滥的原因，他也记录了多个版本的故事。修昔底德则不同，他记录的是历史真相，绝不会偶尔听到一个故事就记下来，不管是他自己亲眼看见的，还是别人转述的，他都要核实。对他人所说的事情，他意识到人们的立场不同，对事件的叙述也会不同，因此对别人告诉他的事情，他会尽可能核实。遗憾的是，到底如何核实，修昔底德没有明确说明。
由于他自己对历史记载的严肃态度，他对诗人和散文作家都做了批评，认为诗人会夸大自己主题的重要性，散文作家则为了吸引听众使其故事难以核实。从这个前提出发，他的确有资格批评一般希腊人和他的前辈希罗多德：
其他希腊人也同样地不但对于记忆模糊的过去，而且对于当代的历史，有许多不正确的猜想。例如，一般人相信斯巴达国王每人有两个表决权，而事实上他们每人只有一个表决权；也有人相信斯巴达人有一个名叫“皮塔纳”团的军队。这样的一队兵士是根本没有的。
关于斯巴达国王一人两票和皮塔纳军团的事情，修昔底德明显指向希罗多德，因为这两个说法都见于希罗多德的相关记载。
两人对神谕的态度，也有云泥之别。希罗多德喜欢记录神谕，明确承认神谕是真的。开头第一卷有关吕底亚国家灭亡的记载，很大程度上是吕底亚国王考察神谕、求取神谕、误解神谕、国王被俘、派人谴责神谕发布者和神对自己预言的辩护的过程。修昔底德则明确拒绝神谕，不仅记录的神谕数量比较少，而且所记录的有限的几个神谕，他也更倾向于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解释。
至于年代学，与希罗多德比较，修昔底德的年代学有巨大进步。希罗多德的事件经常缺乏准确的年代和日期，他一般按照一代人40年或30年的时间推算。修昔底德笔下的事件，除第一卷外，绝大部分至少可以归入某一年的夏季或冬季。例如，为了准确表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点燃导火索的那一刻，修昔底德如此记录：
优卑亚被征服后所订的三十年休战和约有效了十四年。在第十四年，当亚哥斯的赫拉祭司克赖西斯在位第四十八年，伊尼西阿斯任斯巴达监察官；皮索多勒斯雅典执政官任期还有四个月；波提狄亚战役开始后的第十四个月，初春时节，一些底比斯人，略多于300人，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要找出这么多时间点，是因为希腊人不像今人有统一的公元纪年。希腊城邦众多，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历法，要确定一个泛希腊事件的年代，必须同时列出几种主要的年代学记录，否则难以准确表示时间。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埃利斯的哲学家希皮亚斯才想出了用古代奥林匹克赛会来统一纪年的办法。但修昔底德显然不知道这个方法。
不过，说了两人这么多的区别，是否就意味着修昔底德真的对他的前辈希罗多德不屑一顾？这里略举几例，就能清楚说明希罗多德的影响：
首先，两人都明确承认，对于久远的过去，事情邈远不可知。修昔底德的态度当然十分明确：
虽然对于远古时代，甚至对于我们当代以前的历史，由于时间的遥远，我不能完全明确地知道了，但是尽我的能力所及，回忆过去，所有的证据使我得到一个结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
修昔底德对久远的过去明确表示怀疑，承认自己的无知，这也决定了他把自己的主题放在当代史或者接近当代的历史上。
希罗多德没有这样明确的声明，但他同样区分了他可能知道的和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和伊奥尼亚记事家前辈不同，没有给希腊神话编排年代和顺序，对公元前7世纪之前的历史，他更多地将之作为他不知道的传说，中心则是与他自己时代非常接近的希波战争。所以，两人所写，实际都是当代史。我们经常忘记希罗多德曾经说过，“希腊人的故事很多，也很荒谬”。也就是说，两人都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记录。用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中的话说，两人都发展起了一种对于记录事件的批判态度，使我们能够区分事实和想象。
其次，修昔底德承认希罗多德的贡献。对于希波战争和之前的历史，除海军历史的发展外，他几乎不再触及。对希波战争后50年历史的叙述，他的主要目的固然是说明雅典势力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但恰好填补了希罗多德留下的空白。对雅典将领地米斯托克利和斯巴达摄政王保萨尼亚斯的记录，可能包含交代希罗多德后续结局之意。如此处理，暗示希罗多德已经说过的，修昔底德自己认为无须再啰唆。
最后，两人的眼光都是泛希腊式的，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城邦。他们与莱斯沃斯的赫拉尼库斯的对比最为明显，后者主要记录雅典城邦的历史。
修昔底德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越希罗多德，当然与他本人的取向和态度有关，但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智者运动影响的结果。正是在智者（sophists，在字典里经常被翻译为诡辩家，实则在希腊语原文中，只是表示有智慧的人）那里，有关政治制度和城邦治理的讨论极其流行，对神灵的怀疑，也是在那里萌生的。
我们先讨论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作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对比：
公元前431年冬天，雅典人按照他们祖宗传下来的惯例，为当年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举行国葬典礼，伯里克利作为雅典国家的代表，就阵亡将士的功绩发表演说。他所描绘的雅典人处于由多数人执掌政权的民主政治之下，给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他们自信、爱国、多才多艺、富有创造性，善于享受生活。总之，是一群阳光、向上的积极公民。修昔底德记载的这篇演说，历来被公认为是古典雅典民主的颂歌。然而，不过数页之后，修昔底德笔锋一转，开始描写雅典遭受瘟疫打击后的情景：人们发现任何人都无力抵抗瘟疫，“像羊群一样地死亡”，不管他们生前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据现代学者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雅典人因感染疾病身亡。
由于瘟疫，雅典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违法乱纪的情况：
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做放纵的行为……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
瘟疫中的雅典人，无疑给伯里克利一记响亮的耳光。修昔底德特意提到，瘟疫爆发后，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民众发泄怨气的对象，他的将军职务被罢免，并被判处巨额罚款，但是雅典人以人民大众常有的方式，不久后又选举他为将军，并把国家事务交托给他处理。修昔底德批评的显然是雅典人的反复无常。
公元前427年处置米提莱奈时，雅典人的反复无常再度发作。在成功镇压了盟邦米提莱奈的反叛后，雅典人就处置措施召开公民大会。在前一天的会议上，克莱翁的意见取得了胜利，“他们在愤怒的情绪下，决定不仅惩罚现在已经在他们手上的米提莱奈人，并且把米提莱奈所有成年男子都处以死刑，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修昔底德强调雅典人不是在冷静状态下，而是在“愤怒的情绪下”做出决定。“但是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绪有了突然的改变”，经过克莱翁和狄奥多图斯激烈的辩论，雅典人通过了一个新决议，“从容地审判那些帕撒斯认为有罪而送到雅典来的人，让其余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生活”。可是，执行前一个决议的信使已经派出。幸得执行后一个决议的信使拼命追赶，终于在间不容发之际阻止了大屠杀的发生。一个“突然的改变”，不但改变了米提莱奈的命运，更凸显了雅典人在国家大事上的善变。
民主政治的弊病，远不仅是反复无常，还包括不能严肃对待国事。公元前425年，雅典占领美塞尼亚西南的派罗斯，斯巴达因担心黑劳士暴动，便出兵驻扎到派罗斯附近的斯法克特里亚岛上，意图在可能的情况下驱逐雅典人，并占领雅典人此前匆忙修建的要塞。雅典人成功地将斯巴达军队困于该岛之上，但苦于岛上的地形太复杂，无法迅速攻克，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据修昔底德记载，战争的迁延让雅典人开始厌烦，克莱翁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指责负责战事的将军尼西阿斯作战不力，并且声称如果自己担任将军，可以在20天之内解决战斗，并活捉斯巴达人。不想尼西阿斯将计就计，同意将指挥权转交给克莱翁。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克莱翁本来只是说说大话，从无亲自指挥战斗的打算，极力推辞。“雅典人的态度是群众常有的态度。克莱翁越推让躬赴派罗斯的任务，越想收回他自己所说的话，群众就越鼓励尼西阿斯移交军权。他们都大声叫唤，要克莱翁出发。”克莱翁作茧自缚，被迫率军到了派罗斯。在修昔底德看来，纯粹因为运气，雅典人取得了胜利。西西里远征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修昔底德声称，雅典人之所以发动远征，一是因为无知，根本不了解西西里的历史和资源，只想大胜之后的好处，一是因为受了亚西比德的煽动。一场冒失发动的远征，又因为雅典人制度上的问题，临阵换将；应当撤退之时，又胡乱增援；雅典对将军们的严厉，使尼西阿斯不敢及时撤退，导致全军覆没。
如此不完善的民主政治，当然在战争中会犯很多错误，最终输掉战争。因为雅典公民只是言辞的欣赏者，根据演说词的好坏来判断事实，而政治领袖们“忙于施展个人阴谋，以图获得对民众的领导权”。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我们不断看到雅典政策上的错误，发动西西里远征，不过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而已。
不正常的政治制度，养育了不正常的公民。雅典人善变，总想弄点新花样，搅乱既有的秩序和时局，自己不安分，也不让他人安宁。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科林斯城邦的代表为说服斯巴达向雅典宣战，曾经如此大声疾呼：
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如果他们胜利的话，他们马上穷追到底；如果他们战败的话，他们绝不退缩。至于他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每个人培养他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做一点显著的事业。如果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而没有成功的话，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完全被剥夺了；但是如果他们的事业成功了的话，他们就认为这种成功和他们所将要再做的事业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如果他们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的话，他们马上把希望放在另一个方面，以弥补这个损失……他们宁愿艰苦而活动，不愿和平而安宁。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天生不能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生活的。
在这里，雅典人的革新，是地道的反面典型，是既不想自己安分也不让他人安宁的代表。所以，对于那场导致整个希腊世界最大骚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应当负全部责任。
当今仍有不少人认为，修昔底德是民主政治的支持者；还有部分人觉得，修昔底德至少是个客观的史学家，对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都不乏肯定；更有部分学者声称，修昔底德批评的，是伯里克利之后群龙无首的激进民主政治。然而上述的例证，似乎证明那些将修昔底德视为反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人，很可能是正确的。那么，修昔底德为什么对民主政治如此反感，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几乎就是雅典错误的记录。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修昔底德的家庭背景也许多少影响了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他的亲属中不乏民主政治的批评者，伯里克利最强大的政治对手、与历史学家同名的修昔底德可能与他有血缘关系，而此人与公元前5世纪中期另一支持斯巴达的政治家西门又有血缘关系。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于塑造修昔底德的政治观，应当不无影响。他虽然极其钦佩伯里克利，但所佩服的正是伯里克利能够控制人民。因此，对于雅典那种追求平等的民主政治，他并不喜欢。他尤其看不起普通人，对他们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普通民众缺少政治智慧和判断能力，只能接受拥有智慧的精英人物的领导。而雅典在伯里克利死后，后继的政治家们只知道讨好民众，使民众越来越粗鲁、放肆和无法无天，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影响修昔底德雅典民主观的另一因素，是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动机与时间。在其巨著的开头，修昔底德说过，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因为那是一场引起全希腊骚动的大战。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雅典人、一个被流放的政治家、一个看到了战争结局的观察者，他的看法不免受到战争进程，特别是雅典最终失败这个重大事件的影响。在修昔底德看来，事实胜于雄辩，民主政治的雅典毕竟在战争中犯了大量严重错误，终于惨遭失败，失去了舰队、帝国和长城，连独立都不保，被迫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因此，修昔底德在写作之时，或许带有总结斯巴达胜利和雅典失败原因的意味。当修昔底德把眼光盯在雅典战败的原因上时，雅典所犯的错误自然成为重点，加深了或者说印证了他所持有的普通人无力管理国家的信念。民主政治积极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被忽视。就此而论，修昔底德的写作动机，与他对雅典政治和生活的描绘，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修昔底德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记载，对后世有关民主的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家，“如实”记录了民主政治在希腊的一场内战中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行。他的历史，反映了在战争冲击下，民主政治逐渐走向“暴民政治”的历程。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的日趋“堕落”，在色诺芬记载的“阿吉纽西审判”中得到了经典体现，并因此成为民主与法治之间紧张的突出例证。无论修昔底德主观的动机是什么，他留下的资料，与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一道，成为批判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来源。
修昔底德开创的传统得到了后世的认可。
首先是政治军事史传统。在他之后，不管是色诺芬还是波利比乌斯，或是罗马人萨鲁斯特和李维，都以军事和政治史作为记载的中心。这一点不难理解。如美国学者约翰·马林科拉指出的，古代人写作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上层阶级创作的。上层阶级的主要活动，就是管理国家，在政治阶梯上努力攀登，他们关注的，当然是政治和军事。或如李维和塔西陀后来意识到的，历史记录的核心，不是敌人的城市被攻陷，就是自己城邦内部平民与贵族的冲突。
其次，是当代史传统。修昔底德认为，人性总是一样的，眼前的人性最容易得到观察，所以要理解过去，必须从当前的现象和事实开始研究。弄清了当前，也就能理解过去。所以，他把笔墨集中在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上。在他之后的作家，大体继承了他的传统，都以写作当代史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过去只有在与当代有关系时，才会得到关注。直到公元4世纪的马尔凯利努斯，仍然属意于他自己时代的历史。
最后，修昔底德开创了在论著中广泛利用演说词的传统，被后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继承。遗憾的是，这些作家中，不少人的写作能力虽在修昔底德之下，创作演说词的能力，却在修昔底德之上，而且他们创作的绝大多数演说词属于修昔底德演说词中的第三类：作者自己没有亲自听到，也没有听别人转述，而是根据当时的背景，认为相关人士在那个场合应当说的话。直到公元3世纪狄奥·卡西乌斯写《罗马史》的时候，作者还能让奥古斯都和他的两个重要谋臣——麦克纳斯和阿格利帕——讨论应当在罗马实行何种政体，这很像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的创举，在公元前4世纪就有直系继承者。据称至少有三个人续写修昔底德的著作。可惜另外两人的作品完全失传，唯一完整流传下来的是色诺芬的《希腊史》。他在不止一个方面追随了修昔底德。他从修昔底德结束的地方开始叙事，并把历史叙述到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奈亚战役。他记录的事件，与修昔底德一样，大多是他目睹的，或者听别人转述的。他的《希腊史》被有些英译本直接翻译为《我自己时代的历史》。像修昔底德一样，他也被迫流亡过，长期生活在斯巴达。不过，他把斯巴达霸权的丧失归于得罪神灵，恐怕是修昔底德不愿接受的，在能力和客观性上，也都不如修昔底德。郭小凌在征引了《希腊史》开头的两句话后，对色诺芬做了尖锐批评：
然而他并没有搞清修昔底德的本意，一开始就失去了修昔底德的精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末尾半句是说波斯的小亚细亚总督担心与斯巴达的暂时联盟关系破裂，赶往赫勒斯滂海峡与斯巴达人会谈……色诺芬一上来就在“在这之后”，直接转到赫勒斯滂，中间留有一段空缺，并且未做任何交代，而在修昔底德书尾已说明雅典拿下的塞西卡库斯却为斯巴达所占领，修昔底德已叙述过的战役和事件也被色诺芬重新又讲了一次。
同样受到修昔底德影响，能力与修昔底德可以比肩的，在古代或许唯有波利比乌斯。他著的《通史》多处有修昔底德的影子。例如，在强调自己主题的重要性时，他像修昔底德一样，首先说到过去几个帝国如波斯、斯巴达、雅典、底比斯和亚历山大的霸权微不足道，只有罗马帝国的崛起值得书写：
没有人会在见识上如此偏狭或漠然，以至于会不去思考并发现罗马人究竟是利用何种方法，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居住的地方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
判断人们的心理时，他说出了与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开头所说的大体类似的话。修昔底德说的是：
当听众不相信发言者所说是真情的时候，发言者是很难说得恰如其分的；那个知道事实和热爱死者的人，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他愿意听到的那么多；其他那些不知道这么多的人，听到那些超出他们自己能力的功绩时会对死者嫉妒，认为演说家颂扬过头。赞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限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限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务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这个界限），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
波利比乌斯在为自己有关罗马共和政体的论述辩护时说道：
我明确地意识到，对于那些生于和长于罗马共和国的人来说，我的叙述可能因省略了某些细节不够完整，因为他们拥有关于它的完整知识，而且在实践中知晓其所有的细节，因为他们自孩提时代就熟悉这些风俗和制度，他们不会对我提供的信息的范围感到惊奇，反而要求增加我已经省略的内容；他们会认为，作者不是有意省略了小的细节，而是因为无知，才对许多事物的起源以及某些重要方面省略了。如果我提到了它们，他们不会因为我这样做而印象深刻，认为它们无关痛痒，但因为它们被省略了，他们就要求这些被纳入，好像这些很重要似的，企图以此表现得比作者高明。
总之，修昔底德在古代的影响很大，那他对现代世界又有什么影响呢？
到了18世纪下半期，修昔底德逐渐变得重要起来。19世纪，随着史学的专业化，修昔底德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德国及西方最著名的史学家兰克就对他尤其推崇，他把修昔底德作为自己最欣赏的导师之一。
20世纪，修昔底德的影响仍在扩大，而且开始向历史领域之外蔓延，在国际政治领域特别明显。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认为：“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中尚未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雅典的失败，他在考虑今天某些重要的国际事务时能否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
修昔底德在国际关系中最近被应用的例证，当然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在2012年8月22日发表于《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宣称：
未来数十年中，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将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这位历史学家的比喻提醒我们，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竞争——如同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19世纪末的德国所为——双方都面临危险。大多这类挑战的结局是战争；和平解决需要涉事两国的政府和社会在态度和行动上的巨大调整。
在2015年9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中，艾利森重申了他的看法。
可是，当我们把古代历史的案例作为后来的借鉴时，我们需要留意的因素非常多。首先，修昔底德本人的论断是否合理？目前的研究证明似乎未必如此。我曾在2017年写过一篇文章，论证修昔底德所谓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看法并不正确。如果修昔底德本身的看法就是错的，我们如何由他的论断进一步推演？美国学者兰登已经指出了这样做的危险性：
多数研究公元前5世纪的现代学者接受了修昔底德的解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不仅因为修昔底德如此巧妙地为他的解释提出了论证，而且因为修昔底德所提出的原因如此切合当代人的期待：他们的直觉，是对权力的恐惧乃战争爆发的原因。但这种切合实际是幻觉，是西方有关国家间关系的思想后来受到修昔底德巨大影响的隐形结果。修昔底德影响了他的译者霍布斯，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一道，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被称为“现实主义”这一主流风格的鼻祖，而且这种不太严格的现实主义——用权力和恐惧进行分析——是当前的流行色，是报刊不加思考地给人们提供的对外关系的模板。如果我们看向窗外，我们就会赞同修昔底德对风景的描述，然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正是修昔底德首先把窗户放在那里的。
其次，历史现象本身非常复杂，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更加复杂。当我们把一个案例中的情况应用到另外一个案例中时，必须像自然科学的实验一样，要求所有条件都绝对相同，而且还要求历史的主角——人类——在行事上和态度上也完全相同，但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根本没法保证。对此，16世纪意大利的思想家奎西亚狄尼已经意识到。
基于上述理由，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虽然修昔底德受到欢迎让我这个靠希腊吃饭的人高兴，但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少说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