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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很多个坐标用于识别亚里士多德，比如他是柏拉图的学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在雅典创办过自己的大学，还写过很多本著作，等等。首先，我想通过对比他的老师柏拉图，和他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谈几点他的生平事迹。
苏格拉底是西方思想的奠基人。他的课堂主要在街头巷尾，甚至集贸市场。他用提问的方式授课，常常把人问得哑口无言，所以遭人嫉恨，最后遭人陷害，被处以极刑。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却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一个很大的话题。他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好在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记下了他们的谈话录，使后人能了解他的思想。
柏拉图就聪明得多。他继承了老师追求真理的遗志，而且开始关起门来授课，开办了著名的柏拉图学园，还一代代传了下去。柏拉图的主要作品都是以与老师谈话的形式写的，谁想挑毛病，找他老师好啦。他和他的老师都是雅典人，雅典人处死他的老师，和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败给斯巴达，对柏拉图的刺激都极大。柏拉图有类似孔子的志向，不止一次跑到一个叫叙拉古的地方，为僭主治国理政出主意。其实，没有哪个僭主真想听一个“书呆子”的意见。所以柏拉图实现不了理想，郁郁不得志，就希望通过收徒开讲，曲线救国，成就帝王师之梦。
衣钵传到亚里士多德。他在柏拉图学园学习了20年，不仅学了老师的精髓，接受老师的教训，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在思想和实践上，都超过了柏拉图。他接受了强大的马其顿国王菲力二世的邀请，做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后来统一了希腊继而横扫半个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打到哪儿，都会命人将当地的情况报告给老师，所以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和政治的经验研究高于当时的思想家。但他始终跟亚历山大保持距离，只搞研究，不追随其东征西讨，不去做帐下幕僚。他跟学生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隐喻，比如亚历山大的父亲遭人暗算遇刺后，他就跑到雅典办学，一待就是13年；亚历山大客死征途，雅典反对马其顿统治暗流涌动时，他干脆避走老家，不问世事，去安享晚年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学术成果，是老师柏拉图的几倍，两千年来的影响，也不亚于老师，都跟他的选择有密切关系。
西方思想史上的这三座丰碑，三种人生选择，三种结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世的思想家。比如写《乌托邦》的英国思想家摩尔，就比较像苏格拉底，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多少类似柏拉图，而继承亚里士多德衣钵的，就很难举个鲜明的例子。有人说世上难得亚里士多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我个人觉得，亚里士多德的难得，除了他的人生选择，更主要的是他作为学者、思想家的志趣。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他读了一辈子的书，写了一辈子的书，留下那么多著作，但他在世时没有太大的声名。他是死后200多年才被人发现的，而且被发现了两次，第二次还是出口转内销——如果不是阿拉伯人翻译并保留了他的作品，我们今天能否读到他那么多的著作，还真不好说。不错，是文艺复兴让亚里士多德再次回到西方思想的舞台中央，但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那里，他又成了批判的靶子。一直到20世纪，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才在沃格林、施特劳斯、阿伦特和麦金太尔等思想家的作品中，得以强势复活。
说来有趣，上面列举的思想家名单，持左右立场的都有，亚里士多德是怎么同时获得两派思想家青睐的，这里就不多讲了，先有个印象就好。我只提醒一句，这几位思想家，都多少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就是理论和经验研究并举——虽然他们都以理论见长，但总是能在他们的研究中，见到经验研究方法的影子。
同时注重理论思考和经验梳理，这个特点在他的政治学研究中尤其突出。这种思考和研究方法，不仅对许多学者有启发，也对我们普通人观察和思考现实政治问题很有帮助。这也正是今天读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意义所在。
亚里士多德这本《政治学》的主题，是城邦，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国家。他关切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城邦，实行怎样一种制度，才算是好的城邦。因为城邦的最高目的是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应该怎样”，属于规范研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规范研究的大师，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这种研究的典范。而亚里士多德超过老师的地方，或者说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研究理想的政体应该怎样，还特别重视从现实出发，通过对已有的、哪怕是一个糟糕的政体的改造，实现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这个看法，来源于他对城邦的自然属性的论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它是所有公民通向幸福生活的跳板。而他的这个看法，远远地但很清晰地指向这样一个情境，就是统治者不能根据个人好恶，或心中的“理想国”，随心所欲地对城邦施行手术。
强调城邦的自然属性，统治者不能对它恣意妄为，就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也容忍恶的政体存在吗？不是的。
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类型，有个著名的分类法，就是正向的分类有三种，对应的负向也有三种。
正向 负向
君主政体 僭主政体（也叫暴君政体）
贵族政体 寡头政体
民主政体 民粹政体
正向的分类跟统治者的人数有关，负向的跟统治者追求私利有关，比如一人统治，正向的叫作君主制，负向的叫作僭主或暴君制。君主制以全体公民的利益为统治目标，而僭主或暴君制，以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为统治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佳政体是混合制的，可以是两种或三种正向政体的混合。亚里士多德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家无一例外地，都在寻找正向混合政体上下足了功夫，几乎没有人注意负向政体的混合问题，因为人类的政治实践中，事实上也几乎不容易见到负向政体的混合。
但是进入20世纪后，我们的确见到了两种负向政体混合的实践情况，这就是纳粹德国，它是暴君与民粹政体的混合物。这两种事物犹如孪生，相互帮衬，构成了现代统治的一种极端形式。这种混合政体，人类经历过，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三种负向政体的混合物，即僭主或暴君、寡头、民粹政体的混合，也会成为某种现实？这种政体的本质特征，就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僭主或暴君，大权独揽，公器私用，把国家当作实现个人权力野心的工具；同时容纳寡头势力，坐地分赃，或显形或隐形地与僭主或暴君构成统治利益同盟；又在统治需要的时候，随时动员民粹力量，对一切构成挑战和对立的力量实施暴民式压迫？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理论，对今天人类面临的严峻课题，不仅能够提供思想资源，也许还能给出应对这一挑战的古典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