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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2007年间，随着房价的上涨，美国很多家庭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这种贷款的范围很广，因此尽管房价呈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现有按揭贷款的贷款与价值比率在这段时期内几乎没有降低。房价的上涨让低收入家庭有能力获得其他形式的非抵押贷款。例如，美联储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1989~2004年间，未偿付抵押贷款的低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后四分之一的家庭）的比例翻了一倍，而拖欠信用卡债务的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提高了75%。相比之下，那些高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前四分之一的家庭）拖欠抵押贷款或信用卡债务的比例在这段时期内则略有下降，这表明，家庭负债的迅速蔓延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
确实，尽管世界各地都受到低利率的影响而出现了房地产热潮，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主要集中在那些以前难以申请到贷款、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的借款人中。详细的研究表明，美国此次房地产热潮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低收入群体房屋价格的涨落幅度要高于高收入群体。
相反，在美国历史上的房地产热中，高收入人群的房屋价格往往比低收入群体住房价格的波动更大。包括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工业国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房产价格泡沫，不同的是，美国的整体房屋价格并不像上述国家那样与基本面紧密相连。房地产泡沫发生在那些对市场崩盘抵御能力最弱的人群中。至少从一些细节上来看，美国的房地产热是与众不同的。
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危机完全是由政府对低收入者住房信贷的干预所导致的。政府干预当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如果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这是具有误导性的。但是，如果说政府完全没有责任也同样具有误导性。私营金融部门在21世纪初迅速吸收了大量的低收入者住房贷款，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善心，也不是得益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毕竟，资产证券化在那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忽视政客、政府和准政府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我已经提到过，政府对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回应就是推动信贷扩张，让那些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人也能够消费得起。显然，是美国当时的特殊环境让这种政治回应成为可能——政府对住房融资拥有强有力的控制，而且考虑到当时美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实行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是很困难的。另外，为实现扩大住房自有率的目标，政客们还试图把人们带回具有象征意味的过去，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中，美国的小企业家和农场主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并且和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这些特殊的社会环境并不一定会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美国的过去和一些新兴市场现在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两者都把信贷当做安抚民众的工具。美国上一次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状况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中小型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被产业工人甩在后面时，他们借平民党之口表达了他们缺少融资途径以及希望银行业改革的意愿。由于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在20世纪初，银行业的管制放松了，银行业的规模也壮大了起来。一位平民党候选人在农场主的支持下赢得了1916年的北达科他州州长竞选之后，平民党创立了美国第一家州立银行——北达科他银行。此后，农村银行信贷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荣，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价格逐步下跌，农民的失望情绪加重，大量小型农村银行倒闭。这和最近的这次危机一样，说明迎合民众需求的信贷扩张有些过头了。
利用政府关联金融机构向那些信用评级不高但却具有重要政治价值的选民提供贷款的传统在新兴市场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肖恩·科尔（Shawn Cole）发现，印度的州立银行会在大选年期间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增加幅度约为5%~10%，这些农民相对贫困，但却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选举势均力敌的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种贷款导致违约率大幅增加，而农产品产量却没有明显提高。由此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种高成本的收入再分配形式。印度联合进步联盟政府在2009年大选之前，将中小型农户所拖欠的债务一笔勾销，评论者认为此举帮助了该政府再度当选。看来在全世界，平民主义和信贷都是一对亲密无间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