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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我来到北平，借住在大羊宜宾胡同任叔永家中。十月八日，有一位白头老人来访，我不在寓，他留下了一大包文字，并写了一张短条子留给我。我看了他的字条，才知道他是三十多年前的革新志士，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小航先生（照）。我久想见见这位老先生，想不到他先来看我了。第二天，我把他留下的文稿都读完了，才又知道这位七十二岁的老新党，在思想上，还是我的一个新同志。他在杂志上见着梁漱溟先生和我辩论的文字，他对我表示同情，所以特地来看我。我得着他的赞许，真是受宠若惊的了。
第三天，我到水东草堂去看王先生，畅谈了一次。我记得他很沉痛的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我回来想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能从半空里掉下来？然而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的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
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一篇的末段有这八个字：
朋友朋友，说真的吧！
我去年十月读了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动。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这四卷文存的精神。读这四卷文存的人尽可以不赞成王先生的思想，但总应该对他这点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说真的吧”，这四个字看来很平常，其实最不容易，必须有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方才敢说真话。在今日的社会，这三个条件之外，必须还要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王先生说的最好：
时髦但图耸听，鼓怒浪于平流。自信日深，认假语为真理。
其初不过是想博得台下几声拍掌，但久而久之，自己麻醉了自己，也就会认时髦为真理了。
王先生在戊戌六月，——在“拳匪”之祸爆发之前两年——即已提倡“国人智能远逊彼族，议论浮伪万难图存”的反省议论。庚子“乱”后，他还是奉旨严拿的钦犯，他躲在天津，创作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他冒生命的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后来他被捕入狱两月余，释放后仍继续宣传新字。到了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主张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等都只是所以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到了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仍只是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都像是老生常谈，都是时髦人不屑谈的话。但王先生问我们：
天下事那有捷径？
我们试听他老人家讲一段故事：
戊戌年，余与老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我盼望全国的爱国君子想想这几句很平凡的真话，想想这位“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的老新党，再问问我们的政府诸公：究竟我们还得等候几十年才可有普及教育？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