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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李政道于1957年
获
得诺贝尔奖以后继续极成功地合作，为同行们“既羡慕又妒忌”，但不幸于1962年彻底决裂。决裂的原因之一是伯恩斯坦1
962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关于此文，伯恩斯坦最近有一篇自白，杨先生据之在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Modern Physics Letters A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
，
其中译
文
今征得杨先生同意发表于本刊。
近来，网上有段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关于他1962年发表在《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上的著名文章的独白。下面是那段独白的转录
（因为网络录音质量不高，转录内容可能会有失误）：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依然毫无头绪。但我会在夏天的时候回到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我一筹莫展。生活总是出人意料。我打了很多场网球，结果扭伤了脚踝。我和李政道夫妇住在同一栋楼里。他们对我的际遇表示同情。我每天上下班都和李政道一起驾车往返于住所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我在交谈中对他有了了解。我想，我能做的是为李政道和杨振宁写篇传略。于是我问他：“我能这样做吗？”他表现得并不热切，但也没有完全反对。于是，我便回去撰写李（政道）和杨（振宁）的传略了。肖恩其实是传略的编辑……
我也忘了自己到底是如何完成的。提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想自己也许曾经称呼他们“李和杨”。反正，我也不知道。有件奇怪的事情，每当回想起来的时候，“李和杨”有时也会颠倒顺序变成“杨和李”，这真是奇怪。所以肖恩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吗？所有地方都从‘李和杨’变成了‘杨和李’，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来，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场决战，彻底决裂了。所以，有人指责我，但你知道，我什么也没做过。我想戴森（Freeman Dyson）责备过我。但我确实只是写了篇传略，别的什么也没做。于是，第二年夏天我必须和李政道谈谈这件事。他非常不安。不过我想，合作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开始合作时，李（政道）还是个年轻的晚辈，杨（振宁）年龄稍长而且来自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合作过程中，我想点子大多是李（政道）先提出的，荣誉大部分归杨（振宁）。我认为这是他们关系紧张的根源。之前我也见到过类似情况，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佩斯（Abraham Pais）就是如此。我说这是这类合作中的典型情况。所以我对此感到万分内疚。我觉得……我对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深感抱歉，我对这件事负有一定的责任。
李（政道）离开学院，回到了哥伦比亚，这对他们双方都好。戴森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原谅你一次，但第二次不会。”这让我深感不安。后来我尝试给狄拉克（Paul Dirac）写传略，我有一天的采访时间。我想奥本海默（Oppenheimer）知道了这件事，他劝我不要去做。真可惜，我本来可以为狄拉克写篇很好的传略……
我的评论：这段独白在某种程度上是伯恩斯坦在老年时的自白。他相当含混，把不同时期的真实事件和凭空想象黏接在了一起。但主题是清晰明了的：现在他对1962年发表那篇文章“感到万分内疚”，因为“我对这件事负有一定的责任”。科学合作建立在个人贡献之上，每个合作者都有其特殊的才能和经验。合作愈成功，就愈需要信任和体谅来使合作继续下去。任何媒体刺探成功的科学合作的私密细节，都可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奥本海默、我和其他朋友在1962年就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试图阻止那篇文章发表，但没有成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位极具实力的英国数学家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和李特尔伍德（John Edensor Littlewood，1885—1977）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他们是迥然相异的两个人：性格不同，研究风格也不同。但他们在将近30年的合作中做出了亮眼的数学研究成果。当然，有许多人都对他们如何做到这点感兴趣。斯诺（C. P. Snow）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是哈代的挚友。在一段极具洞察力的文字中，他透露了这段著名合作的重要秘诀 [2] ：
多年以来，哈代几乎和我聊过能想到的所有话题，除了合作这件事。他说，当然，这是他创造性事业生涯中的主要财富。他用上面我提到的他的口气来谈李特尔伍德，但他从没提到过他们的合作程序。我的数学知识不足以让我读懂他们的论文，但我会摘录一些他们的言词。如果他无意中吐露了他们的方法，我想我不会漏掉。我相当肯定，他是故意保守秘密，而他平时处理那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相当私密的事情时，并不是这种作风。
我想，如果这段话写在1962年以前，如果伯恩斯坦读过这段话并且深刻领悟到哈代和李特尔伍德的智慧，不知他是否会意识到自己不应该介入成功的“李（政道）—杨（振宁）”合作？
（曹又方译）
[1] 本文原文为英文，原载期刊 Modern Physics Letters A ，http://www.worldscientific.com/doi/pdfplus/10.1142/S0217732317300178，中译文载香港《明报月刊》2017年7月。
[2] 前言由斯诺撰写，出自哈代 （1967）的《一个数学家的辩白》（ 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