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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在MIT有一个盛大的百年庆祝。那是一个科学与技术震撼人心的时代，也是美国刚刚就任了一位年轻的、雄心勃勃的新总统的时代，所以那次自然是一个极自信的、近乎自我陶醉的欢乐大庆祝。庆祝之中有一个座谈会，题目是“物理学的未来”。座谈会的主席是Francis Low，共有四位演讲者，依次序是Cockcroft，Peierls，Yang 和 Feynman。座谈会的记录本来计划由MIT发表，可是没有做到。很多年以后Cockcroft 和 Peierls的演讲由Schweber在2008年出版的《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中做了摘要。我和Feynman的演讲后来于1983年 [2] 与2005年 [3] 分别发表。
我的演讲中的一段如下：
既然（今天）似乎有一种倾向：对“未来基本理论”有无限的期待，我预备敲一下悲观的警钟。在一个兴奋且乐观、对过去的成就十分骄傲、对未来有极正面的期待的欢庆中，加入一些不谐的声音也许是好的。
然后我说，要达到今天对场论的了解，Wigner认为必须经过四层基于实验的物理观念，而且要想再深入一层将十分艰难。接下去我说：
在这一点上物理学家受到限制：理论必须由实验证实。与数学家或艺术家不同，物理学家不能凭自由想象创建新观念或新理论。
我的演讲以后是Feynman。他这样开始他的讲词：
我同意前面三位的讲词的内容，几乎全部内容，但是我不同意杨教授的意见，认为前景不容乐观。我还有勇气，我认为困难在任何时刻都会有。
一种可能是一个终极解决方法将出现。杨教授认为这显然不可能，我不同意。
我所讲的终极解决方法是终将发现一组基本定律，为一切实验所证实。
Feynman是我这一代物理学家中的直觉理论大师。今天读他这些话，我很想知道：
（一）他1961年提出的“终极解决”是哪一类的；
（二）他在晚年是否仍然十分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