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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人们形成的少数共识之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入深水区。
40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享受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奇迹，看着这片美丽的国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的制造大国，并逐渐摆脱简单的加工贸易，向着智能化的方向迈进。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来自各方的压力也渐次而来，美国的施压是最新和影响最大的，却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在所有的艰难险阻中，人们最担心的反而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的骄傲自满，以及可能出现的狭隘民族情绪，这可能会触发另一轮的闭关倾向，从而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整体。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不足够警惕，人们的自满的确可能是致命的。
如果放眼更广阔的范围，回首这几十年的世界发展状况，我们会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落后到现代化，这条路看上去如此普通，但真正能够完成的国家其实少之又少。或者说，现代化不是坦途大道，反而只是一道窄门，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完成这惊人一跃，而是在寻找窄门的路途中迷失了。中国作为少数正在经过窄门的国家，由于比其他国家顺利，容易忽视其中的艰难和险恶，过于将现代化的成功当作理所当然了。中国有许多经验可以分享给世界，也需要作好吸取世界各国教训的准备。在人类历史中，教训往往比经验更加宝贵。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但距离终点更近了一些。在这个阶段，前期的突飞猛进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需要的不仅是速度，更重要的是不要走错了方向，到这时，世界的教训已经越来越有参考价值。因此，本书关注的，就是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应该避免哪些陷阱，这有利于我们继续在发展的道路上走下去。
在对外关系史上，有截然不同的两派。其中一派认为，世界关系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充满了你死我活和尔虞我诈，玩的是零和游戏，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所失；而另一派认为，世界总是充满了善意，先进国家总是在帮助落后国家成长，并达到共同的富裕和繁荣。
这两派在解释现实时都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第一派很难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的来自世界的机遇，给中国提供了40多年稳定的环境来发展经济；第二派又过于理想化，很难解释不同国家之间不讲道理的打压行为。
事实上，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这里既有理想化的成分，比如人们对于人权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帮助弱者的慈善行为，也有更加复杂的一面，那就是国家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取代另一个国家原有的优势。整体上说，世界既不好也不坏，介于理想主义与钩心斗角之间。只有认清了这个现实，才能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策略，不能将世界关系天真浪漫化，要学会避开危险的区域，但又不能将世界关系说成一团漆黑，从而完全从对立和闭关锁国的角度思考问题。
一个国家真正的策略，是认清形势的复杂性，做到心里有数的同时，避开与世界强权的冲突，还要向世界靠拢，这样有利于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从而开启内生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之所以受益，恰好是认清了形势之后的自主选择，在国际上利用不与人为敌的低姿态，为国内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
但是，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却没有中国那么幸运，它们或者由于天生的不足，或者因为后天的选择出错，在到达那道发展的窄门之前，就已经接近于失败。那么，这些国家的教训主要有哪些呢？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深入分析中国在哪些方面做对了，从而在未来的改革开放中避免陷入同样的陷阱。
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本书先要告诉读者现代世界是怎么到来的，在这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在本书的楔子部分，叙述了阿富汗独立之后的遭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国家即便想要现代化，却在国际关系中迷失，最终又被本国的极端思想摧毁的过程。在这个例子中，读者将看到，与现在的阿富汗给人的面貌不同，它曾经是一个坚决要求现代化，并取得过一定成就的国家。然而，在复杂的国际博弈背景下，一旦陷入了选边难题（阿富汗的一次选择错误），就导致了全盘皆输的局面。
事实上，这一次选边也并非是阿富汗自己可以控制的，它是被美国一方推入到苏联怀抱之中的，之后所发生的苏联入侵、“圣战者”崛起、军阀混战等，都不再是本国人民能够控制的。而之前阿富汗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和世俗化成就，在一次次的战乱中被颠覆，最初是政治和经济成就的丧失，最后社会世俗化也保不住了，导致了极端思想的滋生。
阿富汗的难题，引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陷阱：国际关系。这也包括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与前宗主国的关系问题。
中国曾经也存在在美苏夹缝中的选边难题，但到了1978年之后，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做法，与双方寻找共识，在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通过互不干涉、埋头发展的方式，才取得了现在的开放成就。如果背离了这样的原则，势必要以牺牲与一部分国家的关系为代价，影响开放的国策，甚至像阿富汗那样走入被迫重新闭关的窘境。
为了看清楚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本书的第一章首先回顾了世界格局的形成。在这里，有一个持续了数百年的神话：西方是靠自由贸易获得了全世界的领先权的。
但事实上，自由贸易观念是在19世纪才形成的理念，在这之前并不存在自由贸易。西方国家在15世纪末发现了新世界和新航路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在国王授予独家贸易权之下的垄断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殖民国家追求的，都是对某一个地区的贸易进行垄断，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正是这种对贸易的垄断冲动，让西方国家不断地攫取殖民地，因为所谓殖民地，更多是为了垄断与当地的贸易权，排斥其他强权参与该地的商业行为。对于亚洲来说，所谓英、法、荷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不仅不是自由精神的代表，反而是垄断的代言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技术和经济外溢现象，使得少数几个国家已经无法维持住垄断的格局，这时自由贸易的好处才被发掘出来，并逐渐成了主流。只有到了这个阶段，自由贸易才从原来的神话变成了现实，但依然残存着大量的不彻底性。
也正是由于垄断贸易的残余，才导致了现代经济中的许多问题。虽然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已经开始提倡非殖民地化和自由贸易，但新兴国家获得了独立之后，依然有着选择性难题。它们往往与这个集团发展经贸关系，就无法与那个集团保持良好关系。
所谓选边难题，也并不只是存在于后来的美苏争霸时期，事实上，任何时候都有着所谓的大博弈现象，而其中又以19世纪英国和俄罗斯横亘欧亚的大博弈，以及英国和法国在非洲、亚洲和北美的争夺最为著名。
在大博弈中，世界上大多数的传统国家都被迫作出选择，只有少数的幸运国家是例外。这些国家大都处于世界不感兴趣的偏远之地，或者两大（或者数个）势力的交界地带。这些强权势力为了避免发生直接冲突，宁愿让这些交界地带或者边远地区保持独立。而这些幸运的地区包括位于偏远角落里的日本，以及位于势力交界区的泰国、阿富汗、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地域广阔的中国。
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一部分利用了这样的地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比如日本和泰国，以及19世纪的阿富汗。本书的第一章就分析了几个在夹缝中国家的发展策略。比如泰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利用自己处于英法势力夹缝中的地位维持了独立性，而国王又能迅速转向，学习西方的技术、政治和社会治理经验，完成一定程度的现代化，这些转向导致泰国成了东南亚的稳定剂。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家浪费了这样的地位，比如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边缘性的地位，并在西方强权的默许下维持住了独立性。然而，正是悠久历史的惯性，让埃塞俄比亚君主在维持独立的同时，却缺乏足够的动力开展改革向西方学习，这一点很像中国的清王朝，这导致了埃塞俄比亚进入20世纪后，依然是一个中世纪的传统国家，并造成了该国的悲剧。
另一个夹缝中国家伊朗却又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国王过于急切地想完成现代化进程，却无法保持独立的判断力，在政策上过于依赖这个或者那个强权的许诺，因而被英、俄两大势力欺骗，又同时被两者抛弃。
总结而言，处于夹缝中的国家既不能轻易相信强权的许诺，又必须寻找到摇摆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在夹缝中获得发展。即便对于中国这个曾经处于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国家，这样的策略也是成立的。哪怕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在国际关系中的惯性，在未来短时间内依然很难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如果发生大规模冲突，对中国来说还不存在能够完全倚赖的稳定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中国的技术迭代能力也不足以单独与世界抗衡。在这样的背景下，避免在崛起过程中过多树敌，寻找空间并取得共识，依然是未来几十年继续发展的法宝。
除了少数幸运的夹缝中国家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历史，但这些国家除了少数之外，也都无法走出殖民地解体所带来的遗留问题。这就是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
在第二章中，我们回顾了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的独立过程。在殖民地体系中，我们又可以将其划分成重要的两类，其中以英国和法国各为代表。在英式殖民地中，每一块殖民地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殖民地虽然有英王派来的总督，但一般事务却放给了殖民地所成立的类似议会的组织，这些地方议会承担起了日常管理和本地区立法职能，因此英式殖民地独立的过程，就是这些原本由英国人控制的立法和行政机构逐渐接纳本地人，并由本地人完全接管本地事务的过程。由于具有连续性，英式殖民地所遇到的问题相对较少。
在法式殖民地中，由于法国本土的中央集权模式，使得每一个殖民地都只相当于法兰西这个庞大帝国的一个器官，缺乏独立的管理能力。这些器官必须依赖于法兰西的母体才能存活，一旦失去母体，就会引起剧烈的经济和社会萎缩。法式殖民地的独立，相当于为每一个器官强行加装手脚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躯体，难度要大得多。
但不管是英式还是法式，殖民地一旦完成了独立，都存在与前宗主国之间的严重冲突问题。
事实上，一个国家获得独立之后的最初岁月，是最难寻找自己定位的时期。独立后的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即便获得了独立，但他领导的国家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依然只是弱小的一分子，在很长时间内不具有左右世界或者地区格局的能力。在这个阶段，他们最应该做的不是彰显自己的威望，而是躬下身子尽快发展经济，使人民过上好日子。
另外，随着殖民官员的撤离，在最初的时间内，接手职责的本土官员的执政能力是不足的，这往往会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退化现象。如何尽快地度过这个阶段，不要让社会退化过于严重，是领袖们必须考虑的内政问题。
为了达到经济、政治的发展，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一定要学会和世界搞好关系，特别是与前宗主国保持独立但密切的联系，获得前宗主国的帮助，同时又必然向前宗主国让渡一定的经济特权，来获得最快速的发展。
但在实际操作中，刚刚独立的国家往往处在最具有雄心壮志的时期，也是对它们之前推翻的殖民体系最仇恨之时，因此，独立国家与它们的前宗主国往往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形成巨大的闭关锁国倾向，或者迅速地在国际强权中参与选边游戏。
本书的第二章末尾提供的刚果（金）的例子，就表明当一个前殖民地不幸遇到了不良的前宗主国，会造成多大的灾难。由于刚果（金）前宗主国比利时采取了暴力治理加愚民治国的方式，使得刚果（金）在独立时不仅人才储备不足，还对前宗主国充满了敌视，在独立后迅速将面向比利时的大门关闭，这直接导致了比利时支持下的内乱和内战，最终导致了独裁者的上台。
刚果（金）的命运更多是没有选择的，但在本书的第三章却又有许多可以自主选择的例子。读者们将看到埃及和西非的部分国家如何迅速与前宗主国划清界限，但由于缺乏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又迅速遭到前宗主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封杀。
本书也提供了东非、西非等地的另外一些例子，比如东非的肯尼亚和西非的塞内加尔，在这些国家独立后的发展过程中，领导人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识，选择了与前宗主国和平共处，让渡一定的经济特权，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取得完全的自主，这种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中国发展的初期，也曾经存在着被迫或者有意的选边难题，并因此加剧了国际环境的复杂化。直到1978年之后，才避开了阵营和意识形态之争，获得了国际社会最大程度的接纳。
这里我们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作一个对比，在20世纪初，德国也曾经取得过巨大的经济成就，让它误以为足够挑战已经形成的世界秩序，从而遭到了旧秩序的联合抵抗。如何在发展过程中避免德国的命运，也是每一个快速发展国家面临的问题。这意味着在较长时间内，必须尊重哪怕是不合理的旧秩序，而不是过早地陷入重新对抗的局面中。
但是，外部环境只是新兴国家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内部，比如，经济模式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首先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中国在步履蹒跚中摸索了几十年，有成绩也有不足，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当我们为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而扼腕时，却忽视了新兴国家的一个共性：世界上很大一部分新兴国家，在独立后都立刻采取了计划经济或者半计划经济的做法，其中许多国家至今依然无法回头，在停滞的烂泥中继续挣扎。
新兴国家之所以乐于采纳计划经济，很大的原因在于过度的自信：既然独立都可以争取到，那么独立之后的发展看上去是一个更加容易达成的目标。这种自信心（或者叫经济自信）是很大一部分国家独立之初的共同特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看上去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实行计划经济，上大项目，干大事。当人民有不同的声音，或者因为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而呻吟时，往往被认为是人民的短视造成的小波澜。在这样的潮流中，中国是走了弯路的国家之一，却又掉头足够快，从而避免了进一步的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1949年10月以后的几十年采取的计划经济，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世界政治环境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的以“人民为本”的计划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与其他国家的计划经济有本质不同。
本书的第四章以“皮埃尔之惑”开头，讨论了新兴国家的政府主导和民间自由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称为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皮埃尔是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他向往人权，并因此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好感，但由于法国入侵了俄国，即便他向往人权，却不得不拥抱主权优先的思想去帮助祖国对抗法国。
在现实中，“皮埃尔之惑”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中。这种矛盾既可以反映在政治上，也可以反映在经济上，后者就表现为是要计划还是要市场的问题。
不管在亚洲的越南、缅甸、印度以及中亚各国，还是在中东的土耳其、伊朗、埃及，又或是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都有过一个强烈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政府的主导下，新兴国家很快将大部分的资金花费在华而不实的项目上，也浪费了最初的发展机会，更浪费了第一代领导人在独立过程中积累的威望。于是，许多国家过渡到了更加混乱的第二代领导人统治时期，也就是强权和暴力时期。直到第三代领导人的崛起，新兴国家才普遍采纳了市场经济的做法。
但是，计划经济又是有惯性的，在任何时候，政府都有着强烈的插手经济的冲动，即便是经过了长期的自由化改革，依然有可能重新回归计划。伊朗和土耳其，都曾经受到过长期的市场培育，但随着一个有威望的领导人的崛起，在他的率领下，整个社会很容易就回归到权威经济之中。这一点在拉丁美洲也常常遇到，于是就有了拉美陷阱的说法。
除了计划和市场问题，在许多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世俗化一直是它们的心头之痛。以中亚地区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例。在百年之前，阿富汗已经步入了改革和发展的轨道，而乌兹别克斯坦却依然是宗教色彩浓厚、又笼罩在俄国（苏联）羽翼下的神秘国度。但百年之后，在阿姆河南侧的阿富汗女性们又再次回到了罩袍之下，男性们惴惴不安地惊恐于时常发生的暴力袭击，可一跨过阿姆河来到北岸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美丽的姑娘穿着长裙出现在街道上，立刻让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和平与宁静。本书无意忽略中亚所存在的更多经济问题，但是，正是通过苏联时代的世俗化政策，使得中亚已经脱离了宗教化的基础，从而拥有了和平的可能性。
在许多国家，世俗化与民主制之间的冲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埃及21世纪的“颜色革命”为例，虽然“革命”实现了民主化，但随后的民主选举却选择了宗教性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而穆斯林兄弟会的目的，却是要颠覆民主制和世俗制度，实行教法治国。
在宗教化强烈的地区，许多国家是通过一个世俗化的强力人物来解决问题的，最典型的是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改革，正是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强行打掉了土耳其的宗教束缚，使得土耳其拥有了百年的发展。但是，一个强力人物如果无法把控自己的野心，又很容易造成独裁问题，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莫不如此。
到底如何才能处理这种问题，依然是许多新兴国家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决定新兴国家命运的终极问题依然是发展，如何调动起社会资源来发展经济呢？由于新兴国家的资金普遍不足，于是要想加速发展，就必须借助于借债和外来投资。
对于外债和外来投资，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懂得它是一件好事，意味着外来资金将本地资源活化，从而产生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对于借债的一方而言，虽然需要偿还利息，但是在还完利息之后，往往赚的钱还是有剩余的，这部分剩下的钱就是自己留下的发展基金。
然而，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而言，外债和外国投资却是噩梦一般的经历。先不说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在更早的19世纪，埃及就曾经因为外债而丧失了主权。自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埃及一直被当作独立于西方的准主权国家，但不幸的是，国王在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借了大量的外债，到最后由于偿还不上，不得不进行债务重组。现代国家的债务重组是与丧失信用这种软性惩罚相联系的，但在一百多年前，债务重组却意味着必须将属于国家内部事务的关税或者其他收入直接交给外国人管理，从而丧失了主权。埃及就是这样成了英国的被保护国。
与此同时，外来投资也同样是带有强迫性的。伊朗由于接受了英国人投资，其大部分石油资源在“二战”后被英国人控制，以至于英国海军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获取伊朗石油，但伊朗本国人却不可以。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人掌握了公司的管理权，大部分利润也不会落入伊朗政府手中。这种极不公平却必须持续几十年的股权体系，使得伊朗铤而走险，却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中国改革开放借取的外债，与埃及、伊朗的外债模式，以及更多的亚非国家的模式是不同的。其最终的秘密在于：借债完成的投资收益是否能够覆盖借债成本，以及投资的收益能否外溢到所在国。
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借债是被浪费掉的。以埃及的借债为例，大部分的资金没有转化为再生产，而是变成了国王的奢侈消费。在非洲，由于领导人拥有主导经济建设的权力，借来的债务大都变成了恢弘却无用的大工程，而不是由民间经济自主决定资金的流向。到底是政府主导借债行为，还是民间决定资金去向，决定了借债的成败。
而在投资中，投资是流向工农业等能够带来持续效益的部门，还是仅仅流向石油等资源型企业，这一点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性问题。事实上，现在许多亚非拉国家，依然是靠纯粹的自然资源换取外汇，这样的模式不仅无法带来效益，反而由于剥夺了穷人对资源的接触，可能制造出更大的不公平。
在本书的第六章中，还探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比如工农业的剪刀差，以及援助问题，事实上，由于援助的资金没有流向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农业，许多援助注定要被浪费。
一旦资金无法持续，社会的矛盾集中爆发，就到了下一个阶段，也是最糟糕的阶段：战争。
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最糟糕的手段莫过于战争。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旦陷入了战争，就无法将资源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战争对于资源的挤占，将会让国家长期贫穷。
但本书也并没有一概而论，而是又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战争加以讨论。由于后殖民地世界格局形成时，各地区有着大量的不平衡，有许多新兴国家虽然有了国家的名义，却还没有国家的实质，它们的人民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国家意识。在历史上，这些国家并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实体，而是许多分散的部落、民族或者地区，只是在殖民者的意志下被强行捏合在一个框架内。一旦独立，这样的国家就存在一个重新形成国家意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这样的战争可以称为统一战争，统一的是国界或者人们的国家意识。
统一战争结束后，胜利的一方掌握了政权，建立了统一的政权，这时人们被迫学会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打交道，并在整合的过程中，形成统一的市场，保证人力、资金和物资三种要素的自由流通。只要这三种要素能够实现在国家内部的全流通，就必定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的战争虽然也是悲剧，但最后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正向的。
本书专门以越南、土耳其、尼日利亚、乌干达、卢旺达这些国家在战争之后的整合为例，介绍了统一战争在破坏性之外带来的进步意义。以尼日利亚为例，这个国家虽然是由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捏合而成的，在独立之前缺乏足够的国家意识，有着严重的分裂倾向，但随着一场战争将三者强行绑定在一起，人们被迫学会了居住在这个叫尼日利亚的国家之下。虽然这场战争对某一部分人民有很强的强迫成分，但由于国家没有分裂，尼日利亚得以保持了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和市场大国的地位，至今依然是非洲重要的一极。
与此同时，作为反面案例，同是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南苏丹和北苏丹，这两对国家都曾经是统一的，前者属于一个大埃塞俄比亚国家，后者组成了一个叫苏丹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国家都分裂了，虽然分裂得到了联合国和许多大国的祝福，甚至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分裂还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达成的，可一旦分裂，由于市场的缩小和不均衡，两者都遭遇了经济发展的困境，并最终反目成仇。在这里，一厢情愿的分裂破坏了统一的市场，将人力、资金和物资三要素打散了，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
除了统一战争之外，其他任何战争形式对于国家发展的破坏性都是巨大的。本书也打破了一种迷信，即只要给予人们更多的武器，就有助于他们监督政府。巴基斯坦西北部是世界上武器密度最高的地方，这里却并没有获得和平，反而成了战争频发的地区。拥有武器之后，地方军阀会寻找各种借口发动战争，而不是将武器交给穷人自卫。事实上，自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向落后地区出口武器的行为总是能够促发当地的战争，从而制造大量的奴隶，或者便于窃取更多的资源，这已经是西方国家屡试不爽的法门。世界大国向贫穷地区出售武器，从来没有产生过和平，只会增加进一步的混乱。
在第七章中，除了有我经历的阿富汗战乱之外，还叙述了世界上导致战争的两种主要原因。其一是种族冲突，最典型的是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事件。其二是因为信仰而发生的战争，同一个群体内部，不同人的信仰差距，也会导致最残酷的战争，这既包括极权主义发动的战争，也包括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战争。卢旺达、布隆迪、埃塞俄比亚、柬埔寨、中东等地，都留下了人们的鲜血和眼泪。
我曾经在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的人骨纪念碑下默默祈祷，也曾经在阿富汗遭遇了最危险的情况，对于战争的观察是刻骨铭心的，并希望借助这本书提醒读者：一个国家一旦陷入残酷的战争，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旦与世界的主流社会发生冲突，很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让国家最终不得不走向封闭，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之前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可能归零。因此，战争绝不应该轻易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考虑的手段。
尽量避免与世界的冲突，特别是与主导了前一段世界秩序的大国的对抗，哪怕暂时吃点亏，也是新兴国家必须经历的。谁违背了这个原则，哪怕在道义上占了上风，依然可能受到主流秩序的制裁。
在经济上，一定要坚持减少管制，加强自由贸易，哪怕暂时受到了国际贸易不公正的对待，也要合理利用规则，善于维护自身利益。能够忍痛坚持下去的国家最终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在对外交流上，一定要坚持开放，避免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一个吃了亏的国家最可能的选择，却是以整个民生为代价的。
更重要的是尽量避免战争。即便一个国家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一场战争依然可以让它一无所有，这一点，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都用血的事实进行了验证。
中国等少数国家与世界的走向不同，能够接近甚至通过那道发展的窄门，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做这几个选择题时都作了正确的选择，此外，它自身幸运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庞大的体量也让它避免了发生像阿富汗那样被逼迫着退步的情况。
为了对中国和世界的对比有更加深刻的认知，本书的最后一章专门介绍了南亚的案例。由于中国和印度都属于世界的巨型国家，且人口相当，中印对比已经成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一门显学。本书也试图回答中印对比的问题：印度现在到底发展怎么样，印度和中国的差距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将看到，事实上，印度并没有中国幸运，因为它的历史是分散大于联合的历史。由于地理的优势，中国在两千多年中基本是一个聚合的整体，人们总是渴望统一。作为对比，直到英国人撤出时，印度都还没有构成一个整体。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印度只是地理概念，这增加了它的整合难度。同时，印度的宗教问题、领土问题都有着更加不易愈合的伤口。
然而，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外，印度在做上面这些选择题时也并没有做好。在经济上，印度也采取了计划经济和管制的做法，直到1991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后，它才不得不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由于阻力重重，至今依然无法完全解决市场化问题。在对外交往上，印度经济的开放程度也不如中国。加上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冲突，以及没有解决好的教育问题，等等，导致了它今天相对于中国的落后。
但与周边国家巴基斯坦、缅甸等相比，印度又是幸运的，本书最后也对整个南亚的形势进行了简单的点评。巴基斯坦在短期内无力解决边境问题和宗教问题，而缅甸的军政府长期采取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的做法，虽然时而开放，但时而又突然回潮，它的走向依然是不明确的。从与南亚国家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自身的优势，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当然，研究海外的真正目的是思考中国。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融入世界已经实现了一大半，但国内所泛起的急功近利，或者不断地希望为百年耻辱寻求复仇的心态，却是需要警惕的，它很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闭关，也可能导致与世界的冲突。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依然是考验着中国人智慧的题目，希望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