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桂林石刻刻工龙氏家族及其石刻特征考析

陀伟荣

【提　要】 桂林石刻在全国石刻中占据着重要一席，但对刻工的记录却知之甚微。桂林龙氏刻工为宋代广西石刻刻工的重要群体之一，其主要家族成员共七位，并留下桂林唯一一件刻工自撰、自书、自刻作品《龙跃唐全七星岩题名》。龙氏家族所镌刻作品有尺幅大、数量多、刻工精等特点。他们以家族模式活跃在宋嘉祐至淳熙的一百多年间，为广西多地留下精彩的石刻作品，也为当地带去熟练的技艺。

【关键词】 宋代　桂林石刻　龙氏家族　刻工

【作　者】 陀伟荣　南宁理工学院　在读硕士研究生

宋代龙氏家族刻工是一个较大的工匠群体，但文献资料十分有限。目前对石刻刻工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道光时期黄锡蕃著作《刻碑姓名录》；宣统时期叶昌炽汇编《语石》；近现代曾毅公汇编《石刻考工录》，记录有桂林龙氏刻工作品；程章灿先生汇编《石刻刻工研究》一书，为研究刻工刻石留下一本“百科书”；《桂林石刻》上册与《桂林石刻碑文集》上册可查其碑文及其署名；廖煜先生《桂林石刻刻工述要及刻工辑补》一文对于了解桂林刻工帮助甚大，并作补辑；秦冬发先生也曾在《桂林日报》上讲述有关龙氏刻工的概要。但这些资料都是以收集、汇总为主，对于深度的个案分析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挖掘空间，这也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之一。

同时，这些资料也有一些出入，清谢启昆著作《粤西金石略》中对龙氏家族刻工记载为：“镌工著名者有龙抃、龙湜、龙渊、龙枃、龙云从、龙光等，盖桂林镌手，龙氏能世共家云。”其中五人都有作品存世，唯独不见龙枃留署名的石刻作品。 但后世各类有关龙氏刻工记载的文章中有把“龙抃”作“龙扦”，把“龙枃”作“龙杓”，把“龙光”作“龙兖”，把“龙云从”作“龙从云”，更有“龙丛云”者不穷。可笔者在拓片《郭显南溪山卜居铭》中发现落款是“龙云从刻字”，从这点可以看出《粤西金石略》的可信度相对较高（如图1）。曾毅公汇编《石刻考工录》一书中提“龙湜（勾当），崇宁元年（1102）刻《桂州湘南庆龙堤记》”，但笔者翻寻《桂林石刻》三卷本并未有此龙湜作品。 还有“龙德岩，庆元戊午（1198）刻桂林《元祐党籍碑》”。 （如图2）程章灿先生在《石刻刻工研究》一书也提到：“惟一为《石刻考工录》辑录而《粤西金石略》未提及的刻工是龙德岩，他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刻《元祐党籍碑》，年代上较其它龙氏刻工略晚。” 但笔者也是反复查阅《元祐党籍碑》拓片以及三卷本碑文，其原文应该为“镌于龙隐岩刊者王俊”（如图3），曾毅公先生可能误把“龙隐岩”当作“龙德岩”，而《元祐党籍碑》的真正刻工应是王俊，“龙隐岩”则是地名。

一、龙氏家族成员构成及其石刻作品

《礼记·月令》有言：“物勒功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疏有言：“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于后，以考其诚信与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坚固，则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罚，以穷其诈伪之情。” 由此可见古代工匠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会对所造器物高度负责——“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能在石刻作品上刊下刻工署名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与自信。从宋代嘉祐至淳熙年间的一百二十多年里，龙氏家族有署名作品存世的共七位匠工。他们分别是“龙升、龙抃、龙湜、龙跃、龙渊、龙云从、龙光”。其中最早记录在册的是活跃于嘉祐年间的龙升，其作品为刻于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的《谭允新修五百罗汉佛像记》（《广西石刻展览出品目录》《广西博物馆藏摩崖碑刻目录》有著录，《柳州石刻集》《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有拓片）。龙抃和龙湜合作的作品共有三件，分别为《李彦弼撰湘南楼记》《桂州静江军》《李彦弼撰大宋建筑隆兑州记》。而龙湜单独镌刻的一件作品《阮彦和布施园地记》，其中文内的夹注字径为1厘米，可见刻艺极其精细。此外，还有龙渊的《张真人歌》，龙云从的《郭显南溪山卜居铭》，龙光的《太空子撰重返南溪山隐居诗》《张仲宇桂林盛世记》《刘篆泛舟归怀东溪旧居诗并跋》《刘仙岩反文诗》。值得一提的是龙跃的两件作品，一为《尹穑仙迹记》，而另一件是桂林石刻中唯一一件由刻工自行撰文书写并摹刻于石壁之上的作品，为绍兴六年（1136）摹刻于七星岩的《龙跃唐全七星岩题名》（如图4）。碑文为：“绍兴六年丙辰岁上元日，八桂龙跃并宛丘唐全，同刊《仙李记》到此，因而刻题。”《桂胜》卷六、《粤西金石略》卷七、《桂林石刻》上册、《桂林石刻碑文集》上册、《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上册有录文。虽然我们未见其书丹墨迹，但从其拓片上分析而得，其用笔干练、结体稳健，具有较强的书法功底。龙氏刻工在刻石的同时往往在书艺上亦是能手，在八桂大地众多刻工中能刻石亦善书者甚少，而善书者亦留下石刻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件作品反映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龙跃等刻工不但善刻亦是善书，且用笔精妙。二是刻工对自己书艺的自信，有自行留下题刻的想法。自撰、自书、自刻的龙氏刻工当是匠人之楷模，他们为几百年后的今人留下一笔匠人书风，这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题刻，尤为珍贵。

二、龙氏家族所镌刻的石刻作品特征

对于刻石，龙氏刻石作品也有几个明显特点：尺幅大、数量多、刻工精。

尺幅之大，如《李彦弼撰湘南楼记》高323厘米、宽648厘米；《李彦弼撰大宋建筑隆兑州记》据记载高355厘米、宽401厘米；《尹穑仙迹记》高330厘米、宽527厘米；而《桂州静江军》高323厘米、宽648厘米，单个字径达135厘米。笔者访碑曾有幸目睹《桂州静江军》五个大字题榜作品，其屹立于漓江边的伏波山崖壁之上，宽大雄厚之感着实令人震撼。桂林石刻尺幅之大也是有着它本身的地理优势，这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垂直平整的崖面，此为提供石刻尺幅之大的自然条件。

数量之多，龙氏所刊刻的作品数量也是非常之多，宋代桂林有工匠署名的作品共33件，其中署名为龙氏一族之人的作品就有12件之多。而宋代桂林其他姓氏的刻工石刻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区诚、区华2件；王俊2件；张昉2件。桂林很多洞府中都时留龙氏的作品，如龙隐岩、七星岩、刘仙岩、佛子岩、还珠洞等，可想而知龙氏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龙氏所刻作品不仅数量多，并且一件作品中字的数量也是多得惊人，如《尹穑仙迹记》，全文639字；《李彦弼撰湘南楼记》，全文1230字（如图5）；《李彦弼撰大宋建筑隆兑州记》，全文更是多达1850字。如此多字的作品有时并非一人刻得，他们都是以群体性合作完成，龙抃、龙湜就合作过多件作品。现在存世的每一件石刻作品都是经过刻工们千锤万凿后才有了如今的效果，敲击声日日夜夜响彻在大山洞府之中，体现出龙氏家族的工匠精神。

刻工之精，如龙湜摹刻于桂林龙隐岩的《阮彦和布施园地记》和龙光的《刘篆泛舟归怀东溪旧居诗并跋》则体现出他们高超的雕凿实力。龙光的另一件作品，摹刻于桂林南溪山刘仙岩的《太空子撰重返南溪山隐居诗》是一件草书之作（如图6），其文内容为：

“琴鹤重携属故林，依然洞府昼沉沉。更无人间如前热，唯可猿吟闻旧岩。且待坐视得白获，惟烧泥土作黄金。鼎中似有丹初就，赢得满楼瑞霭深。龙光刊。”

其中，“琴”与“鹤”字、“无”与“人”字之间牵丝映带、笔断意连等在石刻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几百年过去，它的“墨迹飞白”依然清晰可见。镌刻者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原书丹能否在石面上高度还原。而摹、刻这两步大多都由刻工完成，摹便是对原作的再创作。将原作临摹上石，这一步是关键，它实现了文本载体的转换与再现，为文本作品的广泛传播及流芳百世定下基础。要是刻工没有一定的书法功底，则非常有难度，难以将原书丹作品进行高度还原。石刻作品经历900多年的岁月洗礼，依然能表现出“飞白”等细微之处的劲道，着实离不开刻工精湛熟练的技艺。

三、龙氏家族的时间延续及石刻作品的空间分布

龙氏刻石以家族模式历代传承并且游刻于八桂这片土地，影响甚广。他们对宋代石刻的影响既有长度也有广度。

在时间上，桂林龙氏刻工群体有着他们漫长的高光时刻。这种世代传承的工匠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往往是几代人以家族模式延续。在现有留下署名的石刻作品中可推断出龙氏刻工群体主要活跃于宋嘉祐至淳熙的百余年间。龙氏家族在有记录署名的作品中，最早的一件为龙升的《谭允新修五百罗汉佛像记》，时间为嘉祐五年（1060），最迟一件为龙光的《刘篆泛舟归怀东溪旧居诗并跋》，时间为淳熙七年（1180）。几代人都专注于刻石工作，那么庞大的一个刻工家族且能手众多，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值得一提的是著名镌手龙湜、龙抃记录最早的一件作品《李彦弼撰湘南楼记》刻于崇宁元年（1102）（如图5），有记录年款的下一件作品《李彦弼撰大宋建筑隆兑州记》刻于政和五年（1115），两者相距13年；《李彦弼撰大宋建筑隆兑州记》与龙湜刻于建炎二年（1128）的《阮彦和布施园地记》也是相距13年，在此两个时间段中竟无他遗珍？此点着实令人费解，作为职业镌手在此期间应有他作。这也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其时刻工地位低微，未曾留下署名，使众多刻工淹没于茫茫历史遗迹之中。即使留下署名，但在一些地方志中偶尔会出现“石匠名不录”之语，实在令人叹惋。在目前所收集的资料中尚不知道龙氏家族是否成立了像九江琢玉坊这样的刻石作坊，但是这种以家族为模式的民间组织，世代传承的工匠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为构建八桂书风的基础框架做出巨大贡献。

在空间上，龙氏家族的足迹遍布八桂大地。龙氏家族虽是桂林发迹，但因其工艺成熟，技法干练，广西多地所需的石刻作品都有请他们前去镌刻，在广西各大名川洞府都曾留下作品。《广西历代名人名胜录》中提到：“龙氏家族世业石工，著名的有龙升、龙渊、龙湜、龙从云（应为龙云从）等。当时广西各地都请龙氏家族的人前去刻石刻碑，柳州、宜州、贵县（今贵港）、北流等地一些石刻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可知桂林龙氏影响之广。一帮技艺成熟的刻工都是游迹四方而工作，八桂各地需要高质量的石刻作品也会请到像桂林龙氏这样刻工技艺精湛的能手来镌刻。其中，桂林龙升在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刻《谭允新修五百罗汉佛像记》，从拓片中便看出其早期的龙氏刻工在技艺上已是十分熟练（如图7）。

龙氏刻工作为墨迹书丹转化为石刻拓本的中间“桥梁”，起到一个十分关键的作用，甚至直接影响着后人对八桂书风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这也为龙氏这个刻工群体带来提升技艺的机会，他们与当地进行了技术交流，受益甚广。精湛的技术所刻出的精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更能反映八桂书风原貌，为八桂书风的文化传承打下坚固的基础。龙氏刻工代表的是民间团体，他们镌刻留下的石刻作品无论在八桂书法文化还是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上，都有着独特的贡献，这种百年工匠精神也是弥足珍贵的。

四、结语

石刻文化的传播源自方方面面，而刻石工匠也为搭建基础构架及文化的传播奉献出他们的一份力。无论是镌刻他人书丹还是龙跃等自撰、自书、自刻作品，都为书法文化的流传添一砖加一瓦，为广西石刻的追根溯源凿出文化痕迹。由于刻石工匠地位历来比较低下，因此记录刻石工匠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许多历史记录都无法得到验证，这也为后人去研究这些刻工的生平事迹留下不少无法跨越的鸿沟。笔者也因未能理清龙氏家族各个刻工之间的关系而感到遗憾，更多信息有待后人挖掘，进一步探索，以期弥补这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