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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要旨在于宣扬与守持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理想主义、王道仁政主义，反对否定法家的重视权与势的主张，相当吃力地否定以齐宣王与管仲群臣为代表的成功君相，提出以修身为中心的圣贤之道——经世致用之道——修齐治平之道，有其理想性、美善性与动人性。某种意义上，这里维护的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后边几段，仍是讲荣辱的荣，讲了荣的危险，更讲了长久保持光荣体面的重要性与道术。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汰，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试问，孔子门下，即使是少年弟子，谈起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还有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觉得不好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情况确是如此，这五个大人物，令人引以为羞。齐桓公在这五个人物当中是所谓功业盛大的一个，他先是杀了兄长将齐国夺到自己手里，在自己家族中，他的姑姑姊妹没有出嫁的有七个人，内廷之内，奢靡享乐，由齐国赋税之半供奉都不能满足；对外，他欺诈邾国，袭击莒国，吞并了三十五个小国。他做的事阴险肮脏淫乱奢靡，他又怎么配得到孔门的称道呢？
儒家讲究仁政、王道，对于强人政治，强人胜利，强人开拓与强权威势以及以强权为中心的政治谋略，常常抱批评态度。
从长远来说，不无理想主义地说，从纲领宣示意义上来说，儒家所主张的以仁爱、美善、教化、礼义为中心的“为政”（如今日所说的“行政”与“执政”）观，是伟大深远高尚的，尤其是易于得到民人百姓的认同与好感。儒家几千年来被中国的权力系统树为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偶然的。
但是这种儒家观念更多的是从动机、心愿、信念上讲究，可以说是“唯（居）心论”；而从操作的层面、应对的层面、拯危济困的层面来看，儒家的空论性、修饰性、文学性、慰安性，某些状态下超过了实践性、功能性、效用性；用当代语言来说，它美好简约舒心，但不是百分百管用，更是常常不管急症、急诊、急用。李白早就指出过：“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文革”后期出现一个大规模“评法批儒”的浪潮，也不是偶然的。
这个矛盾从东周百家争鸣时期延续到了现代。《论语》中用相当的篇幅谈到了管子，有颂扬也有批评，谈起管子，孔子不无为难，管子功劳太大，孔子说如果没有管子，就保卫不住三皇五帝圣人文化的根脉。但管子的某些记录又不符合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规矩。
而这里谈起并不按着儒家教条做事，却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霸业的五伯即五霸，荀子坚决维护儒家基本教义，强调真正的孔门弟子，只能为五伯感到羞耻。这个用词很有意思，为什么是羞耻而不是痛恨诛之讨之呢？原因何在，闹不清楚，只能理解为从手段记录上看，这五个人都是非仁非礼非需的，但他们又都是作为当权者、成功者、有贡献者，他们不全然是儒家的对立面。否则，孔门竖子有什么可为他们而羞愧的呢？
李白在上述诗中，说“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他认为鲁叟们都是些不合时宜的腐儒，而自己要做的是最最识时务的叔孙通类的谋士。这也极有味道。至于腐儒一词出自杜甫的自嘲，虽是自况，仍然事出有因，词出有因，荀子般的坚决激烈，仍然阻挡不住儒学遭受的与生俱来的挑战、法家的挑战、实用主义的挑战、时务的挑战，尤其是政治功利的挑战。与儒家俱来的是凤歌笑孔丘的接舆，是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的司马谈的批评。
而同样真实的是，无论有怎样的嘲儒拒儒的力量，又阻挡不住、扼杀不了入情入理、亲和顺遂的儒学文化生命力与政治美善化引力。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淡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伸父，而贵感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他们顺时而动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仍然建树了霸业，怎么回事呢？看呀，齐桓公能坚持天下人难比的大纲纪大原则，有了那样宏大的心胸眼光，哪一个能干掉他呢？齐桓公坦然地认识到管仲是可以将国家托付给他的人，这是天下的大智慧。忘记了对管仲的愤怒，忘记了对管仲的仇恨，进而尊管仲为“仲父”，这是天下最英明的决断。将他立为仲父王叔，其他齐王亲眷不敢有所嫉妒；给管仲高氏、国氏那样尊贵的地位，其他大臣不敢不服；给管仲三百社的封地，没有哪个富人敢于抵制。不分老幼，不分贵贱都规规矩矩地追随着齐桓公尊敬服从管仲，这是天下的大纲纪，作为诸侯，能显示这一类的某一方面的恢宏气度，就没有什么力量能战胜他。齐桓公则是兼有几方面，都能做到气度恢宏的了，就更是灭不掉的了。他能够称霸，这是合乎规律的事情，并不是运气好，而是合乎天数合乎规律的结果。
这是一个矛盾，从出发点上说，桓公、管仲，绝对不是儒道的信奉与实行者，不是儒家，不标榜三皇五帝、仁义道德、王道民心，但他们又是成功者，是用绩效代替教义的践行家，是君王喜欢的实干兴邦的重臣，而与空谈误国、纸上谈兵、寻章摘句的赵括式、鲁叟式、放空炮式摆设划清了界限。桓公、管仲，至少是经得住折腾、无敌于一时者、胜利者。荀子要坚持儒学的基本教义，又要承认桓公管仲的历史成就，就提出了大节——纲纪一说，哈哈，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仁义礼智信王道仁政之外还有能在邦国的存亡胜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比如知人善用……它们突破了儒学，靠拢了法家的权力中心主义，御民主义。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如上述，桓公管仲，也是有成就、懂得大关节、有本事的成功者，但是孔子门徒们，连少年人也羞于谈及五霸类人物，为什么呢？五霸型人物没有从根本上抓为政的世道人心教化，他们没有达到崇高伟大的理念峰顶，他们没有做足文明礼法的规范，他们不能使民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一心策划方案谋略、权衡劳逸节奏、积蓄备战、打败了敌手。他们是靠狡诈来胜敌手的。他们的特色是以礼让掩饰争夺，依托仁义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是小人下等人中的豪杰，他们哪里够得上在博大君子门下被谈论称道呢！
堂堂大儒如荀况者，讲起这个话题也不无心虚，五霸的绩效戳在那里，他不能不承认人家的大节、无敌、莫之能妒、莫之能恶、莫之能亡，只能贵敬。却又承认羞言，这其实是为儒学的说得好而实效赶不上五霸赶不上管仲而羞，当然不是桓公管仲羞，而是仲尼、孟轲、荀况羞。于是荀况就抬出基本教义，抬出根本信条来贬低法家的实绩，抬出高端来抹杀法家的步步为营，抬出周到细密来挑剔法家的不可能没有的疏失，再抬出人心来嘲笑法家的使用政权。
王某读孔孟朱王多矣，对他们的修齐治平、入情入理、中庸妥善、世道人心、君子教化……深为首肯。但这里荀子的路数让人想起了“只抓粮棉油，忘了敌我友”“只顾埋头拉车，没有抬头看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立论模式。呜呼，空论之风，盖有年矣！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
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
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真正能以王道而君临天下的圣人（不是齐王管仲一流人物），他们是自己努力做到贤明，同时济助那些没有成色的低级人物；是自身努力做到强大，同时宽待那些弱小的群体与个人；对于如果与之战争定能战胜的对手，却羞于与他们争斗，宁愿向天下彰显自己的蔚然兴盛的文化礼仪，使得暴虐的邦国也渐趋平安，自我有所教化，只有对成为灾祸谬戾根源的地方，才要用武力消灭之。
所以圣王动武诛杀的事例极少，周文王曾经灭过四个小国，周武王灭过两个小国，周公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大业，而到了周成王时期，就天下太平，不用动武了。所以，怎么能说王道是行不通的呢？
周文王拥有了百里纵横的地盘，而以其道统一了天下。桀纣则舍弃了大道，虽然拥有千里广袤的势力，身为君王，却得不到一个老百姓式的善终。所以说，能够好好地行道用势，有百里地地盘的依仗，足够自主挺立；而不会行道用势，像楚国那样，六千里纵横，最后君王被敌方所役使指挥。所以说，君王而不重视行道，只知道势力，这是最危险的。
这里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从自身来说，意诚心正身修，成就了圣者、仁者、王者以及君子、士、大丈夫的德性，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圣，彰显的是软实力。对外对社会对家国对天下，是家齐国治天下平，是天下统一，是善用大道与实力，是外王。与大道相比，势力是第二位的，从属的。硬实力从属于软实力，慎诛杀慎斗狠慎示强慎动武，宜救援宜宽容宜文明宜教化。内圣，就是说宣扬的是天道、道德与文化理想主义，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天下太平，是王者之道，是性善天理、为政以德，是天下大同与无为而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初始化。外王，就是说对外要有一定的权威，有统一的势力与决策，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决心与能力。但荀子赞扬内圣，贬低外王，内圣外王毕竟是庄子提出的道家学派对儒家与法家思想的整合，与荀子的体系不同。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傅；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势，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保持尊宠，稳处一定的权位，长久不惹君王与同僚的讨厌，它的方略在于：受到君主尊重抬举，自己要恭敬而且退让；受到君主信任爱惜，自己要谨慎谦逊；受到君主专一委任，自己要小心周到；受到君主亲近，自己要慎重服从正派；受到君主疏远，自己更要全心全意尽忠而消除逆反心理；受到君主罢黜贬损，自己要有所畏惧，不可怨怼。自己地位高贵，注意不要夸张膨胀；自已得到信任，注意不要行事不当而造成嫌隙；自己任务重大，注意不要独断专行；得到财利赏赐，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表现并没有足够良好，要坚持有所推辞谨让的原则，然后才能接受。有了好事好运，平和顺畅地对待；碰到坏事坏运，冷静而不丧气。富足了，就广泛地施舍救助。穷困了，就减少开支使用。人的处境可能高贵也可能低贱，人的拥有可能富足也可能穷困，甚至于可能被杀害，但不可以令我作奸犯科。这就是保持尊宠、稳处权位，永不惹人讨厌的方略！即使处在贫穷孤单的情势下，也要坚持这样一个正确的姿态。这才是善良有福的吉人啊。
《诗经·大雅·下武》说：“人们喜欢的是周武王这个帝王啊，继承了祖上的德操传统。始终孝敬着先人，我们也要继承武王的德操啊！”
中华文化传统，一直珍视着自身的文明精神：地位越是尊宠，信任越是满满，就越要给自己提出终身不招方方面面讨厌的目标。这已经有一点中华辩证思维的意思了，为什么要追求终身不招厌？因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老子），执宠处位，这样的优厚处境，是很难长期保持的，富足强势，是最容易成为嫉恨靶子的，干脆说，优厚处境与富足强势本身是难以终身不厌的，是易厌易毁，惟艰惟危，危机四伏的。越是受到信任，越是经不起见疑生隙；越是专权重责，越是容易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暴露弱点、为对立面所乘；越是被主上亲近无间，越要注意不可造次，不可失言失态失礼又不可一味拘谨生分，同样令长上不悦。这也是《尚书·大禹谟》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吧。
怎么办？高大上的“道”讲了一大堆，沉下来是毛泽东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八个字，是《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十二个字。这些正是大道做小，以退为进的谋略，但是讲一百次这样的谋略对于某些浮躁者也是没有用处的。关键在于真正的品德，在于仁爱与谦卑，在于诚恳与从容，在于心胸与境界。
这里的分析还有一点极其可贵，就是一个人要警惕长项、要警惕优势、要小心成功。我们一般知道注意克服缺点、克服短板、扭转劣势、随时弥补漏洞，却很少想到成就大了会遭妒，上面信赖了会产生过高的期望值，地位高了容易脱离人众，事情做多了失误也会多，青睐与亲密多了容易失言失态，被肯定夸奖多了自己显得膨胀，招人讨厌。这一点说得太出彩了。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
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杀
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僮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
应该追求这样的道术，能够做到很好地居高位、成大事、得到万乘大国的专一信赖倚重，而不留后患祸端，最后能够随和合作，举荐贤良，广结善缘，消除怨怼，不念旧恶。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担当胜任，必须践行上述道术。如果感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而且担心自己失去主子的信赖好感，那就不如早早地推举与让贤，自己踏踏实实地跟随能人走。能这样做，得到宠信，光荣体面；失去好感了，也不会获罪倒霉。这才叫善于服务君王，永远不留后患祸端的道术。
所以人们说，真正的智者，办起事来，圆满时考虑欠缺，平顺时考虑险情，安稳时考虑危难，千方百计地预防不测，仍然要时时防备灾祸的萌发。这样才能做到百无一失。孔子说：“巧妙机智而有所衡量忖度，必然会有所节制掌控；勇敢决断而注意合作随和，必然取得胜利；智慧高明而注意保持谦逊，必然会显示出贤良的形象。”他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而一些愚蠢的家伙适行其反，他们是占据重要职位，擅权专断，妒贤嫉能，既压制功臣，又挤对罪臣，志骄气满，轻忽与己有旧怨者，在上则待人刻薄，寡恩薄情，在下则作威作福，弄权生事，讨嫌害人，这样的人还想不涉危难，那怎么可能呢？这样的人地位上去了，危险必然到来，任务再重大，必然剥夺作废，越受到恩宠也必然会越是丢人取辱，这样的事情是立等可见，一顿饭的工夫就会现时现报的喽！什么原因呢？这样的人丧尽人心，大多数人都想着的是干掉他，而少有人愿意支持他呀！
这里讲到了政治品德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歪瓜裂枣、一些蛇心蝎肠、一些低劣鄙陋的人，一旦得势会出些什么洋相，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中说到既排挤功臣，又踩乎获罪人士，简单说就是与人为恶者，很有趣，可惜的是这样的人至今仍然漫居各处。轻旧怨的说法也耐人寻味，可以解释为轻蔑打压与你有旧怨的人，也可能是轻视过往的历史恩怨、历史曲折、历史教训，干脆说就是无视历史；也可以说是对于人际矛盾、人心惟危的掉以轻心，反正是个人自我感觉超级佳好的昏迷膨胀。
这样的人会现世报，诚然。这样的人本身绝无忧患意识，也是特点。
而正确的高尚的道术的特点是“无后患”三字。处高位、任大事、获得高度宠信，所有高大上的成果，所有的名、位、权、利，都有它的吸引力，都有它的引人艳羡之处，但得到了它们也有它的后患，它的危险，它的对立面。位高人不服，名大人挑刺，你成功的结果是，他人妒火中烧；众人看法不一，有人作梗破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坐以待变；而越是失意者、不得志者、无一技之长又绝对不肯努力者，唯恐高、富、贵、名之人不倒，时时刻刻盼着明星陨落，最好还有高天落下中箭的大鹏鸟。许多好事埋伏着祸患变故，荀子斯言，值得牢记。
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患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可以行于天下之术，遵循它去事奉君王，能够通达顺遂；去行仁行义，能够成为圣贤。高尚隆盛，无可置疑。然后，谦恭尊敬为先，忠实诚信如一，严谨慎重做事，端正诚恳保持，遇到困顿则更要顽强奋斗，反复努力。君王不了解自己的苦心，毋可埋怨；功劳非常巨大，也没有自吹自傲的色容；要求少、功劳大、恭敬仁爱、坚持永远，这样，就能长久地保持顺利而少遇磨难。这种事奉君王定能通达，行仁行义必成圣贤的道术，就是行于天下的道术。
事君王，是在朝，行仁义，则不分朝野，敦厚仁义，谦恭尊敬，忠实诚信，严谨慎重，任劳任怨，始终如一，这是可以走遍天下的道术，也是最普适、最通用、最有效的道术，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基本素质，道通为一。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是犹伏而活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年轻的要事奉年长的，地位低下的要事奉地位高贵的，没有修养成色的要事奉贤明的人，这是普天下的公理。有的人，他的条件与地位不在他人之上，偏偏又羞耻于（不甘为）人下，这是一种奸邪（不正当）的心理。一个心志上有奸邪处、行为上也有奸邪毛病，同时希求自己有圣贤之名，打个比方，（其荒谬）就是趴在地上要舐天，救人却去拉自缢者的腿。这明摆着就是做不到的事情，越这么想这么做，离目标就越远了。
这一段的主体是劝一些不肖者，无修养历练、无学养成色、无本事能耐者应该心甘情愿地去事奉比你年长、比你高贵、比你贤德之人，心甘情愿地当低下者，而一个人一无所长，偏偏还要闹腾不服，钻营活动，制造麻烦，这就是奸邪，就是欺诈，就是捣乱。此说自然有它的针对性，甚至还有点心灵鸡汤的味道，但是遇到每个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人，却不是能够容易说得清分得明的了。人生情况比较一般，比较低调，比较黯淡，是顺顺当当地低头就好，还是坚持奋斗、挑战、奋起好？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与地域条件，不同的潮流下，千人也许有千种情况，有千种选择。旧时代，奋起抵抗环境，选择有理，造反有理天翻地覆慨而慷，这是伟大的。而雷锋的时代，一心向好，一心助人，一心增益社会的温暖阳光，也是感人的。荀子的讲法当然有理，但是不同情况下可能有不同选择，这也是不能不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