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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带棱带角，荀子批评斥责了他认定的好邪谬说，甚至连孟子、子思也在其火力网内，但同时他又反对好斗善辩。这一章还对各种非礼不敬的举止容色嘲笑攻击了一顿。说明荀子既重视治国平天下的路线方向是否正道；又重视个人修养是否符合贤良君子的标准。他既提倡温良礼敬辞让包容，又常常发火口诛笔伐，毫不客气。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裔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忍情性，綦豁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鳝也。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钎也。
利用现世情势，装点邪说谬论，修饰奸诈的别有用心的言论，混淆是非，扰乱社会，诡诈乖僻，使天下人糊里糊涂，不明白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治，什么是乱，这样言说表现者，确有人在呀！
放纵一己的感情个性，习惯于任意放浪，行禽兽之事，违背文明秩序规范，但是讲说起来，这种人也照样头头是道，坚持自己的一套（成事不足），欺骗迷惑傻老百姓有余，像它嚣、魏牟就是这样的人。
压抑自己的真实性情，标榜深奥，特立独行，卖弄自身的特立独行，不合群，却又沽名钓誉，追求名分，同样头头是道，坚持自己一套，欺骗傻老百姓。陈仲、史鳝（秀清高，兴尸谏），就是这样的人。
不懂得天下一致的礼法规矩，只知道追求实用，只强调俭省收缩平均，不注意应有的差别，不承认上下君臣的尊卑，但讲说起来照样头头是道，坚持己见，足以欺骗庸众傻老百姓。墨翟、宋钎就是这样的人。
“假今之世”之说颇有特点，荀子是主张道（真理）的稳定性的，警惕廉价的异端邪说以赶时髦的面貌，钻时髦的空子，警惕政见与学理的自我兜售骗子。
邪说奸言，靠的是时髦打扮，靠的是巧言令色，靠的是诡异诈骗，我们要学会从学风、文风、起底上判断真伪虚实，不要上当受骗。
邪说奸言的特点在于颠倒是非，混淆真伪。问题在于伪而诈的东西也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此八个字几经流传已经成为正面的褒义词句，已经成为迈入百家争鸣门槛的资格证书。这里既反映了命题传播的选择性与可变性，也说明了荀子本人是非分明，立场坚定，又说明了荀子缺少包容与学术民主观念。他那个时期，居然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表现视为邪说奸言的伪装面具。
他举的这些例子，公正地说来，各有其不足，亦有其可取之处，例如恣肆情性与严管情性，强调等级差别与强调平等俭约，强调清高与强调合群从众，都不是万能的与绝对的，也都不是如荀子所讲可以看着不顺眼一棍子打死的。
此前，荀子又讲了一些要有所包容的主张，关键在于，荀子可以容愚众、容小人、容卑俗、容浅陋，却不能容有故成理的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学派。固可叹也。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细
察之。则周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唯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崇尚法令却又没有明确的规范，头脑里没有圣贤前人，喜欢自己另搞一套，往上就听从君王意旨，往下就随从风俗习惯、约定俗成，于是自发形成未经圣贤评价甄选的一套靠不住的东西。虽然整天讲着书文典籍，考察鉴别一下，其实无根无据无出处无来由，抓不着要点，治不好理不清国家名分，仍然头头是道，坚持己见，足以欺庸众傻老百姓。如同慎到、田骈等人，就是这样的。
不师法先王圣贤的传统，不认同礼法与原则大义，喜欢琢磨一些奇谈怪论，玩弄巧言辞令，观察细密却无济于事，能言善辩却无的放矢，务事多端却不见绩效，不能够成为治国理政的纲领规范，但是他们仍然讲得头头是道，坚持已见，足以欺哄庸众百姓，如同邓析、惠施那样的人。
大致地师法先王却抓不住纲要，可又是才高志大心高，见闻杂乱广博，按照旧有的一些说法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说，讲得怪怪的而无法系统归类，讲得艰深玄奥隐秘，却抓不住见解见地，或者是简约而晦涩难解。装点文饰言语，作恭恭敬敬状，说什么这才是孔子的言说。与世俗无知者一道，咋咋呼呼不知道自己所讲并不正确，传播下来，还以为仲尼、子弓对于传承孔子起了多大作用，这就是子思、孟子这些人的罪过了。
有些时候，荀子的斗争性、鲜明性、排他性非常强，横扫千军，口气有点像现在的某些网红大咖。
对于他否定的一些学人的总结性描述，听起来很有点意思，说慎到、田骈是法而不明，不学先王，丢了初心，没有主心骨，没有理论的概括性与稳定性，然后上听权贵，下随民粹，随波逐流地闹哄，这样地对于慎到、田骈的勾勒，可能不全面，但令人觉得批得深刻、高明、生动、精彩。
然后说到惠施、邓析的好提怪论，“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即巧言空谈、脱离实际、言过其实、终无大用的毛病，也很有学坛、政坛人物的典型性，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尤其是对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和亚圣孟轲的批评，相当尖锐，说他们是才高志大，闻见杂博，案（按）往旧造说；即否定“思孟学派”的儒学正宗地位，认为他们虽然才高志大，却只会东拉西扯，并无货真价实的对于孔子学说的传承与发展。这个说法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于他们的看法相距甚远，后人如苏轼，对荀子就很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却也打不倒荀况的独树一帜的大儒地位。从学术发展与学术政策的角度，荀子这样的自以为是的大家的出现，是百家争鸣学术盛况的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问题在于，同时，被荀子树为对立面的十二位学人，多半同样是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的学术与历史风景。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突之间，蕈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说到方针谋略的综合与引领，言说行事的规范，概括分类（定性）认识标准的统一，招揽天下精英，告诉他们古代开初的文化传统，教导他们以最正确顺当的治国之道；帷幄之中，座席之上，能够做到聚集齐备古圣先王的格式章法，振兴太平盛世的民风民俗；这些要务，是上述那些魏、墨、孟、田、邓、史学说所不能登堂入室的，也是那十二位学人无法靠近的；能够做到上述的统领规范聚集振兴的贤士，即使身无立锥之地盘，王公大人也争不到他们的名声影响；如果得到了公卿大夫的职位，并不是一个君王或邦国所能以垄断私有的；盛名超过于诸侯，君王们都愿意用他为重臣。虽无权势，实为圣人，孔丘、子弓就是这样的人了。
当然也有统一天下、管理万物、养育民人、造福天下、令各方悦服、令其他学说止息、令其他学人跟随变化的有权有势的圣人，他们就是虞舜与大禹这样的人啦。
今天的仁人君子，应该致力于什么任务呢？上要师法虞舜与大禹的章法，下要师法孔子、子弓的原则，务求平息十二位学人的妄说。做到这些，十二学人的危害就消除了，仁人君子的任务就完成了，圣人先王的路线也就彰显于世了。
从这些讲述与驳论中，我们会看到荀子的学风特色：要简明，要单纯，不要繁复深奥；要恒久，要如一，不怎么要突破变异更新；要本于先王、孔子之类的有定评的圣人，不要后世的能人名嘴；要已经形成、成熟、公认与无疑的章法路数，不要摸索，不要探求，不要试验，更不要异端；宁要老一套，不要新思路；要统一、一元，不要共生、互补、多元；要经世致用，不要学术抽象。这里有它的责任心、实用性、端正感与严肃性，也有它的局限性与呆板性。
但在他处又多次强调沿着对后王的实践的尊重求先王之道。也许可以说是实践上厚今，学说上厚古。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
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太而用乏，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
相信可信信息，是本身诚信的表现；怀疑可疑虚妄，也是诚信的必然。懂得贤土的可贵，是仁爱的表现；轻蔑与否定那些不成样子的烂人，也是仁爱的必须。说话恰当妥善，是智慧的表现；默默无言而恰到好处，还是智慧的必然。所以说，智慧的沉默也正如智慧的讲说。所以说，讲说很多而且一以贯之，这是圣人；讲说很少而且遵纪守法，这是君子；同样讲说滔滔，并无法度，沉湎于巧言令色之中，虽然似乎能说会道，不过是小人的口舌之利。所以说，辛劳忙碌，却无助于民人需要，那是做奸邪之事；辛劳思忖，却不师法先王之道，那是用奸邪之心；辩论比喻，机敏巧妙，却不符合礼法原则，那是讲奸邪之言。奸事、奸心、奸言，这三种奸邪，是圣王的大禁忌。
智谋多端但用心险恶，神机妙算却贼害他人，巧于言行却用来欺诈，能说会道却无济于事，精明细致但没有任何成就，这是政治生活中的祸患。违背常识与民心，找别扭而且僵硬坚持，文过饰非，颠倒黑白，惯于奸邪而且圆滑滋润，用漂亮说辞颠覆仁义礼法，这是古时的大禁忌。智谋而违法，猛勇而无所谨慎自律，精细而异端乖僻，奢侈无度，浪费资源，结交奸人而且拉拢党羽，追逐利益，走上迷途，抬高自己，获取重位的结果是堕入深渊，这样的人只能被天下厌弃淘汰。
《荀子》读到第六章，一个“非十二子”，显出了荀况刚直硬棒的一面。太刚直了常常容易形成悖论，但这里的荀子却早已注意了对于悖论的防范与转化，例如，信的逆向观念应该是疑，提倡推崇信的人，从语义学上看，应该排斥疑惑；但是荀子一上来就告诉你，信应该相信的东西是信，疑本来就应该质疑的东西也是一种信。这说明信，信仰、信任、信用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关键在于对象的复杂性。这还说明，疑也可能成为与信具有同一性的概念，这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与排中律信奉者看来是荒谬的，但国人已经习惯于这种相反相成的思维与论断模式。
同样的道理。贵贤人而贱不肖，都是真正的仁；言说与静默，都是同样的知言当言言当。这就与“爱敌人”的执拗与夸张大异其趣。
但是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该信，什么该疑，什么该贵，什么该贱，什么情况下该说，什么情况下不该说，由谁来判决呢？你认为A应该信，B应该疑，他认为A应该疑，B应该信，你认为L应该贵，M应该贱，他认为M应该贵，L才应该贱，你认为N状况下应该言说，X情势下应该静默，他认为X情势下应该说话，N状态下应该闭嘴，又怎么办呢？中华人士确实太富有灵活性了，神机妙算，令人赞叹，也令人摸不准脉。
把不同见解说成小人之见，尚可；把不实用，无功利，违背先王的见解称为奸邪并概括为三奸，则嫌过分；与孔子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评论人、事、学、理都追求恰到好处，差异太大了。
然后荀子强调治国平天下的大祸殃是知而险、贼而神、诈而巧、辩而无用、察而不惠……的有害性，这个思路在中国也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所谓巧言令色、有才无德、志大才疏、言过其实、政治标准错了艺术性越强越糟糕，还有永远解决不完的是方向问题，这些思路都与荀况的说法靠近。当然中华文化也有另一方面的经验，例如说座山雕是“愚而诈”，说某领导的特点是爱才，还有关于人才兴国战略的提出等。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
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
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节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识
怪狡猾之人矣，虽则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
《诗》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要能服众，能兼顾天下多方面的人士，使他们心悦诚服：处于高位高端的人，不可因自己的地位而骄傲压迫他人；聪明博学的人，不应以自己的学识智商而挤对他人；机敏高效的人，不必因自己的效率速度而争先恐后，争夺先机刚毅勇猛的人，也不可以自身的气势去伤害他人对于自己不甚了解的事物，要勤于请教，对于不会做的事情，要勤于乐于求学；对于自己已经懂得也会干的事物，也要适当谦让（不必逞强），这才算是有德行的贤士。
对于国君，要依照臣子下级的原则秩序来对待对于乡亲，要依照长幼的原则秩序来对待；对于长者，要以晚辈子弟的讲究来对待；对于朋友，要讲究实行谦恭礼让；对于地位低微又比较年轻的人，则要尽忠告引导的义务。
这样的贤人，没有他不仁爱相待的，没有他不礼敬相待的，他也从来不与任何他人争夺名利。对于这样的人，贤人会敬重他，不怎么样的人也会亲近他。对于这样的人而不心悦诚服的，只能说是怪诞狡猾，即使是自己的子弟，也该用刑罚惩治。
《诗经·大雅·荡》说：“并不是上苍不给商纣王以时运，是商纣自己不遵守古代的章法。那时虽然没有什么年高德劭的重臣了，毕竟还有传下的法典与榜样。你不按这些遗教做事，也就只能是覆灭倾倒的噩运了。”
果然，讲了非十二子，似乎排他性很强，横扫千军，一棍子打死，紧接着荀子大谈仁爱、礼敬、辞让的必要性，为什么他对十二子毫不客气，这里却又强调包容、谦逊、礼让，还说是君子也罢，小人也罢，贤也罢，不肖也罢，都要团结聚拢，使他们心悦诚服呢？这很简单，前面要非的十二子，是指扬言要按自己的一套治平天下的士大夫，即候补官员，是志大才疏的“野心家”，简单地说，是荀况的竞争对手；而这里讲的要仁爱团结礼敬辞让的是民人，最多是贤人，是荀况的人力资源。一方面要得民心、得天下；另一方面要非异端，排谬论，撂倒对立面，这正是荀卿这种人士的处世方略。
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
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
古代说的做官的人士，是诚实厚道的人，是与众人合作随和的人，是喜欢富贵上进（正常）的人，是乐于施舍馈赠分享红利的人，是远离非法罪过官司麻烦的人，是拎得清事理利害的人，是羞于独占鳌头攫取好处的人。而当今的那些热衷于当官的人呢，是龌龊的人、胡作非为的人、任性纵欲的人、贪婪私利的人，是违法乱纪的人，是不讲规矩与原则义理、只知道争权夺势的人。
古代说的不想为官的人士，是德行充溢的人，静谧平和的人，是能够自我调节而不离正道的人，是懂得并求得与天命一致的人，是突出对于真理的追求的人。而当今的所谓官场外体制外的人物，（常常）是一无所长却做出能力高强状的人，是并无知识却做出无所不知状的人，是追求私利却做出清高无私状的人，是行事虚伪、险恶、低下，却又硬唱高调，同时做出诚恳谨慎状的人，是披着不同凡俗的外衣，做庸俗低下之烂事，踮起脚做出与众不同、乃至高人一等状的货色。
绝了，第一，孔孟老庄荀，竟然都是古非今，崇仰远古，非议现实。第二，某些关于优良精神遗产变质变味的警示，读来竟如此贴近熟悉真实，如当下的部分（当然只是一小部分）社情民意。古代后世，都有好官好吏，也都有高士贤人。荀子说的古代的仕士处士，都比较好，高尚、纯正、可取，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不应忘记的“初心”可用。而他说的后世的某些情况，则是指初心背弃，心口不一，南辕北辙，虚伪欺骗，贪婪下流，一无可取者。
是不是神州大地上的一部分人类，走的是负发展的道路呢？是不是科学技术生产力是在不断进化优化，而我辈的品德心意在不断下沉，在走向腐烂丑恶低下毁灭呢？是不是圣贤明君高士鼓吹的一切美善只能是出现在尧舜禹汤时代呢？
可能是私有制与阶级社会发展中，古人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怀念？
可能恰恰是美与善的价值追求的理想性，或有可能造成了美与善与现实性的某种距离。追求到理想的美与善，谈何容易？挫折感，或者实现了相当一部分理想后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的不平衡，带来了新的质疑与困惑，乃至带来了对于现实、人性、大道的某种动摇与失意？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标准中，比较强调的是，带有某种主观性的美与善，而不是更富客观性的真。
这样的一些印象与感叹正是说明了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样一种万物相反相成、趋向自已的反面的发展观。知美的同时必然是知恶，知善的同时必然是知不善，知和的同时是知战，知仁的同时是知暴。大道的一个特点是它的逆反倾向，生活是有悖论的，潮流是有反复的，人是有逆向思维能力的，语言是有结构各种层次近义词、衍生词与反义词的功能、方便与必要的：有君子就有伪君子，有忠就有愚忠、忠烈、伪忠，有直言就有巧言、佞言、谎言、假大空言，有坚持就有修正、动摇、僵硬与执拗。人的结构各义词类的能力大大发展了人的智慧人的思维。人看到的接触到的是有限，同时人追求着无穷；人看得到接触得到的是具体与局部，同时追求着抽象、概括、覆盖、全局；人看到触到的是专属、界域，同时人追求着根本与全能。人们看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同时人们也就运用了这个规律这个思想去颠覆、推翻、夺取在民心所向上出现了问题的政权。人们看到了为政者为学者为人者的仁爱的力量，同时也就会去探索试验暴力加谋略的能量，以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方式的有效性与成功率。人们体会到了忠恕的可贵，从可贵中体会到了美德的稀少，从稀少中发现了发展了人性中自私与不甚可靠的那一面的事实，于是从对于善的敬畏珍重，发展到对于善的试验性的违背与表态性的利用。乃至对于恶的功利的某种大胆的与好奇的尝试，而一时的恶的成功，更造成了“斯恶已，斯不善已”的结果。
对于善的宣扬中可能包含着几分天真、几分拘谨，也有初则可贵、继则为难的梦想，有梦想的需要充实与发展。而对于恶的尝试中，可能包含着几分效能、几分自由、几分嘚瑟。但同时，世人皆知恶之为恶，皆知不善之为不善，斯善已，斯美已。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世界是与时俱化的，善恶也是不断调整演变着的。善中有恶，恶中有善。这里有一分为二，有合二为一，二生三与三生万物，有肯定之否定，也有否定之否定，有相反相成、相反相反、相成相成与相成相反。中华古典辩证法是人类文化的奇葩与宝贵遗产。
荀子的眼光不简单，但荀子解释为古实今伪，古正今邪，古是今非，这其实是简单化乃至粗放化了。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士君子，有他们做得到的，有他们做不到的：他们能做到让自己高贵，但是他们未必做得到让人人尊贵他们；他们做得到有良好的信用，但是未必做得到让人人信任他们；他们能做到使自身成为有用之才，但是未必做得到让君王大臣任用他们。所以说君子引为耻辱的是自身的修养不够，但不必因为他人向自已泼污水而感到耻辱；可以是因了自身的信用度低而感到耻辱，但不必由于他人不相信自己而羞愧；可以是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惭，但是不必因了自己没有被任用而羞惭。这样的君子，并不被名誉所引诱，也不会受到诽谤的吓唬，遵循正道做好一切，端端正正要求与规范自身，不因为外界的原因而动摇。这才叫真正的君子。
《诗经·大雅·抑》里说“温和恭敬，这是维护德性的基础”，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反求诸己，这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思想，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高尚。后者其实更加直白简明，难以置疑，再说，你将己所不欲的行事施于他人了，你必会遭到报复漕到教训。“反求”则是一般人常常做不到的，“行有不得”，做的事情达不到目的，人必然介意，会很自然地想到一大堆外物环境给自己造成的困难，当然是障碍重重，才使自己受挫。但是荀子告诉我们，应该培养自责自省自律的精神，不论什么样的失败挫折，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要时刻准备着反省，时刻准备着成功，问题不在于你有时遭霉运碰钉子，问题在于任何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大量机遇，但是庸人懦夫懒人一无所知一无所长的人太多太多了，他们的德才的低下，他们的信义的缺乏，他们的无知无能无用，使他们一辈子一事无成，再怨天尤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卑微低贱处境。
与反求诸己可以并列的儒家词语是“慎独”，即使独处，也仍要守持礼义，一丝不苟。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精英人物，对于士大夫，对于君子的苦练内功的强调与讲究，是很有意思的。
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薜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壳；俭然，侈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士君子的仪容是戴好帽子，穿好衣服，容色良善，认真矜持，庄重稳健，吉祥康泰，轻松随意，开阔包容，境界广大，光明朗健，胸怀坦荡，这是父兄在子弟面前应有的精神与形容面貌。他的帽子高高的，他的衣服宽宽大大的，他面容诚朴，态度谦卑，举止美好，应对亲和，心术端正，做事勤勉，礼敬周到，绵密连续，不敢大意，这是子弟在父兄面前应有的形容与精神面貌。
我们现在喜欢讲所谓精神面貌，其实古代也极注意面貌，面貌里有身体健康与物质生活水平的体现，也有精神状态的外露。形体与容色都是政务活动、社交活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打孔子时期就讲究“色难”，他们强调，表情、脸色不能难看，态度不能骄傲压迫粗暴放肆松懈懒惰。窃以为这与孔、荀同时是教育家，致力于培养生徒有关，教育儿童少年，当然会端正他们的举止姿势表情动作，要体现文明礼貌，修养品德。
荀子的这十六个“然”，也就是十四种面貌代表的十六种状态——形象与气质，文明与品性，写得很有生活性与具象性，看似文采修辞，实乃人情世故。不接地气，没有阅历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何况下一段还有十三种负面的“然”与其他重要说法，很精彩。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统，其缨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睨睨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德
，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谈
，是学者之嵬也。
弟佗其冠，神裨
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侵，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我给你们讲讲某些读书人的怪样子吧；他们的帽子前倾低沉，腰带松弛，容色自大，自满自足，或轻浮躁动，或不声不响，或东张西望，或少见多怪，或寻寻觅觅，或直眉瞪眼。而在饮酒用餐的时候，或稀里糊涂，或沉湎迷醉；而在一些礼节交际活动之中，他们常常发泄情绪，恶言恶态；而在需要辛苦做事的时候，他们常常慢慢腾腾，不肯出头动手。他们偷懒懦弱，迷迷糊糊，不干不净而饱受诟病。这些就是某些读书人的怪样子。
随随便便地戴着帽子，无滋寡味地说着话，还学着大禹的样子一跛一拐地走路，或是学着虞舜的样子低头疾行，这是孔子门徒子张那种地位低贱的儒士形象。衣帽整齐，面孔绷紧，貌似谦虚，是孔子另一位门徒子夏那种地位低贱的儒士的形象。偷懒躲藏，遇事缩头，不讲廉耻，只讲吃吃喝喝，还说什么君子本来就不必辛苦劳累地做事，这是孔子门徒子游那种地位低下的儒士形象。而那些真正的君子，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们安详而绝非懒惰，辛劳却从不傲慢，他们遵从本原大旨，同时顺应各种变化，调整适应，分别情况，尽量得其相宜，能够做到这一步，就通向圣人的境界了。
荀子的这些说法发人深省，他谈到贱儒的口气，甚至使读者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来。儒哇儒，是不是确有误国空谈，脱离实际，指手画脚，大言不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面呢？
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呢？学者云云，贱儒云云，似不怀好意，似有个人情绪，似有一笔抹杀之势，尤其是荀子的经历身份，毕竟他不是统一中国，灭掉六国的始皇啊，你不也是一个儒生吗？最多人家是小儒，窝囊儒，可怜儒，你是牛儒，高屋建瓴儒，立言有成儒罢了，为什么用那样高高在上的口气谈堂堂孔子的弟子子张、子夏、子游呢？
荀子不喜欢装腔作势，不喜欢找不着方向，不喜欢动辄出洋相的不稳重的士人，他喜欢的是自然，是本色，是求实，是淡定，这是《非十二子》给我们的重要启发。这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