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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讲的是不可以貌取人，要任用真正有仁善之心与治理之术的人，要信用君子，疏离小人。然后讲到了人的言论说话，人不但要有好的心术，还要有好的言说。古代典籍中，荀子少有地提出了做好君子的宣传工作的使命，而不是只强调大辩若讷，善者不辩，不言之教。
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
看相算命，古代是没有这样一回事的。求学问讲学问当中，没有这一项目。古代有姑布子卿，当今之世，梁国有唐举，会看相，看人的形状神色，判断他的吉凶祸福，世人称赞他们的本领。
古人不看相，进学不看相，因为观察形貌不如评估他的心意，评估心意，不如看他待人做事的路数。形貌不如心意重要，心意不如路数明晰。如果路数正直，心意平顺，即使形貌丑陋也不妨碍他是正人君子；而形貌挺好，心术恶劣，减少不了他身为小人的负面特质。君子带来的是吉祥，小人带来的是危殆。所以说，长的个子高矮，相貌美丑，并不能显示吉凶命相。古人不相面，进学中也无此一说。
人的外形与内质，究竟有没有关系呢？荀子这里强调的是没有关系，美人不一定是好人，丑人也不一定是恶人。这是事物的一方面，相面云云，好多是牵强附会，靠不住的，这说得对。
但诚于中而形于外，人的外形与内质又不能说全无关系。常人看到所谓獐头鼠目、眼珠乱转者有轻视感、怀疑感，见到狞恶粗暴者，有警惕与防备感，应该说是人之常情。文明礼貌、教育程度、心智发育、与人为善、乐观悲观、坦荡荡还是常戚戚、赤诚坦率还是诡计阴谋、阴毒郁闷还是阳光灿烂，都会影响表情，影响神态，影响风度，影响外观，一直到影响外貌，影响面部肌肉与五官的配置运动，影响举手投足的姿态风格，影响目光眼神给他人的印象。
如果像荀子这里说的那样，外貌归外貌，内心归内心，彼此风马牛不相及，起码把绘画与人相摄影的意义抹杀了，画与影，画与照下来的当然是外形，它们的妙处恰恰在于从外形的特色与表现来寻找来把握来透露人物的内心与遭遇。
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昔者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身长七尺，面长三尺，焉广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动天下。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长左，轩较之下，而以楚霸。叶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然。白公之乱也，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皆死焉；叶公子高入据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善于后世。故事不揣长，不楔大，不权轻重，亦将志乎尔。长短、大小、美恶形相，岂论也哉！
且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仲尼之状，面如蒙供。周公之状，身如断蓄。皋陶之状，色如削瓜。闳天之状，面无见肤。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从者将论志意，比类文学邪？直将差长短，辨美恶，而相欺傲邪？
唐尧个子很高，虞舜个子矮，周文王个子高，周公个子矮，孔子个子高，子弓（孔子门徒或一名易学家）个子矮。从前，春秋时期卫国君王灵公有个臣子，名叫公孙吕，身高七尺，脸长三尺，面颜的宽度只有三寸，窄脸上鼻子眼睛耳朵俱全，名声震动天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本来是期思城的普通百姓，发少头秃，左臂长于右臂，躯体矮小得连大车的横直木梁都够不上，但是靠他的力量推进了楚国的霸业。叶公字子高，瘦小干巴，走起来连自己穿的衣服都撑不起来，楚国发生了白公之乱，令尹字子西、司马字子期，都死于白公的作乱，叶公子高进入楚都，杀掉了作乱的白公，平定了楚国，反掌间扭转局势，他的仁义功绩，美名扬于后世。所以说，看人选士不在于高矮，不在乎块头，不在于他的分量，管那些表面的长短大小美丑外表做什么！
再说西周徐国君王偃，他的镑儿头大得可以被自己的眼睛看到，而孔子的相貌，凶恶如打鬼仪式上的披头散发的面具，周公的体型如同折断的枯树，虞舜时期的刑官皋陶，脸色发绿像削了皮的瓜，周臣闳夭，满脸胡须，根本看不到脸，商王大臣傅说，身上像是长出了鱼鳞，商汤的大臣伊尹，看不到眉毛胡须，此外夏禹走路一颠一颠，商汤走路偏于一面，唐尧虞舜眼睛对眼（眸子不正），你们后学者，究竟是探讨意志学问，还是胡言乱语去谈相貌，互有欺骗，彼此傲视呢？
读到这一段，似乎讲得太多了，列出那么多古人名流，都是奇形怪状，形象丑陋，言语未免夸张。例如将孔子的面容说得如此吓人，再无他证。但关键并不在美丑，荀子也无意论述选拔人才必须求丑弃美。这里反映的是古人尚无选拔人才的公认的标准、成熟的程序、全面的共识。古代的选拔人才，主要是看印象，看观感，听君王和大臣公卿的一瞥一言一点表面的感觉。荀子这一段，其最可取之点，不是说人才毋美，而是说不要用印象分决定用废，不要用表面感觉替代冷静与深入的观察评析。
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像，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论之卑尔。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干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草不原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然而中君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论之卑尔！然则，从者将孰可也？
古代的亡国暴君夏桀与商纣，都长得高大英俊，一看就是天下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筋力优越饱满，一人能敌百人。然而他们的下场是国破身亡，成为天下公认的可耻失败者的典型。后人说起恶人来，没有不提这两位暴君的。个中原因，不是二人容貌太差，而是由于他们的见闻知识鄙陋，观念判断卑下所造成的。
如今俗世上的一些不走正道的君民，乡间的轻薄男子，个个都是美丽妖冶、奇装异服、女里女气，举止容色模拟女性的。已婚妇人愿意有这样的丈夫，未婚女孩愿意有这样的未婚夫，甚至女性们愿意与之私奔。然而，一般君王以有这样的臣子为丢脸，一般父亲以有这样的儿子为丢人，哥哥会因为有这样的弟弟而羞愧，一般人以有这样的朋友为丢脸。一日这些人因故被管理机关拘捕，再在刑场上受死，一个个为自己的下场呼天抢地，悔不当初。这其实并不是他们因容貌美好而招的祸，这是由于他们见闻知识鄙陋，观念判断卑下所造成的。请问，这个看法对不对呢？
想不到荀子时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娘炮”“伪娘”问题，一方面是社会方方面面以之为耻，容不得“娘炮”，一方面受到广大女性喜爱。这种男权社会的舆论与女性心理的分裂也是由来已久。“娘炮”云云，俄而（忽然）就逮捕法办直至戮乎大市，处以极刑，这有点让人看不明白，不知道是两千多年前男权意识形态已经走向极端化，还是当时“娘炮”泛滥，确实带来了大灾大难。
另外，还扯上了夏桀商纣，还扯上了一大堆青史留名的大人物的外貌都存在严重的奇葩问题，这中间的逻辑关系，不是很严密，但是荀子痛感斯时的掌权者以貌取人，印象派，人事取舍任意任性太过分了，故而陈词紧迫，痛心疾首，当是事出有因。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借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诗》曰：“雨雪滤滤，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屡骄。”此之谓也。
一般人有三种情况会产生不吉利不祥和的恶果：一个是你年幼却不肯礼敬服侍长者，一个是你自身低贱却不肯礼敬服侍贵人，一个是你本身不成材却不肯礼敬服侍贤人。这三种状况都会自找倒霉。一般人还有三种情况会搞得走投无路：一个是居高位而不体恤下属，当了下属又喜欢非议长上，结果是自己碰钉子；一个是对他人当面不随和，背后又挑剔诽谤，这是第二种情况自找碰壁；一个是智谋与行事浅薄愚蠢，才能与应有水平相差悬殊，却又不懂得推荐仁人，看不出贤士，这是第三种情况自找碰壁。
有这些不良情形的人，位置高的，处境危殆，位置低的，则是自取灭亡。
《诗经》有句：“雨雪纷飞，其势滔滔，一旦日出，冰化雪消。妄居其位，岂肯引退？骄横一世，噩运难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强调的一是秩序，二是仁爱。幼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德，叫作长幼有序，贵贱有则，贤与不肖有分。同时，上必须要仁爱下属，人际关系要注意和谐团结，克己复礼，不可随意顶撞伤害牢骚抱怨树敌得罪人。三是要反躬自省，碰到了自己无能的事，要推荐比自己强的人，自己不够强，能团结住使用好推荐出更强更贤明的人才，也有利于自己的站住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雅胜形笑亦二足而无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人之所以为人，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人对外物有所见识与辨认。饥饿了知道要吃，冷了知道要取暖，累了知道要歇息，喜欢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讨厌对自身有害的事物，这些生下来就知道的，是不需要等待什么其他条件的，大禹也好，夏桀也好，这方面都是一个样子的。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不是仅仅因为是两条腿直立，身上也没有长那么多毛，事情在于人是有见识的。猩猩也能直立，也是两条腿，没有长太多的毛，但是堂堂君子能拿它们做汤羹，吃它们的肉。也就是说光有两条直立的腿与不长毛还不够，人类必须有见识，能辨认。禽兽也有父子，有雌雄，但是它们没有父子的情义，没有夫妻的名分，可见做人的道理首先在于分清见识规矩。
见识辨认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名分当中没有比礼数更重要的，礼数的维护与践行没有比古代圣王更完美的。圣王有许多，我们师法哪一位呢？说是礼法仪式太久了，也就渐渐消亡；音乐的节奏，渐渐失传；主管礼数的官员，也无从寻找。所以说，要考察先王的轨迹，只能从比较明白处入手，也就是从其后的王者的轨迹上传承。这些此后的王者，是天下的君主，我们如果舍弃后王的轨迹，只盯着久远古代的先王，那与舍弃自己这里的君王而去事奉他处的君王是一样的舍近而求远。所以说，你想懂得千秋万代吗？那就先看看当今时日吧；想了解亿万国情人事吗？那就先从身边的几个人研究起吧。你想了解历史，先从对于周朝的道术路子的研究开始吧，而想辨认周朝的治国之道，就须要先去知晓斯时人们尊崇的君子。人的见识、辨认，须要从切近起始而延伸到远大，从一两端事例起始而延伸发展到通达亿万多方，从微弱模糊发展到清晰明白，这才是真正的见识与辨认喽。
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人之为人，离不开人类的社会性、文化性。而文化是从对于世界万物万象的命名、分类，从而产生的认识、秩序的把握积累起。所以从孔子就强调正名，名代表了事物与人的概念归属，即人的性质、地位、责任、义务、诉求、权利（这方面讲得比较弱）、礼法。有了这些，就是有道之邦，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表征，是百姓安享太平盛世的征兆。没有了这个，就是上为无道昏君如桀与纣，下为成了覆舟之水的暴民刁民，于是民不聊生，如鲁迅所说想安安稳稳地当奴隶也做不成。
名分，就是按命名加以区分，确定其责权地位身份，然后大家都安分守已、遵礼守法、天下太平。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也是重名分的，例如划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例如政治运动中的戴帽子与摘帽子，例如级别待遇的规定与影响，等等。
荀子的特别与可贵之处，在于他与孔孟老庄之一味怀古复古不同，与历史上的借复古之名要求革新的策略也不一样，他一方面高度歌颂古代圣王，以古圣王为标的，另一方面高度认可后王的历史经验，甚至达到厚今薄古的程度。他的看法是，要粲然明朗，不要神秘含混；要研究“近现代”的后王，不要耽于“先王”；要研究人情世故生活，不能只知道传说与符号；要从切近处入手，不要好高骛远；要从一两个典型体会起，不能够一味大而无当。他的这些说法，更切实也更容易被权力系统所接受，更多了一些可实践可操作性。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
圣人何以不可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
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有些狂妄的人说什么古今情势不一样，古治今乱，是因为古今治理的路子不一样，这种说法令大家迷惑。那些人众，愚昧而没有自己的见解，鄙陋而没有自己的思忖，与人面对面，亲眼见到的情事，照样可能被欺瞒，更何况是谈论百年千年以前传闻下来的事理呢？那些骗子对于发生在眼前门庭之内的事都可以蒙骗，何况是百年千年前的事情呢？
那么为什么说圣明的人不可能被欺诈被捉弄呢？原因是圣人有自己的考量。他们能够做到以对于人情世故的了解分析衡量人间诸人诸事，他们能够以对于感情的正与邪的了解来分析与衡量各种情绪情况情势，他们能够按类区分，通过把握外物的类别（性质）所属，来分析衡量各种人与事的性质与应对。以一定的观念分析衡量各种功能与业绩。根据大道来分析衡量一切现象的根本与究竟。这些原则道理，古也好今也好，都是同样的，一致的。
如果类别属性同一，相隔再久，情理同一，所以即使面对曲折奸邪，圣人也不会为之迷惑；面对杂乱无章，圣人也不会困扰不解。这样说来，五帝之前，没有什么其他人物传之后世，不是说那时没有可圈可点的贤人，而是由于时间相隔太久远的缘故。五帝虽然有名，但是他们为政事迹也没有传下来，也不是由于他们为政没有好政策好事功，而是由于时间相隔太久的缘故。夏禹商汤的为政事迹，后世有所传播，但是不如周朝的政事人们说得比较清楚明白，也不是说禹与汤没有太多的好政策好事功，也是由于他们与现世时间相隔太久了。传述下来的东西，久远的讲得简略，晚近的讲得周详，简略了就讲个荦荦大端，详尽了就讲到各种细节。愚笨的人众，听到大端了，不知道还有细节，听到了详尽的包含各种细节的传述，就又忽略了大局。所以说，文饰久了，就会淡出消逝，节律久了，也就难以保持了。
一个是强调上智与下愚、圣贤与愚众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头脑，善于分析思忖，能对大千世界分类命名，而后者头脑浅薄，见识鄙阿陋，迷惑困扰，真伪莫辨，起哄生事。这些说法当然缺少群众观点，人民中心意识，但也击到了民粹思想的痛处，不可小觑。
然后再讲要重视晚近与现实，重视活在当下。用不着，也不可能舍近求远，把古与今、先与后对立起来，而是要以今溯古，自近思远，从点析面，沿着西周继承古代圣王的政治遗产。这里的“古今一也”，应属荀子金句。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
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瀚跋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
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不符合先王的教训，不遵循礼法的原则，这样的言语是奸佞之言，即使讲得雄辩，君子是不会听信的。师法先王，遵循礼法原则，认同学识与学者，这样的人或又不喜欢讲话、不欣赏美好的言语，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具有真诚信念与追求的士人。
一个君子，应该有志于讲说追求信念的言语，行为与言语一致，欣赏美好的言语，所以说君子一定是雄辩的。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他们信奉的美好言语，尤其是君子，更是这样。所以说，赠人以精彩的言语，胜过了赠送黄金、玉石、珠宝。观赏他人的美好言语，胜过了观赏礼服官服上的文采花饰。聆听他人的美好言语，美过了聆听钟鼓琴瑟的奏乐。
所以说，君子对于美好的言语，是百听不厌的，低层次的人则是相反，只知道实用，不知道语言的美好形式与情趣感受，这是卑下污浊庸俗的表现。
《易》上说，一个系紧了口儿的不吭声儿的布袋，既无过错，也无声誉，它也就是个无用的腐儒罢了。
中华传统文化多半提倡少言慎言，老子的说法是“不言之教”“知者不言”，他的对于“俭”的推崇，包含了权力系统的言语的俭。庄子提倡虚静，孔子则强调对于“巧言令色”的贬抑。《三国志·蜀书·马良传》：“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谬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京剧《失街亭》里也是强调“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除了荀子，很少看到从正面论述讲说的重要性、必须性、美好性的文字。此处荀子多少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智胜力、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轻巧胜拼搏的思维惯性，荀子其实是更现实，也更多地为人君人主，更是为君子立言的重要性而着想的。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医集
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
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把。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把，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谓也。
说话的难处在于：你的极高明言语碰到的可能是低俗卑下，你的治国平天下之道，碰到的可能是昏乱哄闹。这样，你直截了当地说是无效的（你需要委曲婉转，旁敲侧击），但是说远了说深了涉嫌荒唐，说近了说浅了涉嫌平庸一般化。那么善于此道的人呢，说深远了能不给人脱离实际之感，说浅近了，不给人以平庸无味之感。言语要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随着世道有所调整，有从容也有紧迫，有增益也有精减，俯身适应接近，像堤坝，像矫正木材的器具那样管控自己的言说。有所委曲，而终得言说所追求的意向，有所说服但是不使他人产生受挫伤害感。
所以说，君子以绳墨规矩来要求自己，树立法则，以接引工具引领他人，做到宽阔包容，广泛团结，能依靠众人而完成平天下的大业。君子贤明，同时包容品德才能比较差的人；君子智慧，同时包容愚傻；君子博学深厚，同时包容浅薄；君子纯粹精悍，同时包容杂凑不入流者。
《诗经》上说“连徐国的人也归顺了，这是天子的化育之功”，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本章从非相即不搞以貌取人与相面占卜说起，说着说着讲起言说的重要性来了，有趣。
言说的意义在于教化，一要有教化的责任心与坚持性，也就是孔子讲的“诲人不倦”也就有讲说的责任感使命感；二要会言说，会说话，有说话的学问根基、经验背景，还要有方法艺术。要适当，要婉转，要避免荒远、避免俗套，要有良好的态度，要俯就，要诚恳，要明白而且动人。
最后引用的徐方即徐国人的归化的诗篇，通过教诲再收编边远，扩大自身，这果然是值得嘚瑟的善举，是大理想、大成功、大胜利。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
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此之谓也。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宫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谏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嗒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言说的方法在于，矜持庄重地对待，正经真挚地从事，坚强鲜明地保持，多方譬喻地讲解，分门别类地说明，欣喜、快乐、芬芳（欣赏有加）地把握自己的言语与听者，要将（真知灼见）传送给听者，要懂得宝贵、珍爱、尊重与沉浸于自已的言说之中，做到这些了、你说的就不会有不被接受的情况发生。即使你的话并非特别讨人欢喜，听者却不能不重视你的言说，这就叫让听者重视起值得他特别重视的一切。
古书的说法就是，正是君子，能够做到，重视他必须重视、值得重视的一切言说、思想见解和建议。
君子必须辩说。人人都会多讲他们所认同的话语，尤其君子们更是这样。所以说，小人的辩词凶险，君子的辩词仁厚。如果言说了许多却没怀有仁厚的心意，还不如沉默不语，那样的辩论不如闭嘴。如果言说中有仁厚的怀抱，那么喜欢言说的人站位在上，不喜欢言说的人站位居下。富有仁厚之心的言说是伟大的。从上头说出来说给下头的人听的是政令，从下边的人说出来，说给居上的人听取的是谏言。所以说君子为了仁厚的动机而言说起来，是从没有厌倦的，也是不会令人厌倦的，他们是意愿仁厚，言行一致，讲述欣悦。所以说，君子的言说富有说服力。小题目小事情的争论不如抓得住端倪，而弄清端倪不如搞明白它的名分性质。小争论要洞察，抓住端倪要明晰，搞清名分也就能够合乎原则道理了，而这，也正是君子不同于小人的特点。
争辩可以分为小人之争，士君子之争，圣人之辩。不必准备预热，不必思谋推敲，说出来就恰当，记下来就有条有理有归纳有结论，论述有进展有调整有变化，应对从无死角难点，这就叫圣人之辩。有所准备预热，有所思谋推敲，说出来言之有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有文采而且联系实际，有学识而又认同正道，这是士君子之争。而如果是听一个人的言说，浮词夸饰却抓不住主题，信用此等人物就是受骗上当，不会产生任何正面的结果，往上看，他们的言说无法认同明君与被明君认同，往下看他们的言说无法让百姓和睦规范，同时他们口舌有致，能多说，能少道，自吹自擂，洋洋得意，他们是妊人中的雄强干将。圣王出现了，先要诛杀这样的奸人干将，其次才是清除盗贼。资贼还是有可能有所转变的，而这种奸雄，其恶劣与危害，是无法改变的。
圣人有口才，好人可能有口才，坏人也可能有口才，公害也会有口才。圣人有口才，传播的是大道，天理，圣明智慧；好人传播的是美德，是礼法，是和平、文明、秩序。坏人口才，传播的是歪理，是强词夺理，是低俗丑恶，是昏乱迷信，是愚昧混乱。而奸雄，人坏才大，传播的是祸国殃民，是仇恨欺诈，是伤天害理，是欺世盗名，是颠倒黑白，是人类的灾难。
荀子对于各种人各种品性与才能都很注意分类分析，分类其实是分别性质，所以他如此重视分类；同时他也注意分别层级，达到一定的层级或距离一定的层级太遥远了，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荀子对世态与人群，尤其是士人的了解，堪称烂熟于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