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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人的性相近习相远，责任在于反求诸己，心正则万事正，心不正则万事颓败。本章讲解人的不同选择带来不同结果、不同荣辱命运，希望大家做君子，抑制傲慢、懈怠、自是、争斗、意气、伤人、强辩、怨怼等小人的毛病，知轻重，辨是非，选择好、安排好自身，优化世道人心、家国天下，天下太平。
侨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摒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无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则让，小涂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
骄傲懈怠，是人的祸殃；恭谨节制，能够取代与屏除武力冲突。你拥有尖利的戈矛，其实不如恭谨节制的文明有效。所以说，好好地表达善意的言语，比布帛衣衫更能温暖人心；而恶语伤人，创痛之深胜于矛戟。广阔的地面上你觉得没有立足之地，并不是地面有什么毛病，全在于你的言语表现。宽大的道路上挤挤壤壤，窄小的路途上，路况危险，你想不谨慎也是使不得的呀！
该文表达了文化立国，以文求天下，以德服人的理念。这近于当代一些国家关于“软实力”的议论。软实力，从说话做起，这很实在，也很通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其实是黄金箴言啊。古往今来，口舌之争，演变成暴力相残，造成不幸后果，事例多多。所以，辞令中有了“暴力语言”一词，亦即有了语言暴力的出现。反过来说，图口舌之争的一时快意，图暴力语言暴力之争的一时胜利，这种“胜利”的有效期又有多长呢？儒家对德、礼、文软实力的强调，对于急功近利的政客来说，或对于脱离实际的“腐儒”来说，有迂腐空洞的一面，却也有更加深谋远虑的一面。
强调仁政，强调王道，强调为政以德，还要道之以礼，这是儒家的观点，并未见用于东周、春秋战国孔孟活着的当时，却在后世受到了欢迎。当时各侯国急于纷争求胜，他们是急中风，孔孟则幻想挽狂澜于既倒，回归西周及更早的大治时代，他们是慢郎中，他们更注意的是世道人心，是民心，是掌权者的人格修养与提升。这样的主张，对于已经掌握了权力，比较自信的君王来说，尤其对于社会精英——君子、士、臣子来说，对于百姓来说，比较顺耳舒心，比较容易接受。至于由于权力斗争，宫廷内外，难于仁义，更难于温良，他们宁可信服“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的俚语——对于权力系统更实用的是法家的权势理论与权势操作。
与此同时，“礼失求诸野”，加上士大夫的一套道统、文统、学统、治统、法统的君子型精英型理论，确实动人感人，人们对于太平盛世、对于天下归仁的幻想，永远存在，对于统治权力的不够满意，与对于统治权力的理想性期待，经常共存。对于盛世、仁政、王道的心愿从不磨灭，对于暖人衣帛的恭俭善言的强调，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政治祈祷词。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岐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辩而不说者，争也；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刮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
不计后果而自取灭亡的事端，是由于怒气；精明强悍却自显破绽或自找倒霉的状态，出自嫉妒狭隘之心；博闻强记却仍然窘迫碰壁，是由于是非挑剔太多；想清高却越发陷入泥潭，是因为口舌放肆；吃喝玩乐而越发衰落是交际的邪路；花言巧语而令人不快是由于喜争好辩；正直独立而不被理解认同是由于好胜；清廉而不被敬重是由于锋芒伤人；勇敢却没有威严，是由于他贪利；说到做到却得不到敬爱是由于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所有这些，都是小人的活计，是君子所不能干的。
决断者或易怒而自毁，精明者或易妒而自伤，博学者或易挑剔而自陷，自命清高者或卖弄口舌刺伤他人而被泼污水，求结交而低俗，求雄辩而可厌，自信而压人一头，坚守却不近情理，大胆却利己，行动能力超强却不懂团结人众，没有团队观念。这些都说得太对了。过去对，现在也对，中国对，外国也对，厉害了，荀子之眼光也！
换一个角度来说，善决断之人要警惕自己的轻率误判；精明强悍的人要克服自身的嫉妒显摆之心；博闻强记的人千万不要卖弄残旧存货，不要动辄对他人冷嘲热讽、飞短流长；而既然您自命清高了，又何必刺人伤人之后喋喋不休地表白辩诬？善于交际的人要严防低俗化、利益交换化；能言善辩的人，要注意勿因争强好胜而惹厌多方；越是有两下子越不可趾高气扬，越是自有主张的人越要善于调整消化，越是洁身自好的人越要讲求分寸；而越是勇于冲锋陷阵的人越要注意公正与法度、节制，不可为公大胆，为私也大胆，为公冲锋，为私也打前站。如此做人，当无大错。
同时，不能不佩服，荀况对世态人性，太门儿清了，他说的这些情况。只觉历历在目，确曾相识。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耽于争斗，就会忘掉自身的安危，忘掉亲友的关注，也忘掉了自己对君主的忠诚与义务。为了片刻的一口气，冲上去丢了性命身躯，这叫忘掉自身的蛮干；不顾家室损伤，不顾亲人的连带被惩处，仍然蛮干，这是忘记了亲族的冒险；不顾君王对这种私斗的厌恶，不顾刑法对这种私斗的严厉禁止，则是忘记了对君王的忠诚与义务。丢掉了自身实在堪忧，再加上毁了亲族、损害了自家，对上则违背了君王朝廷，这样的事是刑法所不可饶恕，圣贤君王所不能接受的。
哺乳的母猪躲开老虎，哺乳的母狗不会走出去太遥远，说明连猪狗也不会忘记它们对亲族的义务，那么，一个人既自找了丧身之忧患，又损害了自家亲族的利益，还丢掉了对君王的忠诚与义务，岂不是连猪狗都不如了吗？
古代圣贤大多讲不争，孔子讲“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端庄持重，但不去争执；合群喜众，但不搞圈子）；老子讲“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还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王阳明讲“克己之怒”，林则徐则干脆把“制怒”二字作为座右铭摆在桌上。
这与当时他们说的“争”主要是朝廷或士人内部之争有关，儒家的仁义之说，侧重于人际关系，侧重于世道人心，侧重于谦恭礼让，口号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当中极其失态、极其有害、极其误事的是匹夫之争、匹夫之勇、匹夫之怒、匹夫之怨，而需要提倡的是君子之风、君子之争、君子之温良恭俭让。
问题是完全没有斗争也是不可能的，应该做的是慎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挑事、不怕事，有备无患，勇于担当，适可而止。
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岂不过甚矣哉！是人也，所谓以狐父之戈锯
牛矢也。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我欲属之狂惑疾病邪？则不可，圣王又诛之。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又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同。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
争斗中，人们总是自以为是，而认为与他争斗的一方为非为不是，如果自己确实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就等于说你是君子，对方是小人，堂堂一位君子与一个小人相争相骂，达到忘自身、忘亲族、忘君王的地步，是不是太过分了呢？这样的人，不就与拿了最好的利剑去捅牛粪一样可笑吗？这是聪明吗？不是，是傻大发了。这是有利的事情吗？不是，是危害太大发了。这是光荣的吗？不是，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了。这是安全的吗？不是，这是危险大发了。人而耽于争斗，这是怎么回事呢？算成精神病？还是不行，圣人发现这样的好斗者是要惩罚诛杀他们的。把他们算成猪狗畜类？也不行，他们的形体是人，他们的爱憎与他人相同。人为什么要那样争斗呢？我觉得这种争斗是太丑恶了。
反复告诫。反复煽情，反对争斗，提倡和谐，虽然情笃意诚，语重心长，却又不可能在人际间消除一切争斗，甚至我们会发现争斗也能发展人的智力与能力。相对比较起来，争斗可能更多积淀着动物性的残余，而文化的发展，有可能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立，这种说法我童年即曾与闻，聊备一说，查无实据。这一过程中，斗争又是不可避免的。用战争消灭战争，用斗争减少争斗，这是令人遗憾的，却又是有它的理由的。吾甚丑之云云，是从风度上说事，倒是很有说服力。儒家注意容色，注意态度，讲究不愠，讲究中庸即适可而止。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侔悸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房悔悔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有猪狗类的所谓勇敢，有商家盗贼类型的所谓勇敢，有小人品级的勇敢，有士大夫、君子品级的勇敢。
争夺吃喝，争起来不讲廉耻，不讲是非，不避死伤，不怕众怒，争起来只看得见那点吃喝，这是狗猪之勇。为利益事功，争夺货物钱财，不懂得推辞谦让，一见财利就激昂振作，一争夺财利就凶狠贪梦，只看得见财利，这是商家盗贼类型的勇敢。拼抢起来暴躁得不顾死活，这是小人品级的所谓勇敢。郑重于大义公理，不因权势而倾斜，不因财利而照顾，举国收买或举国反对，他也不轻易改变观点，为了道义而面临死亡他也是不屈不挠，这是士大夫、君子的真正高尚的勇敢。
在春秋战国、天下大乱的时代，诸侯君王无不需要勇士、死士、斗士、壮士。但是同样的表面的以不惜一死、不怕一死为特征的勇，其实是可以区分为三六九等的。有的是为了争吃喝，有的是为了争财利，有的是为了争功名，有的只是小人的赌气冒险玩儿命。现代也仍然有这样的人，以赌徒的心态参与社会各行各业各种事务的竞争与赌博，他们的勇敢，常常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而是国家之祸，人民之祸，自身之祸。
道德，品格，说起来是很重要的，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贱，献身与赌博，具体状况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君子之风，有的是小人之相；有的是争蝇头小利，有的是争大是大非；有的是押宝，有的是清醒明晰地为了维护真理。同样的情绪激昂，有高尚与低下的区别，有实事求是与装腔作势的差别。
鲦鳞
者，浮阳之鱼也，法于沙而思水，则无逮矣。挂于患而欲谨，则无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迁乎哉！
白鲧鱼，是喜欢浮在水面接受阳光照耀的，一旦搁浅到沙滩上再想找水，就来不及自救了。这就像人，等陷入祸患再考虑谨慎小心，也就没用啦。有自知之明的人不会轻易抱怨他人，理解自己的命运的人不会抱怨上天，埋怨他人是穷途末路的标志，埋怨上天的人没有志气。自己失误了反而赖旁人，这不舍近求远了吗？
一个是要有提前量，不能充当撂到干沙滩上再想起找水来的白鲧鱼角色，不能靠吃后悔药过日子。第二就是反求诸己，自己选择，自己担当，自己反思，自己总结经验，求得上进。怨天尤人，只能说明自己没出息，只能说明自己没希望。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天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
荣辱的根本区别，平安与危难、有利与有害的经常体现，其通常的情形在于：首先考虑义理而后考虑利益的将得到光荣，优先考虑利害，之后才想到道理的人则会获得耻辱；光荣者常常遇事通畅，屈辱者常常走投无路；遇事通畅的人能够管制他人，走投无路的人只能受他人管制，这是光荣与屈辱的区分。朴实可靠的人常常安全获利，而放荡凶悍的人常陷于祸害危险；平安得利的人常常快乐顺当，放荡凶悍的人常常遇险并且焦虑；快乐顺利的人常常长寿，焦虑的人常短命，这也是安危利害的常规体例与体现呀。
注重义利之辨，义利之大分，这很像孟子。把义、利的问题作为荣辱的问题来谈，则是荀子的道德动机主义、初心主义的特色。但社会实践与历史实践证明，只考虑动机不考虑效果、实效未必站得住。商鞅变法成功，虽然车裂而亡，未得善终，仍然名留青史。王安石变法失败，虽然身兼唐宋八大家的美名，虽然后世多认为他的变法其实是有的放矢，针对着北宋的痼疾，也仍然留下了被讥为拗相公的遗憾。其实谁也说不清商鞅、王安石的动机里有没有私利的成分。胸怀家国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力挽狂澜，追求青史留名、流芳百世、尽才尽力，光宗耀祖，这里的义与利，是交叉与互通互补的。
义与利交通互补，是一等的状态，追求正义、大义、真义、主义，不惜为之牺牲私利，是特等的也是不容讲价钱的原则。追求义理，但也受私利私情的影响，有所失误，有所遗憾，这是二等或三等的状态，不完全符合天降大任的使命与历史责任，但绝不罕见，也有令人理解与感叹处。而最坏的，是以义之名，行唯私利之实，如贪官污吏，如腐化变节分子，如投机取巧而又品格低下者，那就不仅是小人、猪狗，而且可能成为家国天下与历史的罪人了。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孝弟原悫，物
录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取暖衣饱食，长生久视，以免于刑戮也。
饰邪说，文奸言，为倚事，陶诞、突盗，惕悍侨
暴，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虑之不深，其择之不谨，其定取含梏慢，是其所以危也。
天意使得人众生存于世上，他们各有自身的可取之处——各有自身的获取之道。有的美化优化自己的修养，积累加厚自己的道德操守，做到了仁厚爱民，经过智慧与思虑，达到明察公正的圣明，这是天子能够获得天下的道理，能够正确地制定法令，及时地采取措施，公平地审理判断，对上符合天子帝王的旨意，对下能够保护善良百姓的利益，这是诸侯能够管理自己的侯国的依据。志于修行，负担起官员的管理职责，服从上级的领导，对下能坚守自己的职责，这是士大夫能主管自己的地面与乡镇的理由。
那么遵守法则、度量、刑罚规定、土地登记簿、人口册，哪怕有些规则不能解其用意也好，都要老老实实遵守执行，不敢自行增加或减少规矩，无所忤逆，父子代代相传，扶持王公大人，虽然夏、商、周三代都已远去了，那时的治理之道与法度仍然保存了下来，这是各种公务人员取得俸禄的根基。在家孝悌，诚实本分，做事努力，实实在在地做好手头的事务劳务，不敢轻蔑怠慢，这是百姓获取温饱，延续生存，避免惩罚杀戮的必须。
至于有的人演绎邪恶的学说，渲染奸诈的言论，专干偏颇怪诞的坏事，欺世盗名，凶狠狂暴，浑水摸鱼，乱中求逞，利用乱世的不正常情况，求取个人的发达利益，这就是奸邪之人的自取灭亡之道。他们既没有深谋远虑，又没有慎重选择，他们决定取舍时草率粗放任性，这就注定了他们难免灾祸的危难下场了。
同样面对东周乱世，同样面对其时千姿百态的祸福安危的不同命运与下场，荀子的注意力在于每个人的人品、人性、人格、人事，他认为区别在此、道理在此、责任在此，各人应该对各人的命运负责。每个人的顺逆通蹇祸福荣辱，首先都是自己而不是他人不是老天爷造成的。这里也有天人合一的意味，人事天命一致的意味，有修身第一，德行第一的意味，有反求诸己的强调，乃至也有选择决定命运的存在主义的先声。
儒家，确实倡儒倡温文尔雅。荀子不厌其烦讲的是不要横蛮，不要霸道，不要胆大妄为，不要太强势，要的是彬彬有礼，要的是谨慎小心，要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儒家被后世帝王所喜爱的原因，因为它从根本上有利于秩序与安稳；同时这也是为秦始皇所厌恶的原因，因为它絮絮叨叨，用窝窝囊囊的空话干扰着英雄豪杰大政治家的胸怀，以仁义道德软不拉耷的空谈妨碍着形势大好的秦国与嬴政的进取与拳脚，妨碍着权势的扩大，妨碍着一统天下的大事。
另一方面，荀子极其强调礼法规则直到度量衡与绳墨，甚至提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于是传统文化中也就产生了变法的冲动，法是在变与不变的互撞中延续与发展的。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
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
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壁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慢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材具、资质、智力、技能，君子与小人是同样具有的（他们的区分并不在这方面）。喜欢荣光，反感羞辱，愿得利益，憎恶损害，君子与小人也是共同的。但是，君子小人求荣避辱、趋利拒害的路数是不同的。
小人的特点是使劲做那些怪诞的不合情理的事情，却要他人相信自己。他们还起劲地虚假诈骗，却希望他人亲近自己。他们做着禽兽一般的不讲文明道德的事情，却要他人夸奖与认同。小人的特点是：想了半天想不明白，做了半天做不安顿，提倡了半天树立不起来，做的结果不可能是恰恰符合自己的爱好，而总会遇到对自己可能不利的结果。
所以，君子人注意的是，自己做到了诚信，再要他人相信；自己做到了忠实，再要他人亲近；自己调整正确、分辨清晰了，再期待他人认同与附和跟随。君子的特点是；思虑起来，清楚明白，易知其是非；做起来平衡妥当，安顿无误；提倡起来稳健鲜明，端正大方，易于接受；那么做到最后，就能达到好的预期，而不会遭遇到事与愿违的恶果。这样的君子，遇到困顿的境遇，仍然遮蔽不住自己的光辉，遇到通达的处境，更会大放光芒，即使人死去了，声名反而益发彰显。
小人们见到这种大人物，往往仰着脖子踮着脚，羡慕地议论说人家天生材质，智谋周全，算计得当，本来就是强于凡人。他们不知道，其实，论材质，论计谋，他们与自己没有大区别。问题在于君子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做得恰当。而小人做什么不做什么，老是错误不妥。
如果人们仔细地考察小人的智能，就会理解他们本来也完全可以做一个好好的君子的。正像越国的人生活在越国，楚国的人生活在楚国，君子则生活在比较高雅的文化氛围之中，这也并不是天生材质智能的不同，而是举止习性的不同所形成的。
仁义道德，本来是长治久安的路子，但是未必就能摆脱一切危难；龌龊下流，是自取灭亡的路子，但是也未必没有得其所哉的可能。君子遵循的是常理常道，小人注意的却是歪门邪道。
这里也是讲“性相近，习相远”，君子小人，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风习的概念，教育的概念与价值选择的概念，不是一个宿命概念、先验概念、遗传基因或转基因概念。荀子说，考察一下小人们的智能，他们本来做君子也是做得到的，但是他们选择了小人的行事举措方式、习性、思路、风气。这是对小人痛下决心，改恶从善的鼓励，也是对小人的痛切责备，你不做好事，成就不了文化、高雅、仁义、德行，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啊！
荀子学说的特点是强调教化，强调道德，强调责任、格局与选择，强调人应该对自己与命运负责，他的性恶论正是为了指出仅靠天性善良，靠不住。他意在指出的是人的资质、智能无大异，但成为小人还是成为君子，就有天壤之别！
此段最后，荀子指出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极有趣。有些人与事之差池，并非在多么高精艰深的事情上，而是在常识问题上，总是有人企图侥幸：例如靠阿谀奉承、行贿告密、拉帮结派、欺上罔下的骗术投机取巧、邀宠取媚，获取“成功”，最后难逃原形毕露、身败名裂的下场。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礼义？安知辞让？安知廉耻隅积？亦哦哦而瞧，乡乡而饱已矣。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
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秦稻梁也，惟菽藿糟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梁而至者，则瞩然视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梁之县糟糠尔哉！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铅之、重之，则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侗
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则汤、武在上褐益？桀、纣在上昌损？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
人的天性大致是相同的。饿了要吃东西，冷了要找温暖，劳累了希望休息，喜欢对自已有利的事，讨厌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发生。这些是自来固有的本性，不需要什么过程，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也是放到大禹这样的圣人身上或者放到夏桀这样的暴君身上并无不同之处的。
人长着眼睛能辨别白黑美丑，耳朵能辨别声音的清晰或者混浊，口舌能辨别酸咸甜苦，鼻子能辨别芳香腥臊，骨肉皮肤能辨别冷热痛痒，这也是自来如此，不需要什么过程，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同样，放在大禹身上，放在夏桀身上，它们的表现亦无不同。有人可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有的可能成为夏桀、盗跖那样的坏蛋，有的成为工匠，有的成为农民，有的成为商贾，这些（就不是天生的了），是他们的行为与所受到的风习所影响积累而后造成的，这种童稚的原生态的可塑性可变异性，其实也是禹桀同有的特质。
你当了尧、舜那样的圣贤，你是又安稳又荣耀；你当了桀、跖那样的坏蛋，则陷入危险与耻辱之中；你当了工匠、农民、商贾，你也就必然辛苦劳累。但是人类当中，走坏人的路子、走辛苦的路子的多，走安稳荣耀的路子的反而少。为什么呢？是由于自身的见识浅薄，见解鄙陋（不懂道理，不懂善恶）。
唐尧、夏禹，当然不是生而成就的，他们是经历了许多磨难挑战，奋力于品行修炼，长期努力而后走向完备的。
人之初，仅靠本能，那还是（没有教养的区区）小人，看不到师长，不懂得法度，只知道利害。初生的小人赶上了乱世乱俗，这就叫小上加小，乱上加乱，君子想开导启发他们，但是没有统治的势位就很难做到。人们被口腹感官需要牵动，哪里会懂得礼节与义理，椎辞与谦让？哪里懂得清廉与羞耻，大局与细部？反正大家都一样地磨齿咀嚼，都一样地吃饱了舒舒服服。没有师长与礼法的观念，人心也就是停留在人口人腹一样的原生态器官水平上（只懂个要吃饱）罢了。
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人压根没有见过牛羊猪狗这样的畜养动物，没有见过稻米高粱这样的正经粮食，只吃过糟糠杂豆之属，他自然以为有点糟糠杂豆，也就很到位了，也就到了顶级了。后来忽然有带着家畜食粮而来的人，乍一看，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啊？闻一闻，挺香，尝一尝，挺甘美，吃下去，周身舒泰，于是人们就会丢弃原来的低端糊口食物，改吃更美好健康的食品。
现今如果人们以先王之道来引导，以仁义之德来统领，依此而群居生存，依此而保持养育，以此而装点美化，依此而稳定平安。如果不行先王之道，而是走上夏桀、盗跖的路子，这可就相差悬殊了，那个差别就不仅仅是上述糟粮杂豆与牛羊稻粱的差别了。
那么为什么，人们努力施行先王之道的人少，而施行桀、跖之道人多呢？同样也是由于浅薄鄙陋。可见，浅薄鄙陋是天下的公害，是人类的大祸。所以说，仁者最愿意宣扬告示人众以正道，说了讲了，大家知道了，养成习惯了，诱导成路径了，原来闭塞的人也明白通畅了，原来鄙陋的人也有了见识学问了，原来傻呵呵的人也变得明白事理了。如果做不到告示天下，引领诱导，优化世道人心，那么有商汤、周武王这样的明君又有什么好处？有夏桀、纣王那样的暴君，又有什么害处？反正有了商汤、周武王吧，天下就治理好了，有了夏桀、纣王吧，天下就乱套了，那不等干说，世道人心既可以跟着明君走向治理，也可以跟着暴君走向混乱了吗？
荀子分析与承认人的同一性，认定这种同一性来自人的躯体求生存本能，饿求饱，冷求温，累求歇息，求利而避害，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些都还只是小人水准。可以说这是性恶论，其实更像是性情小儿科论，它够不上君子的温文尔雅，但也还没有小人的党而不群、比而不周、同而不和、常戚戚、求诸人、有过必文，以及此前荀子说的，小人特点是：通畅也不对头，碰壁也不对劲，怎么着也大气不了，怎么着也舒服不成。
君子需要教育，需要知道礼义，需要学习师法，需要长期修为，需要培养君子的高尚、阔大、谦恭与谨慎。
小人碰到了乱世恶俗，则是倍加低劣愚拙。人与人，君子与小人，桀纣盗跖与先王汤武，越拉距离越远，社会越来越分裂了。
与君子小人一起，加上了工匠农商，前段还把贾（商）与盗放在一起，有点不伦不类，显示了荀子在七农工商“四民”中只正眼看士，贬低了农工商另外三种民，他远不如《管子·小匡》讲得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石民，意为国家的柱石。
其实这一段的警句在于，光有追求仁义道德的理念，有坚守这样的理念的仁者是不够的，你必须广为宣传讲授，你要将仁义道德变成人民的生活，理念必须落地生根，中国的圣贤追求的不是当学者专家，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叫作要经世致用要的是实践性。
后面的话更值得警醒，如果做不到修齐治平，有所实践，做不到理念的经世致用，那么天生的众多小人，自来的陋识浅见，可能驱使众生跟着先王走、圣贤走、君子走、礼义师法走，也可能，更可能跟着桀纣盗跖走。读到这里荀子并没有提出什么卓有成效的对策，这也许会让人出一身冷汗，但是荀子毕竟是正视了这个危险。
此段与前文，历史上曾经引起关于礼义是人类内在的天性还是外加的规范这样的异议。应该说，荀子所谈的共同性在这里多是动物性，但也可以认为人类性既包括了动物性又包括了文化性社会性群体性，如面一子所强调的侧隐、恭敬或辞让、是非、差恶。则偏干后天的文化性。但又不宜于把先天动物性与后天文化性完全割裂，原因在于，文化性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和谐顺畅，有利于你好我好大家过得好，反过来说，如果人不恻不恭没羞耻没是非，人的群体就会出现负面现象。这样，致力于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圣贤、君侯、上卿、大夫、士人，多数愿意把文化性的根据说成天地呈现的大美大德，同时强调个人心志与选择的重要性。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困帘，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沐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草之能知也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铋
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乐意者其是邪！
人的心情是这样的，吃，希望吃到牲畜肉品，穿衣，希望能穿上有装饰与锦绣衣装，出行呢，希望有车马，此外是多余的财产要积蓄下来成为财富，就这样（得到了又得到，积累了又积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过去了，并不知足，这也算人之常情。现今人活着，知道了去养育鸡狗猪仔，再去畜养了牛羊，仍然不敢撒开了穿丝帛，吃酒肉之席；攒下了钱财，修起了谷仓地窖（存放了财富），仍然不敢置办轿子车马，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不是顾虑长远，怕将来财力接续不上的原因吗？这样，人们就要节约花销，控制欲望，才好接续长远，这不是很好的想法吗？
而现在有些糊里糊涂活着、浅薄无知之徒，就不懂得上述道理，挥霍食粮，不虑往后，用不多久就吃上顿没下顿，日子没法过了，免不了其后挨冻受饿、拿着讨饭的家伙死在沟壑里。更不要说能不能懂得珍惜保藏先王的大道，仁义的传统，《诗》《书》《礼》《乐》的经典精髓了，这些哪里是庸夫俗子们所能理解积累保持的呢？这些才是关乎天下安危的思虑，是为全体民人的世代安宁而打算，绵延长远，蕴藏深厚，作用持久，如果不是仔细娴熟地把握住，是理解不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的。
所以说，绳子短了，无法从深泉（井）中打水，智力差得太远的，也就够不着圣人的教导。《诗》《书》《礼》《乐》的精髓，自然是庸夫俗子们所无法理解的。对这样的精神财富领会践行，有一次开了头，就能一再坚持下去，拥有了对经典的认识，也就长期拥有了精神力量，推广到各方，都能通达受用，按照经典的思路思考问题，也就能保持定力与平安，反复学习与践行经典，诸事妥善顺遂。以经典陶冶情性，就会让民人得到好处，以经典的名义鼓励人众，会使大家感到光荣，以经典的原则加深相互理解沟通，则使诸人更加和谐，以经典精神把握自身，将使自身快乐舒畅，是不是这样呢？
这一段有非常重要、非常“东方”式的积善——积德观念。做好事，说好话，行善，助人，救人，好思想、好品质、好记录，不见得立马见效，但是长久做下去，积之久远，必有奇效奇功。人们知道存钱、存物、存粮、存栏（繁殖家畜），为什么不知道更宝贵的是存下仁义道德、存下诗书礼乐的精神气质、存下好人好事、存下积德行好的记录呢？这种对于善意、德行的积存，不是比存钱存货更重要吗？
令人想起1949年前的旧北平的一些四合院，大门上用油漆书写的门联，最常见的，一副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副是“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与荀子的精神完全一致，传家继世，靠的是忠厚仁义，靠的是美德，靠的是诗书礼乐，靠的是经典文化，这也是我喜欢体味的中华文化的为政以德精神，文化立国精神，“我欲仁，斯仁至矣”（见《论语》）精神。
这是圣人之道，君子之道，治人治国治世之道。“小人”浅薄，旧中国“小人”喜欢在门联上写的是另类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然而今天看来，“小人”与君子也是互补双赢的关系，为商的生意兴隆，为农的谷粮满仓，为牧的牛羊遍野，为工的产品先进，这才是太平盛世，这才是民生无忧，这才是治国有方，这才是仁政王道。
反之，如果全国都是尧舜，都是君子，劳心于治人，都只讲积德积善，都不讲财物稼穑，那首先会饿肚子，叫作民有饥色，野有饿砰，那也是此国此地的灾难了。
还要补充一句，这段文字的逻辑还暗含着两个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更珍贵，更要下大力气的含义。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桥，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
论等级最尊贵的是天子，论财富最充盈的是占有天下的一切所有，想当天子，想当垄断性巨富，这是人同此情，人有此欲的。但是都去当天子，势所难容，都去占有天下，财富供应不起。所以尧、舜等先王制定礼义原则秩序，予以分别处理。一个是人要有贵贱的等级，年龄与资历的差别，还要分别开睿智与愚傻，能干与不能干，不同的人担任不同的职务，各得其所，然后给以不同数量与质量的俸禄报酬，这就是群体生活、合作共生的章法与原理。
这样，以仁爱待人为同一原则，让农民靠力气种田，让商贾靠精明获财，让工匠靠技巧手艺制造器具，而公侯、士大夫、贵族高官，没有谁不是靠仁厚美德与智慧能力正义仁厚来履行自身的官职责任的。这样有所区分，才能达到充分的公平。这样，有的人管理天下大事，取得较高的俸禄，并不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有的人看门守屋，打更察夜，也不会自以为贫贱吃亏。
所以人们说，有长有短，才有规范整齐，有弯有曲，然后才有平直顺利，各不相同，才是真正的一体。这就叫作“人伦关系”，《诗经》上说：“接受大事上的大法度，也接受小事上的小法度，这样就能给予小国以保护。”
荀子的这一段非常精彩，人人生来应该平等，但在智商能力心理素质方面确有差异，不可能全部一个水平。人人都希望获得最大最好的享受，但是势与物的条件不可能同样满足每个人的欲求。怎么办呢？只能承认差别，实行差别待遇乃至拉开档次付酬方略。这个方略表面上看是君王制定、长期实行，最后成了习俗，乃至是统治阶级强行推行下来的，很可能是剥削者压迫者戴在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身上的镣铐。但实际上是根据人自身的区别，唯一有道理有实行可能的报酬方略。平等不是平均，这是今天我们也承认的。荀子讲的“各得其宜”“群居和一”“至平”理念中，主要是从为政统领的角度讲公平，如今日所说的“一碗水端平”。有所不同，有所区别才能平，才能公正，才能合情合理。这是平与不平、均与不均的辩证法。这些说法颇有启迪的意义，比如说大锅饭、“共产风”……带来的是负面的后果。
但是荀子完全没有说到这样承认差别的结果，也可能是如老子所讲的“损不足以奉有余”，俗话讲的“越穷越吃亏”，占据了社会结构分配层级的优势的人，利用优势压榨弱势群体，拉大贫富贵贱的差距，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阶级斗争，造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形势。
还有，贫富、贵贱的种种差别，都是智商、能力、贡献的如实反映吗？当阶级形成以后，当统治与被统治的差别形成以后，占据优位高位的阶级阶层，以优取优，以优凌劣，以高夺低，以高压低，以强凌弱，以大吃小，以霸权欺世，这样的事情难道是鲜见的吗？
荀子只讲了不平均乃至不平等的必然性必要性，却没有讲怎样警惕与避免威迫剥削现象的恶性膨胀与社会不安社会矛盾的激化的危险，这是限于当时的条件，造成的认知上的缺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