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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写法较有特色。不苟，就是不苟且，不为零七八碎、稀奇古怪、天花乱坠、巧言令色的偶然、表面、浅薄、花哨的事物说法所迷惑；不投机、不凑热闹、不碰运气、不装腔作势，严守、坚持礼义正道。扶正法邪，眼里盯着的是正；拨乱反治，心里想着的是治。照亮世界与人生，靠的是天日昭昭，清洁世道人心，而不是沉浸在与夸张于邪恶、混乱、黑暗与龌龊中，这个说法极不寻常。它还强调了类别的重要性，认为分类是成为君子的开端，荀子的分类说，约等于如今说的定性说，做事待人，关键在于弄清性质，性质决定类别，类就是性，弄清性质是做好一切的前提，这是非常中国的思路。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苗难，说不贵苗察。名不贵苗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惟其时矣。”此之谓也。
君子不会只因为做了随便什么难做的事，而珍重某项行事；不会只因为说了随便什么人之未见的见解，而珍贵某个见解；不会只因为能够广为传播，而珍重某种名声。只有正当适宜的东西才是珍贵的。抱起石头跳河自杀，不容易做到，但商代的电徒狄这样做了；君子并不因此而赞扬他，因为他的自杀并不符合礼法与义理的大原则。什么山与深渊一样平啊；天与地是相连而不是分开的啊；齐国能够联结上遥远的秦国啊；大山有耳听得见声音，有口发得出回音；老妇也会长胡须；鸡蛋也长着毛啊，这种说法说起来很难站得住，但是惠施、邓析都善干发表这样的言论，然而讲得再好君子也不会佩服，因为它们是一些怪论，不符合礼法与义理。盗跖贪婪凶恶，名声如日月之普及，名声与虞舜、夏禹一样方方面面长长远远，然而君子不可能珍视江洋大盗的名声，那不是符合礼法与义理的名声。
所以说，君子的评价，事迹不是只论难度，说话不是只论新奇，名声不是只论大小，而只有正当恰当才值得珍贵。《诗经·小雅·鱼丽》有句“此种现象有是有的，但还要看它是否合乎时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荀子讲的有预见性。他的含义是什么事什么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性与价值体现。行事之难易，立言之巧拙与深浅，名声之大小与延续，固然能够给人以一般层面的深刻印象，但是如果行事难而不善，见解卓越而不切实际，名声巨大而无益于家国民众，就只能说是方向错了，价值混乱，不值一顾。
当今世界，有所谓靠传播造名人造明星的选秀之类的闹哄，还有明星间咬出来的丑闻段子，荀子早准备好了，在这儿等着你们这些名不符实的家伙丢人现眼呢。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人容易了解与结交，随和，但是不可对其无礼无格儿，瞎来；容易有所畏惧，但是不可对之胁迫威吓；可以让他们对灾难有所惧怕，但是他们不会回避为义理原则而付出生命；可以与他们亲近，但是不可能与他们搞成团团伙伙；他们可以有极好的言谈与说服力，但是拒绝卖弄辞令。他们开朗大方，然而与世上的俗人显然不同。
说得太好了，君子坦荡荡，随和，有所畏惧，不难亲近，但是有原则，有底线，不庸俗，不怯懦，不低级，不丢脸。君子就是比小人高出一大块，小人们羡慕嫉妒恨，活活急死，硬是够不着。
君子有君子的格调，有君子的高尚，有君子的宏大；这样，嘀嘀咕咕、嘟嘟囔囔、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的小人们永远无法理解君子的人格，他们最多见识到君子的干练纯熟精到与好运罢了。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缚
细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忌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能干，情况会很好；君子没有某种能力，也是正常的。小人能干了会出丑；不能干了，干不成了，还是要出丑。君子能干了，他仍然待人谦恭，平易正派，开导他人；而遇到自己有所不能的时候，君子恭敬谦虚谨慎，向当事人表示不安。小人显出点能干来了，立刻牛皮冲天，哪儿也装不下了；无能为力了，就会嫉妒怨恨破坏攻击他人。所以君子能干，大家以向他学习为荣，君子遇到不会干的事情了，大家也乐于告诉他该怎么做；小人有两手，大家觉着跟上去学是丢自己的人，小人犯了难，别人顾虑指点他反而会使得自己丢份儿。这是君子与小人大大有别之处。
比较起来，君子稳定，有准头；小人轻佻，忽冷忽热，忽高忽低，赢不起也输不起。从境遇上说，君子与小人有共同或相似处，有他们显露本事的事由、地方与机遇，也有让他们为难的事由、地方与时机。而不论境遇顺逆，事功成败，君子都沉得住气，都有自己的定力与形象，而小人却总是有出不完的洋相。
小人显露了自己的无知无能的时候，为什么他人羞于教导他们，荀子没有细说，个中滋味值得揣摩；一种可能，小人嘛，你给予指点帮助，他反而视为丢他的面子，对你不是感恩而是记仇。还有一种可能是小人公众形象太差，你与他搞到一起去，只会丢你自己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小人嘛，最不愿意承认别人对他有恩有助有德，小人的特点是吃谁的饭砸谁的锅，是专咬东郭先生的狼性，是坚定的恩将仇报。这种故事我是亲有体会。可能，还有别的因素。
但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思考，小人云云，可能毛病多、讨人嫌，而尚非巨恶，而且君子助人也好，有能力也好，不是为了自己赚一把，君子可以帮助君子，君子更要舍得帮助小人；见到溺于水困于火中的人就要救援，不用先查核该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假设一个君子一生中关键性地帮助过六个小人，很可能其中有两三个后来脾性有某些改善，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三十三的成功率，也算行了好事。谁也不能把世界划成两半，君子一个群体，小人一个群体。再说，小人恩将仇报了，不能由帮助过他的君子负责，小人丑态恶行，自有其因果报应。如果是真君子，不会动辄防备待救援者是中山狼，君子应该是宁做东郭先生，不做中山狼，也绝对不认为世界上的中山狼代表正常人士。
荀子中的这一段，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特别是如见小人之丑态窘态失态，富有文学性。《论语》里的君子小人之辨，讲得简练清明；孟子讲的君子小人的喻于义与喻于利之辨，讲得正气凛然；荀子讲的，则活生生有幽默感，我的说法是幽默感常常表现的是智力的优越感，在荀子这里则还有人格的优越感与对小人的悲悯感。
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判，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也。
君子宽厚而不怠慢，廉正而不伤人，善于言谈，但是不喜争论，看问题敏锐但不偏激，刚直但不盛气凌人，坚强但不暴躁，温良随和但不随波逐流，自己恭敬谨慎同时从容不迫。这样，就算是修养到家了。《诗经·大雅·抑》上有句：“温温和和，恭敬他人，这才是德行的基本。”
内容符合孔子所讲的温良恭俭让，但加了辩证法与底线。宽容应该，但是不能简慢；清廉必须，但是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轻易伤害他人；会讲道理很好，但是不必喜争多辩，不能耽于唇枪舌剑，空话连篇；明察秋毫也行，不可神经兮兮，夸张失实；堂堂正正也罢，不可过分强势；坚强勇敢也不等于火爆霹雳；温良恭俭让是应该的，但不可丧失独立的判断与选择，任人裹胁；小心翼翼，好，但是不可紧张匆迫。这个思路是有益的。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推崇他人的德行，弘扬他人的美好，并不是谄媚拍马；正义直言，指出他人的过错，也不是毁谤挑剔；谈到自己的大美，可比拟舜、禹，可参配天地，不是夸张过度；根据时机有所调整屈伸，像蒲苇一样柔韧，不是由于恐惧怯懦；而刚强勇猛坚持到底，遇事伸展大气，也并不是骄傲暴烈。这样做的目的都是根据义理原则，妥善应对形势，懂得什么时候要曲柔，什么时候要刚直。《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上讲；“天意决定靠左走靠左走，君子走得适应适宜适度；天意决定靠右走靠右走，君子照样有自己的把握与尺度。”说的就是根据义理原则，有所调整屈伸，因应变化，无不得宜。
君子并不古板，该夸奖时不吝美言，该指斥时敢于指斥，不需要说什么话都先拟稿。君子绝不僵硬，随时调整自身、因应事物与形势而有所变化。可以赞扬，也可以有所指摘，一切都是以义理、以符合不符合原则即大义为标准。君子也有相对比较张扬与比较收缩时刻的区分，君子也有极其自信与强势与更注意谦恭时刻的区分，君子也有温馨随和与刚强猛毅状态的区分。最妙的是，君子也有需要左一点或右一点的对于时机条件的区分，太有趣了。当然，荀子时代的“左”与“右”是指运势、时机与义理上的变化，而不是近二百余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君子必须有应变的能力，有应变的自觉。
左右逢源之说，源远流长。孟子当初讲“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意为学问大了就能左右逢源，可惜被后人误解成了两面通吃的意思。《诗经》当年讲“左右皆宜”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左、右二字到后世向“左”倾右倾含义的发展与转化，但此语之精彩，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令人喜乐地地蹦。
网络上更多的对于“左之”“右之”的疏解是君王左右都有能人参谋。但阅读此段，整体理解似应是谈“因应屈伸”，如果只是讲听左右的意见建议，说得内涵小多了，能听意见，其实也可以包括在因应屈伸之中。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泽而倾；知则攫盗而渐。禺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低。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鞠，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儡。
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与小人是正好相反的。从君子心志之大、格局之大的角度看，君子的思考方向在于尊崇而且把握天道。从君子心志之精微与格局之微的角度来看，注意力在于敬畏义理而节制。君子智商高的方面在于明白通顺而且善于综合归纳推导。君子天真而愚朴的方面是，正派、诚恳、规矩守法。君子得到信赖重用，恭敬而不妄动；被忽略了呢，仍然保持自己的端庄厚重。高兴了，和善讲礼（理）；忧愁了，沉静合礼（理）。处于顺境，要文雅明白；处于逆境，要简单周到。
小人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心气大，就会傲慢暴躁；心气小，就会邪恶坑害。小人聪明了盗窃欺诈，贪得无厌；傻了呢，恶毒使坏，唯恐不乱。小人得志，急急忙忙，烧得洋相百出；小人而得不到机会，一肚子怨怼，包藏祸心。小人高兴了，轻浮嘚瑟，哪儿都容不下他；小人发愁了，惊惶失措，自馁自怜。小人处于顺境，自以为是，偏执狭隘；小人处于逆境，自暴自弃，卑贱丢份儿。
古书有云：“君子处于两种不同的情况，无论是大小知愚用弃喜忧顺逆，都是前途光明远大的，而小人同样处于两种不同的情况，都是垃圾。”
孔子讲君子与小人之别，令人惊叹其精准透辟，荀子讲君子小人之别，也令人叹服其逼真，尤其是说到小人的“兑（锐）而倨”，“怨而险”；“喜则轻而戮（儇）”，“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隰（卑下）”，如见小人的嘴脸，如见小人的表演，如闻到了小人的气息。荀子善于勾画君子与小人的举止、形色、容貌、形象，入微细致，拍案叫绝：“小人，我瞅着你怎么那么面熟呢！”
这一段，有些古字相当生僻，读起来费点劲；但一联系实际，一激活记忆与经验，不禁豁然开朗，如观活剧，各种品相，呼之欲出，不呼也活灵活现了。
读这一段，还有一个启发，君子与小人主要是道德品质所决定的，君子中也有心大志大的，也有心小志小的，有智的，有愚的，有顺境的，有逆境的，有见用的，有见弃的，有高兴的，有发愁的，其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即使个人的主观条件与客观境遇相当不同，君子有君子的风度，小人有小人的洋相，君子有君子的文明教养，小人有小人的不成样子。中华文化重视的是自家的品德，诚于中而形于外，内功过硬，怎么弄怎么对，自己没出息，没格调，怎么弄怎么丢人。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要治理安排的是秩序与礼义，不是混乱。什么意思呢？君子讲的是礼法与原则，做的是治理秩序与礼义而不是去治理失去礼义的混乱。那么，如果国家发生了混乱，就无法治理了吗？不是的，治理国家的混乱不是就乱治乱，而是去掉乱来治乱。就像人有了污垢恶行，需要清洁洗涤，不是顺着肮脏修好肮脏，而是去除肮脏修好其人。总之，“治理”一词，就是要带来秩序礼义，带来清洁美好，而不是折腾出各种混乱与肮脏来。
值得深思。这一段文字上有些拗口，想起来道理很深：中心含意是，你要治理混乱、乱世、乱象，治理各种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你光知道如何对付混乱的形形色色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你必须摆脱与跳出乱世的乖张与混乱，要看你有没有足够的礼义与秩序的资源、品德、教养、学识、经验、追求，要看你能不能摆脱混乱污浊，还是陷于混乱污浊。你切不可以伪对伪，以狠胜狠，以暴易暴，以恶锄恶，以乱平乱。以低级手法对付低级现象是做不到治理的，弄不好会治完老乱再出新乱，治完原有的无政府状态再出现你的简单粗暴所造成的新无政府状态。治乱就是抛弃乱，消灭乱，重打鼓，另开张，另起炉灶，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你想让肮脏人污秽人变干净，那么仅仅指斥肮脏人的肮脏是不够的，你本身必须具有足够的健康、清洁、抗菌性、免疫力、卫生知识、卫生习惯、卫生设备与卫生维护经验。这可以说是社会治理需要敢于去动大手术，也可以说重在建设，重在文化立国，重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乱治乱，就污修污上；不能仅仅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能像法家那样只知道紧握着权抓权，死盯着势造势。
所以说，荀子学说虽然与孔孟侧重有所不同，仍然是儒学大家。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瞧瞧，受人之域拭者哉！
君子一身清洁干净，那么同样注重清洁干净的人就会与他会合；君子说的话公正仁义，那么追求公正仁义的人也就会因之响应。马嘶会引起马的回应，牛吼会引起牛的反响，这并不是一种智能，而是一种自然趋势。一个人刚刚洗过澡就会抖一抖衣服，刚刚洗完头就会弹一弹帽子（清洁一下衣帽），这都算是人之常情。哪个人能够愿意以白白净净的自身，来结交黑黢默脏乎乎的他人呢？
人要保持一定的规格，一定的格调，有所不为，有所不与，有所远离，有所不受；然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不同格调的群体。即使你没有有意识地去笼络、组成自己的圈子，这样的圈子也会自然形成。清廉、正直、洁净，内心、外表、衣装与举止，都要有格调，都要有所把持与维护、坚守，有所追求，有所不为，有所拒绝，有所躲避。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
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
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培育滋养自己的心灵，没有比保持诚挚更重要的了，诚恳到位，其他的事都好办了。一准需要守持的是仁爱的内心，一准需要遵从的是行为的义理原则。诚是地守持了仁一爱。就会有仁一爱的表现与外化有了表现外化仁爱之形，就有了仁爱的神力神功神灵；能仁爱通神了，就能化育、教化天下。诚恳地奉行道义，办事就有条理，有条理就明白易晓，明白易晓就能让人改变。改变与教化交相而起，这就是天德。天没有说什么，但是人人推崇天的崇高；地没有说什么，但是人人都称道地的厚重；四时四季没有说什么，但是百姓都预期着季节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是靠得住的常态化，这就是天地四时的诚挚可信。
君子最到位的功德在于，他们不说什么而让天下明理，不必设计施恩而自然亲和，未曾发怒但自有威严。这样就是符合了天命而专一于仁政。追求遵行天之善道的君王，如果做不到诚挚诚恳诚信，就做不到专心致志，做不到专心致志的人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表现，没有好的表现，虽然心里想了、脸上有了好的表情了、嘴里说了各种好话了，老百姓仍然未必信服追随，即使追随了，仍然会时有疑惑与不信任感。
天地够伟大的了，不诚恳就化育不了万物。圣人够智慧的了，不诚恳就教化不了民人。父子够亲密的了，不诚恳就会彼此生疏。君王够尊贵的了，不诚悬也就显得卑微。诚素，是君子需要守护的核心，是为政（行政、执政）的根本所在，能够坚持诚挚，就能够把讲求诚信的同一类人都吸引过来。把握住对诚挚的践行，就会获得诚信的善果；舍弃了对诚挚的坚守，也就失去了诚挚的公信。能把持，能践行，办事就顺利，做事就专心致志，也就能功成事就。功成事就，人可以做到慎独，才能也就发挥出来了、经过长期的向善的变化而没有返回原有的蒙昧，那么就被教化成功了。
这里，荀子对于仁政、王道的解释与孔孟有所不同。孔子讲的是，“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强调的是想成为有德的王者，并不困难，如“为长者折枝”，关键在于君王的一念。但是荀子承认还需要面对某些中间或过渡状态，即使有了仁义之心之行了，却诚垫不够，诚恳不够，诚信不够，专心致志不够，公信力不够，才能发挥不够，等等，那就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所谓专心致志，问题在于各种背离仁义天道的思想动机会有所干扰破坏。君王公卿未尝不愿意行天道、守仁义、立诚信、神则能化，但是现实世界并非一触仁义，就乖乖向仁义就范，君王公卿又怎么能独一无二地坚守仁义大道呢？二、三、四不仁不义的诱惑多了去啦。
把天地四时树立为诚的标兵，倒也有趣。把人们应该有的品德、教养、文化全部分析成为先验的天地境界、天地品质、天地美德，而天地既是自然、是人世、是唯物论的存在，又是超自然、超人世、概念神、一切大概念的根本，是空间与时间的终极，是概念中的趋向上帝，是主观囊括客观的唯心。老子的逻辑如此，孟子的性善论如此，孔子的“譬如北辰”如此，荀子的性恶论也是如此。
中华传统文化追求一种惊人的整合能力，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神形合一，知行合一，一直到道家的生死合一。让我们慢慢咀嚼吧。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干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君子地位尊贵，志向恭谨，心气低调，道术宏伟；耳听目看的虽然贴近，知晓与见识到的却很远大。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与推论的方术。
这个方术的关键在于，千万个人的心情，应该当作一个人的心情来把握。天地开始时的状态，可以从今天的状态来追溯。百代君王的治平之道，可以从此后的几代君王的状况来分析。
君子掌握与评析百代君王之道，从后世的君王说起。评论起后代君王之道，就像面对百代君王，端庄郑重，从容议论。
推崇礼义的尊贵，分别是非的界线，囊括天下的要务，治理海内的人众，就像管理一个人一样。所以说，做法越是简单明了，成事就越是广阔宏大。有一个五寸宽的矩尺，可以囊括天下的方形矩形。君子不用出殿堂就知道海内所有事，这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术的缘故。
孔子讲“举一反三”，老子讲“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荀子讲简约化，从小到大，从多到一再从一到多，从今到昔，从室堂之中到四海之内。他们都有一种理念主义，有一种一巧胜百拙的追求，有一种一字一言一个概念包治天下百病的幻想。这可能与他们的为帝王师的追求有关，帝王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是简约迅捷的速效法门。
大意是可取的；帝王君王，整个古代中国的权力系统，哪个不是面对千变万化、四面八方、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政事民事国事军事……但他们不能惑，不能杂，不能急，不能自乱阵脚，不能陷于被动搪塞纠缠不清，必须以易制难，以简对繁，以有序对无序，以明快对模模糊糊。
当然，这样说是对的，这样做起来，学问经验，自信定力，创造性想象力，乃至气运机遇，要讲究的东西还多了去呢。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常；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有全面通达之士，有公正无私之士，有正直纯真之士，有诚恳老实之士，有实为小人者。对上能尊崇君王，对下能爱护民人，外界有什么情况能够予以回应，发生什么事件了能够明辨，这就是全面通达之士了。不与下边的人串通蒙蔽上级，不迎合上级收拾伤害下级，遇到分歧，不会因为私利去混淆是非，这就算是公正无私之士了。自己有什么长处，君王不知道，也不会因之违背君王；有什么短处，君王不知道，也不会去讨巧求赏；优胜缺憾都不掩饰，诸事真情流露，这是正直纯真之士了。平常的说话，力求可靠可信，平常的行动，力求小心谨慎，不敢随大流，也不敢自以为是，这就能算是诚恳老实之士了。而说话靠不住，做事没原则，只知道私利，一点什么事就能影响他改变他，这样的人就是小人了。
公正产生明晰，偏颇产生昏暗，端直造成通达，欺诈虚伪造成障碍，诚信必有神助必生神功神力，夸张怪诞则令人困惑。这六点，君子都要认真对待，而这六点也正是夏禹（圣人）与夏桀（暴君）的区别所在。
坚持为政以德，以德取士的路子。先是讲通、公、直、悫四种或四方面的美德是士的理想标准，而私利为先，轻慢为性，言行都是机会主义，靠不住，这些是小人的特点。倒也合情合理。尤其是时事多端、情况多变的时刻，做一个靠得住的士，谈何容易。
后来又从三大项六方面来说，公与偏，端悫与诈伪，诚信与夸诞，强调的是公心不私，厚朴端庄，诚信准确。从另一方面来说，强调想象力创造力机变能力似乎少了一些。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你想要什么，不想要而且讨厌什么，在这样的选择上，应该是：想要什么，就要考虑它有什么可厌恶的方面，见到它的有利方面了，还要思考它是不是有什么有害方面，要能够兼顾它的正反利害两方面。要深思熟虑，然后才能认清它的可爱与可憎、有利与有害而做出正确的取舍选择。能做到这样，就能正确选择，不陷失误。
人们常有的失误是偏颇片面，考虑到可爱方面了，却忽略了可憎方面，看到有利方面了，却忽略了有害方面。这样，一行动就陷入失误，一作为就反遭其辱，这就是偏颇片面的恶果。
这是对“三思而后行”的极关键、极实用的解释。越是好事，越要多加思考，慎重行事，不要脑门一热就决策。反过来说，有时碰到不快不顺，自己也要面对世界发出的逆耳之言与外界送上的苦口之药，要虚怀若谷，日求长进，这一点荀子没说。
按，三思而行出自《论语》，说的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三是多的意思，而且孔子认为不必三思，再思二思也就行了，孔子什么事都主张适可而止，两次能办好的事不一定闹成三回。
但是成语流传下来的是三思而后行，在季文子的三思与孔子的再思之间，受众宁愿意选择前者而不是孔圣人，这也有趣。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腌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鳝
不如盗也。
常人所憎恶的，我也会跟随着有所憎恶。如果见到富贵之人就傲视轻慢，见到贫贱者就曲求亲柔（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这反而不是常人情理，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资取名誉的做法。所以说，偷资名誉，还不如干脆偷盗东西货物。田仲离开富有的哥哥秀清高，史鳞搞尸谏让儿子不要在他死后将遗体置入棺材，做这种违背情理之事求名，不如去做强盗。
这里的人、仁人，或作贤人解，窃以为还是作常人解更能与谈田仲、史鳝
的表述连贯与一致。
人应该正常，合乎情理，忽然某人不讲情理，怪怪的不凡起来，荀子不相信。荀况不相信过分的特立独行，也令人莞尔，并且联想起一些比较矫情的大师。
但是反过来说，能做到田仲、史鳝
那个样子，也不易啊，二人在一个鄙俗的世界上拼命追求清高，有一定的意义，而且是付出了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