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看重荀子

荀子曾经与孟子齐名。前者主张性恶，后者主张性善。当然，孟子衔居“亚圣”，荀子在后世的影响比不上人家，这与时间的先后次序有关，也与性恶说在中国不占上风有关。传统文化是注重感情的文化，说人生而性恶，民人士人感情上都不好通过。

但荀子的重点不是骇人听闻、痛心疾首地揭露、拷问与哀叹人间的恶人恶行恶性恶情，像某些作家如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诸恶时那样。荀子的调子是人类生而难免有欲有私有争有恶，惜哉痛哉怜哉。荀子的性恶论带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特色。他的性恶说，重点不是控诉、审判、斥责人间世与人类的低劣本性，而是强调礼义教化的不可或缺，圣王教化与管理的不可或缺。他强调的是：仁义道德有赖于后天人文文化、圣贤文化、规范秩序培养，严刑峻法惩戒，还有天子与诸侯的既仁爱又强势的治理，然后才能抑恶扬善，化恶为仁，在内圣外王的圣王带领下，构建天下归仁的太平与福祉。

他的性恶论易于与韩非子等的法家论述接轨，但荀子儒法兼收，儒学为主，在认同法、刑重要意义的同时，尤其强调仁心仁德、为政以德、教化至上、圣贤——-精神导师至上，强调礼制法制的严格规范性；同时，对于老人、残疾人、边远之人等也有各种变通通融折扣的柔性思路。在某种意义上，荀子的性恶论有他的先进与务实处，与孔孟相比较，荀子接地气多一些，高大浪漫的调门降了一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子含义丰富地引用并称颂《诗经》上的这两句诗，联通了孟子“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的名言，表现了他对于治理的立体性、多面性与可调整性的认知。尽管后世对这些说法有不无呆板与平庸自囿、直至与原义相悖的解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个真正追求经世致用，并能联系治国平天下实际的大儒，与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截然不同。前者能坚持义理原则，也能具体地分析具体情状。而后者，只能把活学问把智慧的能动性搞成较劲的、缩手缩脚的死定义。

以礼经国，以乐辅礼、助礼、饰礼，以圣贤制礼乐，以德为政，以仁厚服人取天下，以严刑峻法保持威慑，以战车军备御敌，以圣贤伟土人才自强，这是荀子之道的全面性、复合性与整体性。荀子最好的理想是备暴力强迫手段而不用，以软实力赢取民心——以王道得天下。这实在是极有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

仁心在内，礼制在外，有阶级尊卑的秩序规则，有文质彬彬的言语举止，有对于犯上作乱的警惕禁忌惩戒，有兢兢业业的自我约束，有正心诚意慎独的自我自律修养，有以礼为先为美的舆论共识，有是非荣辱之心，存是去非，求荣知耻，乃有规格、格调、正理、章法：生老病死、和战吉凶、朝廷内外、生杀予夺、民生百事、社会分工、资源分定、祭奠庄严、宗教神祇，都有礼乐、引领、规则、章法、节奏全覆盖，社会自然高雅太平，举止文明，各安其位，无乱无争，无邪少恶。

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指出：“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这样的论述，既尊重人们的感受与习俗，又强调了礼的文化意义，而与愚昧迷信拉开了距离，其立论之清醒与实事求是，至今难出其右。

荀子相当平静地指出了欲与恶的存在，既保持了敬天的基因，又面对了天与人的区分与实际距离，提出与其与天较劲，不如致力于人事的纲领。同时荀子在中国传统文化论述中罕见地肯定了人欲的不可能去除、不必上火针砭、不需深恶痛绝。生而有欲乃至多欲，是正常的，是无法消灭的，不应该向人众提出压制或消灭欲望的口号。问题不在于有欲无欲，而在于你的欲导引了你的什么行为，有欲则可，因欲而行为不端、无礼、违法则断然不允。以礼义规范欲，乃是文明；而以为可以以礼义消灭欲，则是狂悖呓语。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戒欲防欲制欲主流中，荀子为欲有所辩护通融，也是一家之言而振聋发聩。

孟子的性善论则给儒家思想披上了美好理想，成为人间乐园、美德治平、天生孝悌的幸福长衫。天性即是人性，天心即是人心，天性善，这是儒家天人合一主张的重点。而老子的天地不仁的说法，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待天地、自然、世界的自作多情——酸的馒头（sentimental）。

荀子尤其强调礼，强调礼的文化性、规范性、治理性、祛恶性、和平性，同时强调礼的前提是义——道义与原则。道义与原则践行在外，诚于中而形于外，暖和于中而严正于外，乃构成为礼——彬彬有礼、谦谦君子、以文化人、永不生乱。

一方面荀子介绍古礼，细致生动具体有趣，入情入理，可亲可爱；一方面，荀子又借孔子之口讲论：比起戴什么样的帽子的礼数来说，权力系统的人——天子、诸侯、公卿，更应该关心的是仁心人心良知正道。

比起《论语》《孟子》来说，《荀子》的篇幅要大得多。他讲的许多问题比较细、比较切合实情。

荀子专门讲了君道——天子、帝王、君王之道，强调一切都要遵循效仿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同时荀子又提出了“法后王”观点：他不搞复古，不认为中华文化唯古是瞻、越古越好。他倒还没有提出厚今薄古，但颇有些厚古更厚今、活在当下的意思。他提出道义仁礼德的观念，认为这些带有终极价值意义的范畴其实是来自天地榜样垂范，来自圣人教化，是高于权势的，是决定权势被承载拥戴，抑或被颠覆毁灭之不同命运的，是具有崇高性权威性不可逆性的。他认为君王与贤良是要知天命的，是不可违背天命的，正如今日之强调不能违背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不求知天”的重大命题：不赞成将心智用在宗教式的终极形而上空泛高论或占卜式的猜测赌博上，而是认同人间正道，认识人间的可与不可、能与不能、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有所选择有所把握，有所修为，这甚至令人想起让·保罗·萨特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想起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而荀子关心的首要，不在于萨特式知识分子的选择，而是君王权力系统的选择。荀子认为、坚持礼义与礼制，在不同的等级层次上践行守护仁德，搞清名分，确定万民万事（日理）万机的统类——性质，也就是孔子强调的正名，是治国理政的首要。

王者不仅合乎天道儒道，荀子还讲王制，即王者的治理法度。他说：“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

意谓：“对于说话、主张、做事时，耍手段、钻空子、不安分、偷奸使坏之人，要给予安置，加强教育，适当等待，有所鼓励引领，有所惩罚警示。能够接受安置的就让他们安定下来，不能接受安置的只好予以舍弃。

“对于几种残疾人，君王要收养他们，使用他们的才具，救济他们的衣食，全面覆盖，不能遗漏。

“而对于颠覆社会秩序的人，只能坚决处死，不能赦免。这样做，叫作合于天道天德。这是王者的施政方略。”

这已经突破了儒学的“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范畴和礼教，讲到一些精明强悍的用权手段计谋了。虽然在其他地方，荀子多次反对治国理政的计谋化。

荀子讲正名，强调桀纣之类的独夫民贼、无道昏君，根本不能算君王，而伊尹、周公等的临时行使君王权柄，也绝非悖逆。荀子的治理思想，包含着对非治、悖逆形势的承认、解释与对策。

荀子强调：法者，治之端（根据）；君子，法之原。就是说要以人治保证法治。他说：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就是说，礼义第一，用人第二，炙手可热的权势只能叨陪第三。他的人治高于法治论现在看来也许不怎么对，但这些说法仍然惟妙惟肖，来自古代后代本土实践，令人觉得荀子实有朝廷官场政治生活经验，细腻翔实。他描写的政治生活现象可闻可见可触可以务实评析，绝非凌空蹈虚之论。他没有孟子那样高调，但是比孟子扎实。

操作起来，他认为天子、诸侯君王们的主要职责任务是用贤人、清奸佞、赏罚分明、绳墨公平。荀子甚至强调说天子君王是正道驱动者、布局者、指挥者与裁判者，而做事处理日常政务主要是靠你用的“相”，以及贤良臣子。荀子认为，有好人好用，天子诸侯可以劳逸适度，可以更多地享受生活，可以更主动地评价监督调配，高高在上，主动在己，进退咸宜；当然，这只能是一个角度。历史上的“明君”，更多是将决策与用人结合起来的。用毛主席的说法，是“出主意、用干部”，而邓小平的说法是：“抓头头，抓方针。”

荀子讲臣，把臣子分为几种，一曰态臣，靠表态作态取宠信者是也；二曰篡臣，做官而扩张权势、穷奢极欲乃至架空君王者也；三曰功臣，取得信任，办实事者也；四曰圣臣，忠诚于君王，忠诚于正道，有所完善，有所谏争，不但出色完成了君命，而且树立了典范、优化了形象，改善各方对于权力系统的舆论观感。不用多说，这样的区分，相当地道！荀子注意区分谄（媚）、忠（诚）、篡（夺）、国贼这四种为臣之道，荀子提出了谏、争、辅、拂这四种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并提出了从道不从君的说法。他高度评价了本土传统政治学对于谏争的讲究。

荀子对于君子小人的说法也极高妙。说小人为什么常戚戚呢？“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此说令人如见其人其事，忍俊不禁。

在论述到诸侯国势的强弱的时候，荀子更强调的是软实力，是君王仁心，是民心向背，是君王的人格修养、道德形象、以文化人之力量。

书中还有乐论，被今人称之为“礼乐同构论”。荀子谈音乐的专门知识很少，强调的是重大礼仪上的音乐使人庄重，正派的音乐在培养礼敬、诚笃、恭顺、和谐的社会氛围、朝廷氛围、移风易俗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同时严厉批评了墨子的“非乐论”。

荀子猛批墨子的狭隘、过度与呆木，荀子也极度轻蔑公孙龙等人的概念与逻辑推导质疑游戏，恰恰从中可以看出，墨子的许多适宜于较低生产力水平的政策设计如薄葬、废乐，等等，与公孙龙的思维训练曾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士人对于被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局面的负面感受。就是说百家争鸣、学术昌明的另一面是哗众取宠、巧言兜售、天下大乱、莫衷一是。国家不幸可能诗家幸，也可能是学家幸；而双百方针真正做起来，却并不轻松：历史的经验就是这样的。当然，荀子在具有充沛的使命担当、坚持正道同时，似有学术思想上拘泥平面化一面。荀子极力为孔子的诛少正卯辩护，强调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种具有异己色彩的人是小人中的桀雄，荀子认为这样的可能的反对派，比刑事犯罪如盗窃更危险，必须诛杀无赦，这有点过线了。

我们可以从《荀子》中读到一些与法家乃至道家相通的思想：关于把握好赏罚、关于权力系统的治理需要与民心结合起来，还有看国家的力量不能只看地盘，更要看君王公卿受拥戴程度，等等。我们会想起老子所讲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我们也会想起韩非的“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这也说明了从孔到孟到荀，治理思想是有前进与发展的。

荀子的文字极有特色，写得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有的地方痛快淋漓，有的地方无微不至，有的地方渊博丰富，有的地方大义凛然。读起来如飨大餐，丰厚全席。

整个说来，我个人，长期缺少对于荀子的认真关注与足够重视，近四年来，我读荀思荀，发挥荀，极有兴趣，痛感需要看重，再看重，多多看重荀子。

说明

本书参考了王先谦著《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1954年）、《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16年），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中华书局2018年），也参考了网上诸多有关内容。

本书分原文、转述（不是翻译）、感悟三部分。并在各章节前附简要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