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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加速转型，社会需求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服务供给理论和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现实需要。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等的指导和助推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精简机构、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打破政府垄断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服务改革运动。与此相对应，中国也开始推动以事业单位改革为核心的社会服务改革。竞争机制被引入，市场和社会组织逐步成为社会服务供给的主体，“政府的角色从‘自行生产服务者’调整定位为‘服务的购买者’”
和合作供给者，社会服务的供给由单中心走向多中心，政府与市场、社会形成合作伙伴关系。
传统的政府集决策、执行、监督为一身，进行直接供给或举办内部机构供给的“一体化”社会服务供给模式被瓦解，变革为政府提供（制度安排、付费、监管）与社会组织和企业生产（执行具体的服务产出）职能“相分离”的社会服务供给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缓解了人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服务供需矛盾。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主要矛盾逐渐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种变化也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服务领域，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公众社会服务的需求更加倾向于多元化、个性化、特殊化，更加注重社会服务供给的可及性，提供获取的方便、快捷、精准性。社会服务需求的新转向和变化，对现有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为下一步改革创新指明方向、提供动力。
与此同时，在电子信息通信领域一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悄然展开。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发展更加迅猛，技术不断升级，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现在人类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
互联网正在深刻地变革着我们的社会结构，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使得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更加紧密地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随着互联网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推进，“互联网＋”理念应运而生。“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所有传统和服务应该被互联网改变，通过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触动和激发经济社会实体的潜在活力，为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优化整合、变革创新提供全新的网络服务平台界面。“互联网＋”不仅仅是技术平台，更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与传统的技术相比，“互联网＋”技术平台具有优化整合集成的资源配置作用，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能够将互联网创新优势及其成果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相互紧密衔接进行深度融合，促使整个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持续提升，进而形成一种以“互联网＋”技术为链接平台和实现方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
基于“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及其传统各行业的整合、优化、创新等优势，经过政府的调研总结、研究论证，国务院于2015年7月4日，制定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首次把“互联网＋”确定为国家发展行动战略，并从国家政策层面将社会服务与“互联网＋”对接起来。意见明确要求“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社会）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促进公共（社会）服务创新供给和服务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模式。”
并特别指出要运用“互联网＋”技术平台来发展便民服务新业态，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酝酿，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推动‘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促进社会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助力新动能成长。”从“以数字化转型扩大社会服务资源供给；以网络化融合实现社会服务均衡普惠；以智能化创新提高社会服务供给质量；以多元化供给激发社会服务市场活力；以协同化举措优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保障措施”
等几个方面对推进“互联网＋”社会服务提出了要求。由此，“互联网＋”与社会服务融合发展有了制度依据和行动指南，为研究如何解决社会服务供给单一化、可及性差、不精准、效率低等问题，推动社会服务“互联网＋”供给模式创新，进而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1．现实意义
第一，将有助于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服务供给体系，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更加关注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需求。现实情况表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正呈现全面多元快速增长的态势，尽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加全面、便捷、有效的社会服务，是新时期社会服务改革的内在需求。因此，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新起点，以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为改革目标，通过开展“互联网＋”社会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推动社会服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供给主体关系的优化创新，推动多元参与互补共享的普惠型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确立和发展，从根源上破解社会服务日益猛增与社会服务供给不足、效率不高、供需不匹配、可及性差等之间的矛盾，进而不断提高社会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在更高层次上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
第二，将有助于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国家及政府治理的能力水平。在当代社会，国家治理要通过社会服务去实现，加强和改善、优化和提升社会服务是加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要实现有效的公共治理，必须通过有效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这也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因此，研究探讨“互联网＋”社会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服务管理体制，探索创新社会服务供给的运行机制，充分运用和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形成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社会服务供给途径、渠道和方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这必将有助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提升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
第三，回应国家社会服务改革重大战略需求，谋划推进和落实“互联网＋”社会服务的“路径设计”。新时代，我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在制度安排上进行“顶层设计”创新思路，提前谋划落实制度安排的“路径设计”。一方面，社会服务供给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理念等需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特征、现实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优化、完善和创新。另一方面，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需要改革创新，需要与信息技术革命链接融合，探索新的符合时代和大众需求的供给方式、方法和渠道。如果缺乏对推进和落实的战略规划和路径设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服务改革创新的推进。因此，必须要深入研究“互联网＋”社会服务的结构特征、发展现状、问题不足，谋划落实对策思路，进而为我国社会服务改革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2．理论意义
第一，运用“互联网＋”视角来研究社会服务改革，提出“互联网＋”与社会服务供给改革的“契合性”。目前，对于社会服务改革的研究视角有：市场化视角、社会化视角、行政化视角、政府购买视角等。归结起来这些理论研究视角主要是，沿着社会服务供给的国家（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以及科学管理的逻辑进行传统的分析。而本课题则以信息技术革命的“互联网＋”为理论视角，通过对传统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及其模式的深入剖析，发现现有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存在的问题——政府集权管制、供需不匹配、需求者选择权缺乏、可及性不足与“互联网＋”的核心理念和内在要求——跨界融合、重塑结构、竞争选择、便民高效是“相契合”的。基于二者的这种“契合性”，探索在“互联网＋”视域下社会服务改革的理念、逻辑、结构、方式，从而丰富和拓展社会服务改革的理论体系。
第二，探索具有“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供给框架和理论。一直以来，学术界多采用“国家（行政）－市场－社会”三元分析框架来分析研究中国的社会服务改革，而信息技术变革也是社会服务改革的重要推力。因此，本课题试图将“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作为研究角度，深入分析其给现有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供给模式带来的变化，通过有关的实践（典型）研究，以点带面全面总结地方经验和部门经验，提炼出适合我国不同区域和领域的改革创新经验做法和方式模式，为“互联网＋”社会服务在我国稳健推进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进而尝试形成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行政）－市场－社会－技术（互联网＋）”四元理论分析框架，以增加理论指导现实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