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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举办的“新西南剧展”活动近两年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新西南剧展”的核心内容体现为重新排演20世纪40年代在桂林上演的经典剧目，但它并不是单纯的校园话剧活动，而是一次将文学研究与舞台实践相结合，探讨文学研究如何介入现实的有益尝试。这种尝试对于弥补当下文学研究的缺憾、拓展文学研究新的言说空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高等院校和各类研究机构，有一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他们探析作品、评点作家、挖掘内涵、提炼意义，然后形成文字，这些文字最终的归宿或是成为专著，或是成为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当我们感叹文学作品数量太多读不完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关于文学研究的文字同样铺天盖地、数量可观。我们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输入“鲁迅”，检索结果为51654条
。输入“莫言”，检索结果为8812条
。这个检索结果还不包括专著和论文集，而且这个检索的结果是一个动态变更的数据，它永远处于持续递增的发展势态中。如此巨大的数字能否说明有一大批热爱文学的人在从事文学研究，他们是带着对文学的激情与热爱写出了一大批深入灵魂的文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文学研究者从事研究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兴趣爱好，可能是出于职业需求，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下，有一大批论文和专著主要是为了完成职业性的绩效考核而产生的。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的科研绩效考核制度以及与利益相关的各种压力因素，使不少研究者无心阅读、匆匆写作、批量生产。这样产生的研究成果最直接的效益就是增加了科研绩效考核表格中的统计数字。文学是有感情、有温度、有美感的，而表格里的统计数字是冰冷、枯燥、乏味的。我们这个时代习惯于用量化的数字衡量事物的价值。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价值都不是量化的数字能够衡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数量的骤增绝不意味着文学研究的兴盛和良性发展。为提升研究成果数量而写作的研究者只是文学研究的工匠，工匠式的劳作相当于计件生产，难以产生创造性。更何况，不少研究者甚至还称不上是合格的工匠，他们的研究成果即使用工匠产品的标准来衡量，也不一定是合格的产品。这样的成果对文学研究没有好处，相反还会扰乱和伤害文学，而且数量越大，伤害越大。
不可否认，在工匠式的文学研究普遍存在、迅速递增的同时，也有一批文学研究者带着热情与真诚从事文学研究，写出了启人深思、触动灵魂、优美丰赡的文字。不管持何种观念，他们都坚持文学的独立，尊重艺术的规律。他们珍惜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缘分，并在与研究对象的相遇、相知、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彼此照亮。研究对象激发、点燃了研究者的情思，研究者的情思激活、开启了研究对象的生命与活力。这样的文学研究回到了文学本身，彰显了文学的魅力，突出了研究者的个性，并带着灵魂的深度。与工匠式的研究不同，这样的研究不是为了功利性地增加表格中的统计数字，而是为了探索和拓展文学丰富的艺术空间，它显示了研究者可贵的情怀，也坚守了文学研究的可贵品格。这样的文学研究让我们心怀敬意，心向往之。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追问，这些研究成果的接受对象是哪些人？受众面是多少？对社会文化的导向能产生怎样的影响？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多数文学研究者难免会陷入尴尬和茫然。在很多文学作品被书店上架后就如石沉大海的今天，我们还能奢望有多少人读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著作？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目前阅读文学研究论文和著作的人主要是一部分文学研究者和一批为了完成学位论文必须要梳理所谓的“研究现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文学研究成了小圈子内的活动，研究者所搭建起的学术平台就像一块块自留地，自己耕种，自己消费。那么，我们需要继续追问：我们为什么要从事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把研究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不应该把自己降低为工匠，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灵魂舞蹈，或是与现实绝缘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因此，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文学研究还缺点什么？文学研究者是否还可以进一步有所作为？
文学的世界的确能给文学爱好者带来一份自足与充实。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可以满足于流连书卷之间的低回与陶醉。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在文字之海中畅游，享受阅读与写作的快感。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批文学研究者在持续批判着文艺市场中利益最大化的弊端：高销量的书籍格调不高，高票房的电影都是视听感官的刺激，高雅的话剧燃不起观众的热情，民间艺术更是备受冷落。当研究者对广大市民的艺术口味和审美修养不以为然且忧心忡忡的时候是否想过，我们面对这种现状的反应是不是应该永远停留在旁观、批判或忧心？我们对这些现象是否也负有责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然，文学研究者的使命也并不是要像警察一样站在文学世界的十字路口维持秩序、规划方向，也没有谁有权利去给独立的文学艺术维持秩序或规划方向。但是，对现实介入的不足和在公共视野的缺席的确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缺憾。观众和读者也是需要培养的，我们可以尝试走出局限在圈内的交流，走出相对自足的文学世界，去拓展更开阔的言说空间，去介入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去影响观众和读者的审美倾向。文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在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中有所作为，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者已经在行动，他们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研究新的言说空间和介入社会现实的可能性。广西师范大学的“新西南剧展”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
广西师范大学地处山清水秀的桂林。抗战时期，由于政治、军事、交通等方面的独特条件，一大批文人学者和文化机构云集桂林，桂林成了西南边地的抗日文化中心，被誉为“桂林文化城”。从1938年武汉失守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6年时间里，桂林文化城文人学者荟萃云集，新闻出版繁荣兴盛，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化活动盛况空前。可以说，桂林文化城的6年不仅是桂林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桂林文化城研究一直是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传统科研项目。林焕平教授、刘泰隆教授、林志仪教授、苏关鑫教授、黄绍清教授、雷锐教授等在桂林文化城研究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目前，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们也投入到这一课题的研究中。与前两代学者不同的是，新一代学者在挖掘史料、解读文献以及撰写论文和专著之外，开始尝试把文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
2013年底，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牵头策划了“新西南剧展”活动。策划“新西南剧展”的灵感源于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活动“西南剧展”。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文化城举办了震惊世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来自湘、粤、赣、滇、桂五省的33个单位的1000多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这次盛会，时间长达94天，观众人数超过10万人。“西南剧展”是现代戏剧史上空前的盛举，影响远至海外。在中国抗日最艰难的时期，“西南剧展”体现的是中国戏剧工作者抗日救亡的文化担当。2014年是纪念“西南剧展”的70周年，2015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身处桂林而且从事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的人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是发表一批论文还是写一批专著？论文和专著当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显然不够。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西南剧展”就是一个陌生的词，他们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对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西南剧展”就是教科书里的一个名词或概念，它被淹没在众多的名词和概念中，被忽视也很正常；对文学研究者来说，“西南剧展”是文学史中众多的研究对象之一，可以通过对它的挖掘和研究形成一批成果。这就是曾经辉煌耀目的“西南剧展”在文学研究中面临的僵硬尴尬的现实局面。“新西南剧展”的策划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僵局。
“新西南剧展”活动将文学研究与话剧舞台实践相结合，组织文学专业的学生重温历史、研读剧本，并重新排演20世纪40年代在桂林上演的经典剧目。“新西南剧展”选择的首批剧目是田汉的《秋声赋》，欧阳予倩的《旧家》《桃花扇》和夏衍的《芳草天涯》。2014年5月16日，“新西南剧展”在广西师范大学隆重开幕，当晚成功地演出了田汉话剧《秋声赋》。紧接着《秋声赋》《桃花扇》和《旧家》三台话剧完成了在校内几个校区的巡演。6月中旬，“新西南剧展”走出校园，在70年前“西南剧展”的举办地——广西省立艺术馆演出，得到了桂林市民的喜爱和高度赞誉。6月底，“新西南剧展”走出桂林，参加新青年话剧季暨广西大学生话剧节，在南宁市锦宴剧场演出，并在广西校园戏剧节上获得19项奖励。11月，《秋声赋》剧组到上海参加中国校园戏剧节，获得优秀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组织奖。2015年1月1日、2日，话剧《桃花扇》应邀在广西黄姚古镇的古戏台上上演，受到古镇居民和各地游客的欢迎。黄姚古镇是抗战时期欧阳予倩生活和工作过的重要地点，话剧《桃花扇》的演出勾起了古镇居民对这位戏剧大师的景仰和追忆。2015年上半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新西南剧展”的主打剧目《秋声赋》拍摄成了话剧电影。10月16日，话剧电影《秋声赋》的首映仪式在桂林市鑫海国际影城举行。11月，话剧电影《秋声赋》在广西师范大学各校区以及桂林市鑫海国际影城多次上演，受到观众欢迎。“新西南剧展”在开幕前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受到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看天下》《中国艺术报》《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桂林日报》《桂林晚报》等传统媒体以及新华网、中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桂林生活网等权威网站刊登了许多“新西南剧展”的新闻和深度报道。
显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新西南剧展”突破了论文和专著的成果形式，把文学研究的精神内涵融注到话剧表演中，通过舞台实践将经典文学活化、立体化，而且得到了市民观众的喜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其影响已经超越相对独立的学术圈，成功介入到现实之中。在“新西南剧展”活动中，文学研究的过程不再是圈子内的纯理论研究或远离现实的精神探索，而是学术研究与学生、市民、媒体之间的多维互动。
“新西南剧展”活动始于文学研究，又突破了文学研究的小圈子，在文学教育、文化传承和文化导向三个层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文学教学的层面来说，课堂加舞台的创新模式能使经典文学立体化，立体化的文学不再是教科书的一个概念或一段文字描述，而是鲜活的舞台形象。学生演员从查阅背景史料，写人物小传和角色分析，到演绎、塑造舞台角色，可以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更深入地理解抗战时期文学的精神、内涵以及抗战文人的风骨与文化担当。观看话剧的学生也可以跟随剧情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普通的课堂教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新西南剧展”的总策划黄伟林教授说：“话剧演出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一种很好的延伸方式，我们想把话剧作为突破口，做些教学方面的改革创新。”
从文化传承的层面来说，话剧展演能更有效地传播和推广优秀的历史文化。与看一篇论文、读一本专著或听一堂课相比，普通市民更愿意接受看一场立体化的舞台表演。而且“新西南剧展”在剧目选择上有意突出了桂林题材，因为这会让观众产生亲切感。“新西南剧展”的主打剧目《秋声赋》就是一部桂林之作。这部话剧鲜活地再现了桂林文化城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和市井生活。第一幕的背景是漓江边徐子羽家，美丽的象鼻山推窗可见，漓江船夫的歌声随时入耳。第二幕的背景是环湖路某旅馆，抗战时期桂林的市井生活依稀可见。第三幕的背景是七星岩，警报之后，市民散去，文人谈论时局与战况。这是当时旅居桂林的文人经历的典型生活场景。第四幕的背景是长沙，但三个女人在谈着桂林，想着桂林，渴望回桂林。第五幕的背景是漓江边徐子羽家，黄叶飘落、竹影横窗，桂林的秋意更浓了。这样的构思和安排显然能吸引桂林的观众并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不少观众在观看《秋声赋》后了解了桂林的抗战文化，了解了“西南剧展”。《秋声赋》在广西省立艺术馆的演出结束时，亲历过抗战的老人——87岁的朱袭文先生在剧场里拿着自己与欧阳予倩的女儿欧阳镜如的合影诉说那段历史，诉说当年《秋声赋》在桂林演出的盛况，还激动地唱起了《秋声赋》的插曲《落叶之歌》，这真情流露的一幕不仅让学生演员感动，也让不少市民观众感动。“新西南剧展”把文学研究成果以话剧展演的形式搬上舞台，让它进入公众的视野，让它成为普通市民可以观赏的视觉盛宴，这对于抗战文化的普及、推广和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有人指出，在“新西南剧展”活动中，不同年龄层次的演员、策划者和观众共同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化的传承：“从出生于20年代的老先生，到60年代的黄伟林，再到90年代的大学生演员们，直到00后的小演员，很多人曾经以为“西南剧展”在1944年5月19日已经永久落幕，其实在这些不同年代的人当中，当年的桂林文化风骨未断，如今借助传承的力量又再重生。”
从文化导向的层面来说，“新西南剧展”对提升学生和市民观众的审美品位有积极的作用。大学应该具有高品质的精神文化，在我国，话剧这种高雅的艺术形式从产生到传播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在不少年轻的大学生沉迷于网络和各种偶像剧的今天，提倡和推广校园戏剧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与此同时，在普通市民中推广话剧虽然艰难，但也意义重大。在炮火连天的抗战年代，桂林文化城话剧活动繁荣兴盛，“西南剧展”轰动世界。而今天，很多市民甚至不知何为话剧。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不少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应运而生。但其中不少作品与其说是在纪念抗战、传承抗战文化精神，不如说是在消费、娱乐抗战。作为文学研究者，在批判各类抗战神剧品味低下、指责观众审美情趣不高的时候应该有怎样的文化担当和学术自觉？“新西南剧展”重排抗战经典剧目并向市民观众推广显然是值得肯定的。广西戏剧家协会主席常剑均认为，“新西南剧展”发扬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怀和文化担当，推广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是极其可贵的：7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戏剧，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怀与文化担当。在戏剧美被严重忽略的今天，我感到广西师大师生的努力尤其可贵。
“新西南剧展”是文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成功案例，它充分说明文学研究可以介入现实并有所作为。文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将促进文化与艺术的融合，使文化和艺术回归到健康的生态。著名学者朱栋霖在跟记者谈起文学研究者介入评弹改编的问题时，特别强调艺术与文化分离的可悲：“当下中国的艺术与文化已然分离，你只要看一看国内艺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就明白在那里学艺术的可以不必学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与美学。这就是当今无法造就杰出人才、艺术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艺术没有文化的底蕴，这样的艺术只是脱水的荷花。”
朱栋霖为当下中国的艺术与文化的分离感到悲哀，为艺术因缺少文化而成为脱水的荷花感到悲哀。作为文学研究者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推进艺术的健康发展，应该努力把自己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公众视野，尝试以自己的文学研究介入现实，为脱水的荷花注入源头活水。
（刘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