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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新史学颠覆了中国千余年的史学思想，对那个时代的很多学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现在没有发现滕固和梁启超直接交往的确凿资料，但滕固在《中国美术小史》“弁言”称“曩年得梁任公先生之教示，欲稍事中国美术史之研究。梁先生曰：治兹业最艰窘者，在资料之缺乏；以现有资料最多能推论沿革立为假说极矣。”
由滕固这段自述可以知道，他与梁启超是有过直接交流的。这次前辈的“教示”决定了滕固美术史事业的重心——收集资料、重视资料。
梁启超在学术研究上主张打破传统束缚，“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用新方法和新思维来阐发国学，注重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提出史家、史料和研究方法的三位一体，并主张把中国的辨伪、考据等治学方法与西方的归纳、演绎法相结合，尤其注重研究方法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很多著作具有开创性。
滕固美术史的进化史观，就受到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和启发，他不仅运用风格学理论来治中国美术史，将
艺术作家本位的历史（Kunstlergeschichte）演变而为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Kunstgeschichte），……
即强调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风格发展演变规律，而不大关注艺术家本人的作用。沃尔夫林的《美术史原理》被认为是一部“无名美术史”，即不关心艺术家本人，只重视作品形式分析。滕固说，这种“风格发展”理论在欧洲经过了一段时间被接受和运用，但在中国的种种条件下，“直至今日还不许我们成就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呢。”……还是运用传统方法来以考察艺术家为主，兼及他们的作品的形式技巧。
而且在运用中有所创新，特别重视风格的“发展”问题。在《唐宋绘画史》中，滕固用“风格发展”理论分析、肯定了唐代后期的绘画取得的成就——发展了盛唐的绘画风格，打破了以往美术史著作崇拜风格首创者而忽略“风格发展”的状况。
1923 年，滕固在《艺术学上所见的文化之起源》中提及：
二年前在《新潮》上读蔡元培先生的《美术之起源》，……近来梁任公先生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频频说起吾国历史的艺术，所给予我的印象的这二文最深刻。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非常强调历史研究对“价值”的寻求，认为：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记述体相”和“求得因果关系”也是美术史写作的一个基点。对照可发现，1926 年滕固《中国美术小史》的初版，正是对梁启超之观点在美术史研究上的实践。
1926 年，梁启超又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对滕固撰写美术史时的分期产生了影响。梁氏在《文物专史做法总说》中提出了关于文物专史做法的几条总原则，这对美术史、绘画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如他提出：
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政治史以朝代分，已很不合论理，尤其是文物专史更不能以朝代为分野。……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时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譬如宋徽宗的政治很糟，学术更糟，可谓黑暗时代；但从美术方面看却光芒万丈。
他以绘画史为例加以说明：
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画、六朝画、唐画、宋画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新时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
滕固在《唐宋绘画史》中讲到，绘画史的研究应着眼于作品本身的“风格发展”，这种发展自有其演变的规律存在，不应以朝代更迭进行分期，甚或以其他学科的分期理论来强制割裂它。由此可见，滕固对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吸收和消化，以及梁启超的观点在滕固的美术史研究中的彰显和运用。
滕固在《中国美术小史》中对中国美术史的分期方法，为以后的研究者所接受，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可以说，现在中国美术史的分期是由滕固创立的，它是中国美术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滕固对历史学与考古学是非常重视的。可以说，历史学和考古学是滕固进行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滕固的考古界朋友对他学术成就的取得功不可没。事实也证明，滕固这方面的朋友的确很多，并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以下通过论述滕固与几位考古界学者的学术交游，讨论其美术史学思想的渊源。
李济是中国现代重要的考古学家，推动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他把收藏古董的风雅嗜好转变为探索人类文化演进的专门科学，促进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滕固和李济是好朋友。李济早年考入清华学堂，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研修心理学、人类学。1928 年冬，受蔡元培先生之聘，李济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李济对考古界的最大贡献是，1928—1937 年间数次领导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以及对出土的殷墟资料的研究和出版。中国现代考古学在李济等人的殷墟发掘中拉开了序幕。
李济关于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分类法，即根据他长期整理、研究殷墟出土器物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他的这套分类标准，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滕固在撰写相关美术考古类文章时对此也有借鉴。
滕固是通过蒋复璁、徐志摩结识李济的。李济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他认为：
用作证据的材料，唯一可以避免矛盾的方面，是证明资料本身存在的真实性。
这种学术信条无疑影响了滕固的学术研究。滕固一直很重视考古实物对美术史的作用，尤其是地下出土的若干新材料。
李济广泛的学术交往、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尤其是学术上的主张都影响了滕固。李济曾把史学家追求的境界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找新的问题，第二层是找新的材料，第三层是勇敢地处理材料，所谓“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第四层是证明资料本身存在的真实性。
这些都在滕固的学术上得到了体现。李济对资料的重视也是滕固所追求的学术态度。
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地）用材料，后来之衰竭，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我们很想借几个不改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为史语所定下的旨趣是求新材料，而这也正是李济在学术上的意愿。李济这一代考古学家是中国有史以来用最可靠的资料来研究古器物的第一代学者。而对美术史论而言，滕固属第一代大量运用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研究美术史的学者。这些新的材料在《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中触目可见。可以说，新的材料、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解释，是滕固美术史研究的亮点。
滕固的学术研究立足于中国美术史论，但他的眼光却投放到了域外的美术史论及其他学术领域，并非固守一隅。李济的研究视野亦不局限于中国，同时采取各个学科兼行并进的方式。他的研究策略有两种：一是综合各学科与兼顾中外的眼光和研究方法；二是侧重对新资料的寻找与搜集，从而走向田野考古。滕固和李济都主张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尤其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同时也注意各学科于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李济和滕固是朋友，更是学术上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益友。
梁思永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界一位是有开创性贡献的人物，是梁启超的次子，出身名门。他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是我国受过正规考古训练的第一人。李济称他是“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家”。梁思永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的考古学问题做过特别的研究。为了了解国内考古的具体情况，他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整理清华所藏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1930 年夏，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与史语所考古组的工作。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及殷墟的研究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对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殷墟第四次发掘时，按照石璋如先生后来的描述，“人员之多，盛极一时”。梁思永也是其中一员。滕固也曾前来参观，且一直很关注工作的进展。梁思永 1930 年回国后加入史语所，也许滕固和梁思永的缔交就始于此时。滕固的多次考古调查和走访活动，都有梁思永的陪同或接待，二人的友情也是在共同的学术爱好中形成的。对滕固来说，这也许还有另一层心理上的原因，那就是对其父梁启超的尊敬，转移到了梁思永身上。但滕固和梁思永的确是情意相投的朋友，在学术上互相帮扶、互相砥砺。他们经常就一个问题彻夜长谈，或就一个问题阐述各自的观点，展开争论。二人在考古、历史研究等方面见识之宽，研究之深，是身在其外的一般人无法体会的。
董作宾，字彦堂，是中国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山者之一。董作宾，1923 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习甲骨文，主持、参与了殷墟的历次发掘工作，还参与了城子崖发掘、草店汉画像石调查、山东滕县安上遗址和曹王墓的发掘工作。
董作宾的一贯作风是广泛调查、重点考证，凡事亲力亲为。他对殷墟的分期和历法考证，为殷墟文化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董作宾讲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认为这是研究的先决条件和基础，这方面与滕固是一致的。滕固在美术史的研究中也经常借鉴出土实物。
1928 年 12 月，董作宾和傅斯年筹备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工作时，就曾请滕固任常务委员。1934 年，董作宾前往南京参加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大会，滕固担任该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殷墟第十一次发掘时，作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一任监察委员，滕固到安阳监察了殷墟的发掘工作。
在《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滕固提到董作宾对发现南阳汉画像石所作出的贡献：
南阳汉画像石刻，未见前人著录，约十年前张中孚、董彦堂诸先生发现后，始为其他好古者所注意。
滕固在此文中也提到，曾和董作宾相约共赴南阳考察实物，但因人事繁忙，不知何时才能圆此夙愿。可见，滕固在学术上与董作宾的兴趣相投。滕固对这次行程的期待也是二人学术友谊的体现。不仅如此，二人在研究上也互相参考、借鉴，交流看法和观点。滕固在此文中还提到，董作宾曾将南阳汉墓的贵重资料借给他。二人还有很多见解上的交锋。滕固很尊重董作宾的研究，并对他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和适当分析。可见，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交集和彼此认同。以此也能证明，滕固在考古领域也是有一定学术影响和建树的。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很多学校和研究机构被迫西迁。1938 年，滕固执掌国立艺专，带领师生辗转云南、四川等地。虽然在流亡中，但不得已的转移却也使众多名家汇聚，使学术得到了难得的交流和碰撞机会。滕固和李济、董作宾可以时时见面，许多在忙乱时不能在一起讨论的问题，此时可以细细切磋。
滕固任国立艺专校长时，曾将有志于研究东巴文化，意欲调查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学生李霖灿推荐给好友董作宾。后经董的举荐，李霖灿被李济聘为“中博院”的助理员。可见，滕、董二人性格中的共同点——对人才的爱惜。李霖灿后来成了著名的美术史家、古书画鉴定专家。
滕固对中国美术史缺乏实物佐证，深感遗憾。他说：
秦始皇有峄山、泰山、琅琊、之罘诸刻，只可徵文考献；在艺术的技巧变迁无从索究。这是一件遗憾的事。
综观三代以下，历秦而至汉，艺术之进展的迹象，在上文稍可推见。可惜文献不足，遗物无存，徒令后代好古的君子，废然长叹；刻苦的史家，不得要领。这真是学术界上不幸的事呢。
因此，滕固后来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美术考古调查，希望大力收集并使用考古资料。滕固掀起了美术史学界重视出土史料的浪潮。
在撰写《唐宋绘画史》时，滕固考虑到了作品的形制、质地、大小、颜色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中国美术小史》中，在叙述建筑、石刻等内容时，滕固详细描述了它们的大小、尺寸、形制、铭记、形象位置、组合关系、保存状况等。这些正是美术史研究借用考古学方法的有益创造。
在滕固看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是有颇多局限的，不仅缺乏方法论，还缺少系统性、学理性。滕固在《唐宋绘画史》中表达了这种遗憾：
中国尚少宏大的博物馆把历代作品有条不紊地陈列出来，供人观赏钻研；……学者丝毫不得研究上的方便，自然产不出较可人意的绘画史了。……这是研究中国绘画史之最困难的一点……
真迹不容易目睹，而图谱印刷亦复不多，不能予我人以较便利的处置。……现在的讲述，仍不免要兜旧时绘画史作者的路径，靠写冰冷的记录来说明；
滕固认为，如果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这些困难、现状不能被解决、打破，那么也就永远不会有一部完善的中国美术史著作的诞生。所以，他在后期的美术史研究中，尽可能打开局面，不仅疾呼开展科学研究，引进西方的新理念，而且还投身考古调查，利用考古资料，从作品出发，讨论早期美术史的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马衡，字叔平，著名金石学家，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搜集和收购散佚的故宫旧藏文物以及在组织故宫文物南迁、西运等工作上作出了突出贡献。马衡集毕生精力收集汉石经残石、拓片，研究和整理汉魏石经，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论》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该书对传统金石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是近代研究金石、古器物和考古学的基本读物。
马衡主持的田野考古只有一次，即对燕下都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所用的方法完全符合现代考古学的要求。1930 年春，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三个团体组成燕下都考古团，由马衡领导。而滕固正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参与了这次考古工作。1936 年，滕固发表了《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一文。该文就是在对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瓦当实物的整理基础上写成的，在很多方面都与马衡达成了共识。滕固在此文的“附记”中，还专门说到了和马衡的学术探讨：
这篇文字写完后几天，马叔平先生来京，顺便请益疑点，马先生谓燕下都出土的陶器，有文字的都是战国时候的书体。此点和我推测燕瓦的年代幸能符合。又此文承马先生校读一过，附笔致谢。
可见，二人之间的友谊和在学术上的共鸣。此外，滕固和马衡都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和一些考古学家、史学家如朱希祖、李济、梁思永、黄文弼等，一起考察过上海的陵墓和文物。滕固创立中国艺术史学会时，也邀请马衡、董作宾、梁思永，以及宗白华和常任侠等人加入。可见，滕固与这些领域的人的交往是非常频繁的，特别是在学术上的相互借鉴。
马衡对石刻很有研究，酷爱石刻拓本，藏品有一万余件，多为清代、民国年间出土及发现的墓志、碑版、造像和石经的拓本。从中可以看出，作为金石学家的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因为研究金石也需要历史学的修养，何况马衡对考古和美术史也有研究。而滕固在这方面和马衡的爱好相通，也注意对考古实物的考察和收集。由于美术史研究的需要，滕固十分注意对石刻拓本的收集，这也是滕固受他众多考古界朋友影响的结果。
朱希祖，字狄先，著名历史学家。1905 年，朱希祖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史学专业。朱希祖是章氏（章太炎）“四大天王”之一。章氏对他的评价是“狄先博览，能知条理”。1909 年，朱希祖归国，后在蔡元培的延揽下，受聘北京大学中文系、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是中国大学文科中自有历史系以来的首任主任。1921 年初，朱希祖和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十二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滕固也曾加入该会。1929 年，朱希祖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被推为主席。朱希祖是我国研究南北朝史的专家，好收集方志。而滕固对古代文物、艺术的考察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汉代和南北朝时期，于是二人就有了研究的交集。在这方面，滕固可从朱希祖那里获益很多。事实上，二人也确实一起考察过六朝陵墓等遗迹。1934 年 6 月，朱希祖被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他利用余闲时间，与长子朱偰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其周边城市实地调查古迹，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进行测量、摄影、考证等工作。滕固和朱希祖一起考察、调查过很多陵墓遗迹，二人都致力于文物的普查和保护工作，志同道合。
黄文弼，字仲良，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目录学，后又转治考古学。黄文弼曾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兼西安办事处主任，主持整理过西安碑林。1936 年 3 月，滕固和黄文弼共同起草了《政府拨款整理西安碑林提案》。黄文弼一生撰写了很多有关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黄文弼和滕固多次实地考察文物古迹，在滕固的《征访考古述记》中有详细记载。文中可见二人深厚的学术情意，以及在文物保护研究方面的诸多一致性意见。
审视滕固在 1934 年、1935 年的几篇考察论文，更可见朋友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滕固于 1934 年撰写的《视察豫陕古迹记》和 1935 年所作的《访查云冈石窟略记》都是受中央古物保管员会委托，实地考察后的视察报告。1934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全体会议，鉴于豫陕一带古物盗掘猖獗，委派滕固与黄文弼赴安阳、洛阳、西安等地视察，并访观沿途文物古迹的保存现状。滕固等人于是年 12 月 5 日在四条巷滕固寓所约集后，在董作宾等人的送行下赴命。滕固在报告中将出发时的情景，以及沿途受到的众多考古界、史学界朋友的接待和帮助，一一作了深情记录。报告有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读来更像是学术界同人相互帮助，为保护民族文化协同合作的友谊篇章。
滕固在《征途访古述记》中屡次提到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黄文弼等人，可见他们之间的学术友情。在滕固的有关美术史的文章中，有多篇是对汉代石雕、石刻的研究，如《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等。这些文章都是滕固与考古界、历史界的朋友在共同考察后的产物。每篇文章都贯穿以严谨的史学和考古学方法，避免了仅就美术史展开研究的狭隘与偏执，大不同于当时众多美术史家的研究。兼容并包各个学科的有益营养以革新美术史的研究，这也是滕固美术史研究的新颖之处。
从理论上说，滕固接受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日本的绘画史学观念及德国“风格史”的研究方法，学术上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进而献身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但实际研究中又需要大量的考察和实际走访调研，以获取新的材料，正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才能写出观点新颖的美术史论著。这是那个时代的大势，滕固固然无法抗拒，但却以自己的学术能力取精用宏，形成了完整的美术史论观点，并影响了后人，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找到了另外一条路子，增进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多元化，开启了一代新风。这些都离不开滕固朋友们的协助。滕固就是在与这些身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朋友们的交往中，到达了学术的成熟期与黄金期。
常任侠，字季青，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学家与艺术考古学家、诗人，1922年秋考入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8 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5 年春赴日留学，1936 年底回国。常任侠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在东方艺术史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常任侠与滕固早年一起办过文学社团，后来又发起成立了多个关于艺术的学会和团体组织。二人都对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滕固的过早离世，让身为朋友的常任侠悲痛不已。常任侠于滕固去世的第二年作有《记亡友滕固及其著作》，以追思昔日的好友。在《常任侠书信集》中也有五封常任侠写给滕固的书信。由此可见，二人生前的交往情况。信中，常任侠和滕固常以兄弟相称，交流各自最新的学术成果和研究近况，并互赠书稿和诗文。如常任侠提到，自己的近作《论四川汉代建筑雕刻》就要刊出了，希望能得到滕固的斧正。信中还常提到与他们有交往的朋友如傅斯年、马衡、傅抱石等人的近况。又如常任侠在撰写《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时缺少图片，请求滕固帮助，问滕固“可有之”。可见滕固在这方面不仅是专家，而且很注重收集文物资料。
书信中还有商谈由滕固、宗白华、马衡、朱希祖、黄文弼、常任侠、胡小石等发起成立的中国艺术史学会的相关活动安排。滕固亦有回复常任侠的书信，常任侠写于 1939 年 8 月 12 日的日记中就提到“收陈之佛函、滕固函”。
常任侠在 1937—1945 年的日记汇编《战云纪事》中也多次提到滕固。如1937 年 4 月 2 日条：“遇滕若渠先生，即向彼索取所著《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册。”1937 年 4 月 7 日条：“滕固赠《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册。”1937 年 5 月 18 日条：“三时赴大学中山院开中国艺术史学会，到马衡、朱希祖、滕固、胡小石、宗白华、徐中舒、梁思永、董作宾、陈之佛、李宝泉等二十一人。余为发起人之一也。”可见他们之间学术交流的频繁。而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影响、产生交锋也是必然的。
常任侠是研究中外艺术交流史的大家，曾对印度、日本等亚洲各国美术史的发展及其与中国艺术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作出过学理性的分析，卓有建树。这对滕固影响至深。滕固对跨地区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美术史发展的作用极其重视。这在他的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如滕固所译《汉代北方艺术西渐的小考察》及所作《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西陲的艺术》《若干伊兰-希腊及中国-匈奴的艺术形式》等，都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滕固是一个交游广泛、朋友遍天下的学人。像那些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的人一样，滕固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
刘海粟在艺术界的名望，注定了他有广泛的影响力。滕固的绘画学习最早始于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他在那里接受了绘画的启蒙，并最终踏上了美术史研究的道路。
滕固和刘海粟的友谊，主要是在滕固自日本回国后，任职于上海美专期间建立的。当时滕固在上海美专任教务主任，同时讲授有关美术史、美学等方面的课程，与刘海粟往来密切。从那时起，刘海粟的很多事都由滕固打理。1925 年 8 月，天马会第七届美术展览会开幕，滕固撰写了《天马会之信条》《天马颂》等诗文，载于《艺术》为展览会出版的号外特刊上。滕固也有中国画作品参展，作品获得了“清逸非凡，似乎是诗人之画品”的评价。据滕固后人回忆，滕固擅画荷花，好书楹联。
在刘海粟的履历中，我们可找到很多他与滕固有关的事。刘海粟作《西湖写景》，滕固尝题：“一抹远山横艳黛，几行疏柳挂离愁。无边春色无边意，钻入先生秃笔头。”刘海粟曾为滕固先祖之西溪草堂创作《西溪草堂图》，题谓：“草堂为滕梧冈先生别筑，地临月浦，颇擅花木之胜，传为杨铁崖玩月遗址也。厥后陈确庵过其地徘徊不忍去。先生筑草堂，尝与邑人蒋剑人辈觞咏其中，事详志乘，旧有图，今佚。先生孙若渠时时念之。癸酉暮春同客白下，复谈及此，请追为图。雨窗作此，觉楮墨间尚留几分前辈风流也。愿若渠其永宝之。存天阁主刘海粟并识。”1925 年，刘海粟作《峦树草堂》，滕固、王一亭曾为其题词。1925 年 8 月 18 日，刘海粟与章伯寅、滕固、黄炎培夫妇等出席了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次年会。应山西美术研究会之请，刘海粟和滕固分别作了题为《六法论》和《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的演讲，反响热烈。刘海粟曾任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会长，曾聘滕固、王济远、汪亚尘、潘天寿、李毅士、俞寄凡等十二人为评议员。1926 年8 月 24 日，刘海粟与滕固、王济远、江新、俞寄凡等会见来沪访问的日本艺术家。他们一起出席的艺术活动还有很多，可以想见，二人之间有一段非常难忘的工作经历。
1927 年 3 月 27 日，上海美专发布一则启事，“本校为集思广益起见，已改组委员会，一切校务概由委员会负责办理”，署名为委员蔡元培、滕固、汪亚尘、江新、高铣。1931 年，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邀刘海粟讲学，滕固当时正在德国柏林留学，作为曾经的同事，滕固偕朱偰、俞大维到车站相迎。刘海粟的德国之行都有滕固相伴，可见滕固与刘海粟的情谊。1933 年，刘海粟与蔡元培、朱家骅、叶恭绰、林文铮等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修改出品规划、代售出品规则。会议决议聘滕固撰《中国画史》置于目录之首，在德国印制德文版，就地散发。由此可见，刘海粟对滕固的推崇，以及滕固在美术史论研究方面的影响力。
在美术理论层面，滕固和刘海粟也互有影响。上海沦为“孤岛”后，滕固和刘海粟虽然断绝了来往，但刘海粟的艺术观点对滕固的影响却从未消失。
刘海粟对印象派和野兽派有很多论述，滕固对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也有阐发。二人都很推崇印象派，尤其是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滕固认为艺术是有生命的创造，是个性的创造。他阐发了对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的认识：
后期印象派一变印象派的所谓自然之表面的关系（Oberf laechen Zusammenhang），进而为活的力的关系（Lebendiger Krafte Zusammenhang）；到了Van Gogh又进而认空间为一个力的有机体（Dynamische Organismus），——普通的个物于此中失其存在，万物成了力的象征（Krafte Symbolik）；到了Gauguin与Matisse又转而为纯粹的抒情诗，……他们在直接的感情上求物的本质：不但在感情上求，还在感情所起的生动（Lebendiger Aktivitact）上求。
刘海粟阐述了石涛与印象派绘画在个性创造上的一致性：
不论他画的是山、是水、是花草、是人物，他的目的永远是单纯而且生动的。他只是从“生”的永久方面去探求“生”。……石涛以种种自然的素材融合成一种新的生命，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宇宙——这种融合就是所谓“心灵综合”，所谓“创造”，所谓“表现”，综而言之，就是艺术。
刘海粟对石涛的评价暗合了滕固所谓“动”的艺术要素，即滕固在表现生动方面的认识。前后对照可见二人思想观点的一致性及相互影响。
对于绘画与书法、诗歌的关系问题，刘海粟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诗、书、画都要学，要注意三者的结合，中国画史上有不少诗、书、画三绝的大家。在滕固看来，绘画和诗歌的本质都是描写，中国独特的文化气质势必产生诗、书、画三种艺术的结合。
关于艺术应该表现什么，二人都将罗丹、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作比，认为他们的艺术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可见二人认识上的相通。刘海粟认为，将自己之感情表现出来，才是艺术家之职，若是仅仅描写自然之表面，即使有极巧之技术仍属画工也。对此，滕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诗书画三种艺术的联带关系》一文中，他指出：
中国艺术的发展上，每倾向于人格表现，超脱自然而不屑为逼近自然。
对刘海粟的“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进行深化和引申。滕固和刘海粟都认为绘画是表现的，而不是再现的，且有主观人格的渗入。刘海粟认为：
画之真义，在表现人格与生命，非徒囿于视觉，外鹜于色彩形象者。
外界的印象，成为自我化、个性化的内在表现中心；
滕固也认为：
……画家作品，如为全人格的涌现，其作品必神奇出众，非他人所能学到的。
对于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二人有着相同的理解。刘海粟认为：
“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在创作上来说是各种要素的复合，就批评角度说，“气韵生动”也是最好的准则。此外的五法，都是达到这个标准的必要条件。……其他五法也要求“气韵生动”，没有气韵，就没有艺术生命。
滕固在《气韵生动略辨》中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
以下五法，察其微意，似乎都是求达到第一法的手段，在制作时技巧上的注意罢了。
在滕固看来，所谓“骨气”“气韵”“神韵”意义略同，与形似相对立。在滕固看来，“形似”是外在的形象，“骨气”等则涌现其“形”的意义，即精神。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言：
人品既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
滕固也认为作品是画家人格的体现。这点刘海粟也有同感，并认为：
所谓气韵，是从生活感受和一些学问当中得来的，不单纯是技巧的事。
滕固也如刘海粟一样，认为“气韵生动”为吾国往哲最高的艺术观。
傅雷，字怒安，著名翻译家、美术评论家，性格耿直，原则性强，有人说他“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倔强的脾气和对学术的执着，使他与很多人发生过争执。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古今中外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的通晓，却是无人能比的。他在艺术鉴赏、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方面颇有建树。
傅雷与滕固相识于 1930 年 5 月的巴黎。滕固赴德留学时，途经法国巴黎，探望了衔教育部之命赴欧洲考察美术的刘海粟，同时也结识了相伴刘氏左右的傅雷。二人性格相近，共同话题颇多，互相倾慕才识，彼此遂留下了良好印象。1931 年秋，傅雷与刘海粟结伴归国后不久，即受聘于上海美专，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并专授艺术理论方面的课程。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刘海粟有意安排，总之，滕、傅二人一前一后，称得上刘海粟办学时期的重要协助者。应该说，傅雷与滕固的专业方向很接近。而事实是，二人也确实一度走近了，但旋即分离，再未弥合。
1935 年 3 月，应滕固之请，傅雷到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傅雷以笔名傅汝霖编译了《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四个月后，由于该委员会缩小机构，并入内政部，傅雷辞职返回上海。1936 年冬，傅雷又受滕固邀约参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员名义，往河南洛阳从事龙门石窟的调查工作，视察古代石刻等文物的保管情况，并进行摄影、测量、绘图、纪述等工作，任务非常繁重。
1938 年 6 月，滕固以孱弱之躯出任战时中国美术教育最高学府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滕固在安定秩序、整顿人事、恢复教学诸方面，竭尽全力，谋求改进，使学校运转渐入正轨。然而，开课不久，日寇西攻武汉，长沙大火，战争形势恶化，学校被迫再次搬迁，前往千里之外的昆明。滕固在向教育部呈交的工作报告中道出了办学的苦衷：
虽十驾驽骀，力图改进，而所得结果，未能尽符预期。……职到校之始，即尽力调剂，反复规讽，虽矛盾日见减少，而和衷共济之观念，仍未能坚定。职周旋其间，未克感化其气质，而徒觉耗费时日，每一念及，深自汗颜。就校外言：地方人士，囿于自私之陋习，不但缺乏协助国家教育机关之观念，且每有设施，群起作有形无形之阻挠。即如增建教室一事，征用土地，地方政府不肯负责，地主多方为难，定购之木料砖瓦，运送之际，时被军事机关截留征购。职于处理校务之外，复须作无聊之交涉。及教室落成，开学上课，而长沙大火事起，又令人有事败垂成之痛苦。
可见滕固勉力支撑的艰难，亦可见抗战最艰难之时滕固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拳拳之心，至今思之，犹令人动容。虽有诸多困难，但事业还得继续干下去，滕固对迁校昆明后的工作已大体筹划于心：
将原有纠纷予以解决，课业教学恢复常轨，然每思国家年耗经费，办理本校，所期有优良之收获，平淡发展，实难自足，此后尤愿倾其全力，兼程精进，使本校在抗战建国期间，发挥最大之职能。
滕固的办学宗旨是“以平实深厚之素养为基础，以崇高伟大之体范为途辙，以期达于新时代之创造”。他主张艺术创作“切戒浮华、新奇、偏颇、畸形”。基于上述观点，学校迁到昆明后，滕固对教师任用和教学规划进行了调整。在教员方面，他广揽人才，起用新人，除原有的教员外，攸关办学质量的教务主任一职，滕固想到了困居“孤岛”的好友傅雷。1939 年 2 月，傅雷接到滕固的求助急电。基于好友的热切期盼，傅雷随即火速从上海起程赴昆明。但后来二人的争吵与分歧使傅雷未能就任便愤然离校。
据当时的学生、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回忆：
滕固校长宣布，请来了傅雷先生当教务长，……傅雷先生从上海转道香港来到昆明，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决心来办好唯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吧！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对学生要重新考试编级。当时教师多，学生杂，从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滕校长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张，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
对好友傅雷的离去，滕固的心中怀有深深的遗憾。他为学校聘请教师，费了不少心力，结果却每每事与愿违；一片苦衷无人体谅，有时还为此得罪朋友。他曾惋叹不已地反复说道：“其实傅先生是多么好的学者呵！”
傅雷一生重要的人生转折多起于友人滕固的邀约，但最终的结果都不能让傅雷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二人的争执是其学术观点分歧的表征。也就是在这次的不欢而散后不久，滕固溘然长逝。二人一心共同为中国美术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的心愿却因二人的“异途”而终难如愿，这是中国美术史学上的一个遗憾。滕固与傅雷性格虽然不和，但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和信念是同样坚定的。
滕固的留德之行成就了他日后的学术人生。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朱偰在其《天风海涛楼札记》中记载，他熟识的同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十三人，分别是滕固、徐梵澄、梁宗岱、冯至、蒋复璁、陈中寰、姚从吾、王光祈、徐道邻、张梁任、余精一、俞大维、桂永清。滕固的名字赫然在列。由这种共同的交际圈，我们可以间接窥探到滕固在德期间的人际关系网。很多人与滕固相交过从，尤其朱偰和徐梵澄、冯至、梁宗岱、蒋复璁等，都是滕固要好的朋友，彼此往来密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多国留学的经历，很多人也和滕固一样，曾留学日本。这就让他们的交往有了很多共同的学术背景。开阔的眼界，看问题的多角度，丰富的多国见闻、学术营养，以及渊博的专长学识，让他们的聚首成为一种相互的学术补给与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回望曾经在德国的聚首论辩、交流切磋、畅所欲言，虽然他们有观点的分歧、激烈的论争，但他们共同期盼祖国美好未来的迫切愿望从未改变。
上述十三人中，徐梵澄是滕固的密友。徐梵澄具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对西方艺术的独到见解。滕固与徐梵澄都会画画，且技艺都很了得。他们倾心于中国水墨的淡雅，喜好花卉山水，作品富有禅意。滕固爱画荷花，梵澄喜画兰草。
徐梵澄，原名琥，1929 年 8 月赴德留学，1929—1932 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攻读艺术史。滕固同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专攻艺术史。徐梵澄早年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在德国期间与之经常有书信往来。1930 年 9 月底，徐梵澄结识了刚来德求学的冯至，二人一直交情甚笃。鲁迅称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成了徐梵澄和滕固共同的朋友。冯至之前是沉钟社成员，滕固当时是创造社成员。徐梵澄、冯至与鲁迅的关系及受到的影响必然影响到早期致力于文学研究的滕固。他们三人的交往因而有了共同的基础。
1932 年底，徐梵澄打算结束学业，完成答辩回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滕固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他们的交流和互补影响着彼此的艺术观。初夏，徐梵澄与冯至结伴来到柏林，与在柏林大学的同学会合，其中有四个重要的人，滕固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人是朱偰、陈康、蒋复璁。四个人所学专业分别为艺术史、经济学、希腊哲学、图书馆学。他们有各自的“盛业”，但是又有共同的旨趣，那就是文学和艺术。对诗歌、艺术的热爱和谙熟源于他们的传统国学根底和扎实的古文基础。学习之余，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谈诗论画、说中道西、畅游古今，不亦乐乎。徐梵澄曾这样说道：
因为这班朋友彼此的趣味和对人生的态度是大同小异的，所以甲喜欢的诗，乙未必不喜欢，丙做的东西，丁也未必反对。大家都好像很有些努力于创作，于是闲谈之中，不但“喂！又读了一首……”而且“又写了……”了。
他们在切磋中进步。
1938 年 12 月，徐梵澄收到好友滕固的来信，信中催他务必速赴湖南沅陵，到国立艺专教授西洋美术史。徐梵澄随即追赶艺专师生。二位昔日寄情诗书的文人此刻却变得惆怅伤感：徐梵澄挂念老母及家中困境；滕固则因校务吃了“官司”——为教职员工的团结问题、学校的基础建设问题劳心劳力。他招昔日留德好友、同样攻读艺术史的徐梵澄来，当然是因对其艺术才能的赏识。从前的知己，现在的同道中人，滕固遇事可有知心者商量，外出可有信任者“代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是梵澄在艺专授课的油印讲稿，文字不多，没有图片。徐梵澄在教学上能做到触类旁通，授课亦可做到随时“补缺”。得此得力帮手，处在繁杂校务及社会交涉中的滕固，压力能稍有缓解。二人于困境中相互扶持帮助，展现出了深厚的友情。
1940 年 8 月，学校接到教育部的电报告令：“因越南战局恶化，危及滇边，国立艺专即迁四川。”艺专复又北上。滕固为艺专学生步行抗日宣传队题词“腹地长征”以示鼓励。12 月，艺专全部迁至重庆之西的璧山。此时，滕固因人事纠纷及繁杂的校务，身体状况不佳，遂辞去校长一职。徐梵澄也因好友的离去而辞职。徐梵澄离开艺专后就职于 1938 年 2 月迁渝的中央图书馆，馆长为徐梵澄和滕固留德时的好友蒋复璁。蒋复璁委托徐梵澄编辑《图书月刊》。滕固后来还与蒋复璁联名推荐徐梵澄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2 年春节过后，梵澄返回重庆，拉来朱偰替他编辑杂志。与滕固、徐梵澄两位老友的再度聚首，朱偰满心欢喜。他在 1940 年 10 月 25 日的日记中写道：“若渠、梵澄枉驾江干草堂，秉烛夜话，抚今思昔，慨然留句。‘……十年夜话沧桑事，聚散从头细揣摩。’”又：“傍晚赴聚，偕若渠、梵澄归寓小酌，十年不见，灯前夜话，弥觉多情，各有诗以记其事。夜深始睡，二子留宿。”
徐梵澄编辑的《图书月刊》是最早刊登滕固去世消息的杂志：
滕固……于从政执教之余辄潜心考古，撰述甚丰，著称中外。曾被东方艺术学会推为名誉会长，又被选为教育部中央学术审议会委员，最后在中央大学教授古代艺术。滕初患恶性疟疾，旋并发肋膜脑炎卒于中央医院，年仅四十岁。学术界闻之深悼云。
1942 年 5 月 20 日，是滕固逝世周年纪念日。徐梵澄作诗《悼友》以抒怀念之情，前引说：
滕若渠既没之，明年，余始克悼。以芜词内恕孔悲，将以倾其积悰，澹然忘怀。
他称赞好友的气度和学识：
豁达怀冲虚，清浊混浩茫。壮气逸奔骏，惊才飘翠鸾。儒素服周孔，法治研荀韩。论道犹发蒙，治学拟累丸。
他褒奖故人的公心和忍耐力：
解纷情独瘁，扶醉力欲殚。噂沓遘疑谤，不变中心丹。
又回忆共同迁播之历程：
艺校数迁至云南晋宁县安江村，开课一年，屡属余为文记之，立石其处。会校又迁蜀，余亦风尘仆仆兹事遂已。
朱偰，字伯商，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其父朱希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藏书家。深厚的家学传统使朱偰拥有坚实的国学根基。他又是一个古建筑学家，除了在经济学领域著述颇丰外，1932 年至 1935 年，他还亲自摄影、测量南京古迹，并着手编写《金陵古迹图考》。此外，他还写成《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1935 年夏，他对北京自元代建都以来的城市规划、宫殿苑囿、寺宇陵寝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历时两个月，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北京宫阙图说》等学术专著。这样一个对考古和艺术都颇为精通的人与滕固交往，是很自然的。朱偰尝言滕固
是一个明是非、守原则的崇尚气节之士。他个性豪放不羁，长于交际，然为人耿直，固不宜久处幕僚。当局震于其名，屡委要职，但他轻于仕途，早萌去志。抗战期间，辗转西迁，小驻沅江时有诗抒其内心苦闷之怀：“十年低首敛声华，悔将干将待莫邪。今日荒江惊岁晚，抚膺惟有泪如麻。”
滕固的兴趣主要在艺术方面，朱偰在日记中曾言：
若渠因治中国艺术史，尝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余适因研究建康、兰陵一带六朝陵墓，怂恿若渠前往丹阳考古。时在暮春三月之桃李乍放、浅草如茵的季节。若渠固精研古代石刻，为谈希腊式之弧陵石柱、巴比伦式之有翼石兽，与六朝陵墓石刻交互之影响，其味无穷。
1935 年 1 月中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的南京古迹调查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主要是对南京附近与丹阳的六朝陵墓进行调查，并简单测绘。滕固与朱偰参与其中。考察完毕，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出版了滕固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和朱偰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
朱偰有文《滕若渠》，对他的才华推崇备至，说其
天资颖悟，才气横溢。八岁学作诗，其父以明月浦为题，若渠有句云：“辞人老去留鸿爪，将士归来驻马蹄。”幼年为文，已惊其长老；及长游学东瀛，专治文艺，写为说部，流传海内。时人目为左派作家，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矣。
朱偰还回忆了他和滕固相识的经过：
余初识若渠，乃在 1930 年暮春，时余将远游莱茵，若渠则方亡命至柏林，送余于虾龙驿车站，客中送客，倍觉情深。后余归柏林，相交益厚，时常相过从者，有海宁蒋慰堂、襄城姚从吾、湖南李石岑、河北冯君培、长沙徐梵澄以及南海梁宗岱、山东刘衍淮等。皆一时知名之士。每逢星期假日，辄聚会于柏林西郊森林湖畔余之寓庐，上下古今、纵横六合，无所不谈。真有“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之感。而席间挥斥八极，才气纵横者，尤以若渠为最。后余以 1932 年夏归国，若渠亦不久东渡。其在欧游踪极广，尝西游巴黎，南访罗马，所至探求古迹，结交名士，尤以所学为艺术史，故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之名城——如翡冷翠（Florence）、威尼斯（Venice）、梵罗娜（Verona）、米兰（Milan）——尤三致意焉。
从朱偰的记述中可知他们友情建立的开始、留德时的难忘时光，以及滕固掩不住的才华。一辈名流之士的相交过从，聚会时谈天说地，好不尽兴也。人生难得逢知己，这样一群知名之士的常相聚首，毫无顾忌地谈论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多么令人艳羡。此外，他们在德国的几年，也同游了很多欧洲的历史文化古迹，眼界随之开阔。这为滕固等人回国后考察历代的古迹，不仅提供了参照，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眼光。
梁宗岱，著名诗人、翻译家，1903 年 9 月出生于广西百色，1921 年冬参加文学研究会，1924 年留学法国，得到梵乐希和罗曼·罗兰两位大师的赏识。1930 年夏，梁宗岱在德国逗留半载。也就在这时，梁宗岱与滕固、朱偰、徐梵澄等人熟识。
梁宗岱精通多国语言，从法文译本转译过里尔克的《罗丹论》。滕固和梁宗岱的文学功底都很深厚。他们对诗和绘画的论述，语言都非常柔美多情。滕固的写作风格多少受到梁宗岱文风的影响，尤其是在语言的表达上，与梁宗岱很接近。
梁宗岱和滕固有几点是颇为相似的。梁宗岱在评价西方文学时，常以中国文学中的例子来做比较说明。相反的，他在谈论中国文学或作家时，也常常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实例。滕固则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他虽然学习的是西方美术理论，但却想以此补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滕固与梁宗岱在交流中学习对方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也在相互欣赏中借鉴对方的理论研究方式。
梁宗岱对艺术有很敏锐的嗅觉，在诗论中常以绘画、雕塑、音乐举例论证。除了绘画，滕固对音乐和诗词也有独到的理解，写有《诗画家》《诗歌与绘画》《古代乐教阐微初稿》等文章。这些文章的成文和他与一些诗人朋友的交往并受其影响不无关系。
梁宗岱阐释诗中的人性，由同情抚慰或激励到“极纯和极精”，很感性也很精到。滕固在《体验与艺术》一文中，也有关于艺术与人格的论述，观点与此相一致。
留德的同学中很多人反映滕固是最有才的，且诗文作得很好。这些我们从他留存到现在的文学作品中都可领略。所以，其在美术方面的一些鉴赏，或从美学方面阐释的文章，读来还是优美、感性十足的。可见，滕固的学术风格也是多样的，不仅有严肃严谨的一面，也有感性多情的一面。
冯至，字君培，现代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德语系，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学。1930 年 9 月 12 日晚，冯至与吴宓等人结伴赴德国海德堡。冯至在海德堡大学主修文学，兼修哲学和美术史。1931 年，冯至到柏林大学学习法语，结识了滕固、徐梵澄、梁宗岱。在德期间，冯至与滕固经常探讨诗歌、文学和艺术。由于在德国研修过美术史，他对美术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冯至浪漫的文学情怀也感染了滕固的治学态度。冯至的诗学修养对滕固的美术史研究添色不少。滕固不再拘泥于严谨理性的分析，其美术史论方面的文章开始富有诗意的形象与美感。
1921 年，宗白华在柏林大学学习美学与历史哲学。宗白华早滕固留德很多年，算是滕固的校友兼学长了。滕固在美学上也很有造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美学思想。滕固在美学方面的文章有《柯洛斯美学上的新学说》《诗歌与绘画》《诗书画三种艺术的联带关系》《体验与艺术》等。在美术上，滕固和宗白华也有很多学术交流。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在《唐代式壁画考略》一文中，滕固开篇就提道：
去年春天我到南京来，听得文虚舟先生新得到一批前代的壁画，我就约宗白华胡小石两先生去访观，果然有十余大幅仕女壁画。当时大家在惊异赞叹之下，直觉地断为唐朝的遗品，至少是唐代式的制作。后来听得顾荫亭先生也得到十余幅，于是再约宗胡两先生去看……
后来，滕固写成《唐代艺术的特征》一文，其中“备考一”中提道：
有一天同宗白华先生观赏我所摄的西安大明宫遗址里出土的佛像雕刻，其流畅的衣纹贴附于肉体，肌肉凹凸显露，表现分外地（的）妩媚和自然。宗先生以为，这种受西域技法影响的表现可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曹衣出水”；而所谓“吴带当风”，是以强劲飘洒的线势把捉生命姿态与骨气，仍是承继中国自己传统的作风。这话十分谨饬，附记于此，以当参证。
“备考三”中又谈道：
宗白华撰《论中西画法之渊源与基础》，载《文艺丛刊》第二期，至为透辟，读者欲详究此问题，可参阅此文。据历史的事实和遗存的作品而论，外来技法确有增进中国画事倾重渲染之效，不过其间有限制的。这个限制的原由，也可求于宗君的文中。
可见，滕固对宗白华学术的熟识和观点的推崇。二人彼此关注对方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并交换看法，共同进步。
滕固这几位留学德国的朋友，很多是 1929 年前后来到德国的，大都在1932 年左右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谈诗论艺，好不欢愉。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柏林大学学习，还有的在海德堡大学。朱偰说：
惟余所爱好，本在文艺，对于德国文学，尤所倾心；所以未改学文学者，因一向认为艺术方面，以天才为第一，非强学所可及。德国大诗人中，如雪莱本习医学；海涅本习法律；而盖世知名之诗圣歌德又何尝专治文学？故不计及此，惟于课余之暇，提高文艺素养，领略德国文化之精神，兼以时出游，观摩西欧各国之艺术。尝两度参观德勒斯敦画院，瞻仰文艺复兴时代名画；并远至孟沁，参观国立博物院。至于柏林之国立画院，则尤数数往观。又以性喜佳山水，尝漫游中欧、西欧各国，所至访问古迹名胜。尤以莱茵之游，出入于古典派文学之领域，浸润于浪漫派诗歌之境地，对于余之文学素养，具有深长之意义焉。
朱偰的话道出了他们那一群人心里共同的想法。滕固留德时的朋友大多有深厚的家学和国学功底，喜欢文学、诗歌以及艺术等。当时朱偰在西郊森林湖畔的居处，每逢星期日，朋辈来者不绝。关于他们的聚会，朱偰有这样的记述：
慰堂擅昆曲，宗岱好粤讴，而若渠、君培等，都喜欢谈文艺，偶亦谈及文学，凡上下古今，纵横六合，无所不谈。或谈及政治，则激昂慷慨，涕泗沾襟，虽有争执，无伤大雅。余又多订国内报刊，广购文学著作，备龙井茶待客，朋友之间，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无话不谈。于是宾至如归，风雨无阻。
滕固也有诗记此盛况，云：
我来柏林城，君涉莱茵浦。送君虾龙驿，挥手良凄楚。归来箧衍中，满贮新纪叙。旖旎若李温，悲凉如老杜。迩来二年间，相厚复如许。日夕共盘桓，风雨无间阻。俯仰剧笑谈，意气溢眉宇。罗娜与幻台，况与美人伍。
滕固对当时各位好友的表现也有描述：
宗岱欣然诵佳句，君培覃思作清吐；从吾史余敦旧睦，慰堂巧啭遏云谱；湘南学子擅文辞，雅典贤人缅往古；
滕固对留德好友的才情有如下评价，谈及朱偰时说“君本挟策匡时才，亦复风流擅词赋。我侪知己六七人，多君周旋作盟主”；谈到徐梵澄时说“湘南学子擅文辞，雅典贤人缅往古。惟有不才无赖固，猖狂磊落殊粗卤”。据滕固后来回忆，这样的聚会有很多次，如其在《悼王光祈先生》一文中就提到，“那是五六年前在柏林，像是朱伯商先生邀请喝茶，王先生外，李石岑、张樑任、蒋慰堂诸先生都在座”。我们可以据此得知他们留德时的交往情况。
1932 年 6 月 14 日，为了庆祝朱偰毕业回国，还有欢迎自英归国路过柏林的朱自清，冯至特意在他位于柏林西郊的寓所设茶点招待，并请了滕固、徐梵澄、蒋复璁和陈康等诸多好友作陪。朱偰为大家摄影留念，拍下了那张见证他们友谊的珍贵照片。照片中，前排坐在帆布椅上的是朱自清和朱偰，后排围着圆桌而坐从左至右依次是冯至、陈康、徐琥、滕固和蒋复璁，皆一时名流。朱偰题句云：“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朱自清在西洋文学和美术上的造诣也很高。七人皆一派年轻有为、蓬勃向上之貌。朱偰在日记中对这次聚会有记载：
赴君培处，朱自清、慰堂、季海、若渠、忠寰等先后至，共坐花园茶点。日影迷离，风光如许，摄影两张以留念。在座中除余及陈忠寰而外，皆系诗人，因戏拟谢灵运《拟邺中诗》，短序如左：
陈忠寰：谦谦君子之行有邹鲁遗风
徐季海：少秉生民之秀翩翩有城北徐公之姿
滕若渠：东海上人云游四方故所得颇经奇
蒋复璁：道德高尚之士可为后昆作范
冯君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君则文质彬彬焉
朱自清：孤云野鹤有清泉在山之慨
其间，滕固赋诗，很是推崇陈康的人品，称其为“雅典贤人”。每个人的特点与才学在这里都有所展现，他们的学术友情也在诗词中展露无遗。
朱偰在 25 岁时出版了《行云流水》一书，书中包括游记、诗歌、小说等。他要徐梵澄为他写序。徐梵澄在“序”中写下了对留学岁月的感受：
不知不觉，这班朋友都先后回国。回想当时情景，真是做梦一般。然而又何尝能够系住呢？过去的悲感和欣欢！于是伯商兄在他归国这一年的尽头，将他的作品收集起来，印成一部《行云流水》。
回国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各自学术领域的精英，如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蒋复璁，我国希腊哲学研究的开拓者陈康。他们是滕固留德时常相往来的朋友，彼此相互借鉴和学习。他们的学术建树对滕固艺术史观点的形成及理论的建立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蒋复璁后来也在台北发起成立了艺术研究所，可见当年滕固这样的艺术史学者对他的影响。以后，这些人从事的事业和艺术多少都有些联系，这也不无当年共同爱好的驱使。精英们的聚首是何等的学术盛会，对一个人学术生涯留下的烙印何其之深，我们完全可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