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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固（1901—1941），字若渠，江苏宝山人（今上海），著名美术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
1918 年，17 岁的滕固自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毕业，1919 年东渡日本留学。留日期间，欧洲文艺思潮席卷日本，滕固深受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影响，写成《唯美派的文学》一书，成为我国最早介绍唯美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1924年，滕固在日本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与方光焘、章克标等人组织成立狮吼社，编辑出版《狮吼》《新纪元》等杂志，并不遗余力地为之撰稿。20世纪二十年代是滕固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又与创造社关系密切，与创造社早期成员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王统照等过从甚密，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滕固的早期代表作《壁画》《石像的复活》就刊于《创造季刊》，中篇小说《银杏之果》的写作也和郭沫若、张资平等人有过切磋。1921 年，滕固加入文学研究会后，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十三人发起成立了民众戏剧社，编辑出版《戏剧》。滕固能被两个主张完全相左的文学团体接纳
，且都能出入自由，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滕固的小说以中短篇为主，有二三十部之多，大多发表于当时的《金屋月刊》《小说月报》《创造周报》等杂志上。他的小说多以大上海的奢靡与其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为背景，整体表现出一种失落的空悲之美，同时文风清丽优美，情感独特深邃。20 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滕固逐渐淡出文坛，转而投身美术界。1927 年，他加入有刘海粟、张大千、高剑父、潘天寿等众多书画名家参与的天马会。此时正是天马会的盛期。从保存至今的附有滕固参加该会展览的中国画作品的资料中，可窥见其在美术实践上的功力。滕固对文学、绘画独到的参悟与持久的热情，为他后期从事美术史研究打下了基础。滕固具有兼容并包的思想和极富预见性、前瞻性的眼光。这些使他在美术史研究上与同时代的余绍宋、俞剑华、郑午昌等众多脱离不开传统观念的美术史家大为不同。他能够将西方的理论成果为己所用，研究成果总有新意。这与他留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919—1924 年，滕固留学日本。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一是由西方舶来，二是移植自日本。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留日风潮迭起，无论是画家如郑锦、高剑父、汪亚尘、陈抱一、关良等，还是美术理论家如陈师曾等，都曾留日。滕固注意到，陈师曾的著作明显受到日本美术理论的影响，其关于文人画和中国绘画史的论著，多为译介自日本学界的成果。他还注意到日本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的著作及其写作方法，即不以朝代为界僵硬地截断美术史进程的分期方式。这些对他后来在《中国美术小史》中体现西方的美术史观及独立现代的新式分期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滕固最主要的受益却是得自梁启超新史学的教示。新史学思想主要是受到传到日本的西方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
。滕固早年便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对滕固治美术史也提过很多中肯的建议。因此，滕固最终选择日本开启自己的留学生涯。从年龄上来说，那是滕固 18 岁到 23 岁的时候，是一个人正在接受并激发思想激情和火花的年龄。
日本的学习经历对滕固至关重要，他不仅间接吸收到了很多西方的先进理论方法，同时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在接受这些人的理论的同时，滕固对梁启超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使“历史进化”“分期理论”在其《中国美术小史》和《唐宋绘画史》中都有所体现。滕固所谓“风格发展”，其实就是历史进化，是沃尔夫林的风格学与梁启超的历史“发展论”观点的结合。其“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实不足以界限它”
，指出了绘画史应形成自己的学术理论范式，不要僵硬地借用历史学的分期模式。滕固所著断代史《唐宋绘画史》正对应其《中国美术小史》中的“昌盛时代”。但关于“唐宋”，滕固仍然强调：“虽则形式上叫做唐宋，我愿勉力指出中世时代绘画风格的发生转换而不被朝代所囿”
。过去的美术史著作所沿用的分期在滕固看来是有很大局限的，
绘画风格的变化与朝代的更迭关系是松散的，以朝代为断限标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史对绘画史的干预，也体现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绘画史本身的分期标准没有建立起来，只是依附于外在的某些因素。
这与梁启超所说的绘画史若以朝代划分“真是笑话”，如出一辙。可见，他们在画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上达到了一致。
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在分期上以美术作品的风格为依据，而不是按王朝更替，这印证、发展了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的思想。早在 1901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里就谈到，西人写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而不依附政治的“一朝为一史”，因而梁启超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目的在于“探索运动进化”。滕固曾得到梁启超的教诲，在画史分期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风格演化为依据的分期形式，于是有了《中国美术小史》的分期。
滕固写《中国美术小史》之时，正是他留日归来所得观点“正热”之时。受日本文学、艺术理论观念的影响，滕固在叙述中注重理性思辨，该著作被称为“百年来具有发轫之功的第一本中国美术史”
。他无形中接受了日本学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将它们充分地转接到中国绘画史的编撰上。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参照了日本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的分期方法，注重时代与风格的转变。此分期方法将朝代观念完全打破，且时代和风格的发展一目了然，显示出绘画风格之承续关系的有序变化。
后来，潘天寿、余绍宋、俞剑华、郑午昌等人撰写美术史，也多沿用经滕固的分期。至此，中国美术史的写作至滕固留日归来后，因《中国美术小史》的出版才有新的面貌出现。
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等学术著作也使日籍同行对他颇为推崇。日本学者认为：
滕固氏是在日本美学、美术史界将中国美术史作纵深开拓的第一人。
1929 年，滕固赴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专攻艺术史。柏林大学在 1844 年设立了第一个艺术史教习，其久远的历史、严谨的治学风气，为滕固系统学习并实践欧洲近代美术史学上的“风格学”等理论方法创造了条件。1932 年，滕固获得博士学位。对此，国内艺术界一片哗然，上海的《艺术旬刊》专门报道了此事：
柏林大学考美术史考古学学位本甚谨严，彼邦学者少则五六年，多则十余年尚在候选，而滕博士竟以二三年之功获得之，且中国人得此学位者自滕博士始，实为国际无上之荣誉。
作为中国首个在国外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的人，滕固可谓“正统出身”的艺术史研究者。1932 年回国后，滕固专心研究中国美术史，力求打开新的局面。宗白华谈到滕固时说：
滕若渠先生以德国现代艺术哲学方法治中国美术史，卓有建树。
一方面，滕固留学德国似乎是为寻找学术的根源，他不满足于日本间接的舶来之品对我国文化的补给和滋养。德国的艺术史学和人类学研究对世界贡献极大，滕固选择去柏林大学留学，也是为获取当时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另一方面，滕固赴德也是迫不得已。有资料显示，滕固 1929 年因内讧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通缉，为了政治避难，他选择再次踏上留洋之路。
滕固在留德之前，就对德语国家艺术科学的发展十分关注，并有初步的了解，在他后来的有关美术史论的文章里不难发觉德国艺术史家施普林格、戈尔德施密特、格罗塞，瑞典艺术史家沃尔夫林，维也纳学派的李凯尔特、德沃夏克，以及德索、费德勒、克罗齐等人的影响。
这些艺术史家分别运用人种学、社会学、心理学、形式分析与精神史等方法来解释艺术史材料。他们宣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艺术科学”，也就是以逻辑的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与阐释，不作主观的价值判断，而注重对艺术发展的规律进行描述。
在德期间，滕固搜集整理了流散在海外的圆明园被焚烧前的建筑照片，经过翻拍考证后，出版《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为从美术学、美学、考古学、建筑学和史学角度研究中国最壮美的建筑提供了重要依据。这种多领域的研究兴趣及学术敏感性，来自滕固各学术领域的学者朋友对他的影响。滕固对德国美术史研究方法的重视，体现在他在德期间翻译的几部德国美术史家的著作上，如戈尔德施密特的《美术史》《晚近德国的美术史科学》。
滕固对这些论著的翻译，表明他十分关注西方美术史学科及美术史研究方法最新的成果和学术动态。
戈尔德施密特为柏林大学美术史教授，著作等身，指导了近百篇艺术史专业的博士论文。沃尔夫林也曾于 1901—1912 年在柏林大学艺术史系任职。滕固入读柏林大学后，受到戈尔德施密特和沃尔夫林学术的极大影响。从滕固翻译戈氏的著作，以及在《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中两次引用沃尔夫林的言论，都可以看出。他对戈氏研究德国艺术史的方法和特点很是明了，这在其以后的著作中就有沿用。戈氏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比李格尔和沃尔夫林的纯形式分析法更进一步的广泛联系社会因素的风格学方法。
当然，这与李格尔和沃尔夫林的纯形式分析又不大一样，戈氏的方法不再意味着纯形式分析，而是与各种社会条件相联系的风格史。
滕固的多篇美术史文章都体现出受戈氏等人影响的鲜明痕迹，如《唐代艺术的特征》（1935）、《唐代壁画考略》（1934）、《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1931），以及《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1936）、《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考察》（1935）、《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1936）等。
滕固留德回国之后所发表的艺术史著述的最大特色，就是风格史的写作方法，而这正是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叶德语国家所流行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从瓦萨里开创的持续了数世纪的名人传记式的艺术史形式，到那时已经被风格史所取代。
但滕固也表示，运用风格分析来整理历史，这不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并没有好恶的趋向。滕固认为，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将历史演进中的生长、交流、对峙等情形一一予以客观地陈述和理论性地分析，将其纳入历史的法则中给予公正的评价和规律性总结，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合理阐释，达到“以史为鉴”之目的。
在美术史的写作中，滕固一直注意方法论的问题。在中国美术史的分期问题上，他还参考了德国希尔德的《中国艺术上之外来影响》一书。
滕固还翻译了瑞典学者蒙德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以及Zoltien de Takaes的《汉代北方艺术西渐的小考察》，介绍西方的考古学方法和艺术史学理论。在他的绘画史著作中，大量参考、借鉴并引用了德语国家艺术史家的史学思想和著述的内容，如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李格尔的《风格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