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朱宪生

俄罗斯寓言大师伊万·安德烈维奇·克雷洛夫（1769—1844）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军人，后以上尉军衔退职。早年克雷洛夫就因家庭贫困而体会到生活的艰辛，而在父亲死后他更是饱受生活的折磨。从十岁起，克雷洛夫开始了他的“童工”生涯：他先是在一个县的警署充当小公务员；后又到特维尔市议会做小帮工；1782年，也就是在他十三岁时，他迁居彼得堡，开始在彼得堡市税务局任小职员。

生活的磨炼使克雷洛夫对社会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这为未来的文学家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而勤奋好学使他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如他靠自学的方式掌握了法文、意大利文，学习了数学、绘画，还学会了拉小提琴。正是这些“诗外”的工夫，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而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热爱以及他卓越的文学天才（如对事物敏锐的感觉、对日常生活现象的独到发现等）是他最终能够成为文学大师的根本原因。

不过，克雷洛夫的文学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他虽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但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当时，他还未找到适合他的文学天才的文学形式。克雷洛夫最早对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创作了一些戏剧作品，但并不成功，大部分没有上演。此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办杂志上，先后创办了《精灵邮报》《观察家》《圣彼得堡水星》等杂志，但是因为杂志激进的政治倾向而遭到当局的查禁。后来他就开始漫游俄罗斯，其间创作了一些讽刺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讽刺作品是他后来找到的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2言的雏形，成为他日后的创作进入新阶段的起点。19世纪初，克雷洛夫在寓言创作上取得丰硕的成果。1809年克雷洛夫出了第一部寓言集，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811年，他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

克雷洛夫一生用诗体创作了二百零三篇寓言。他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

克雷洛夫一生跨越了18和19两个世纪，从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到19世纪前半叶，俄罗斯发生了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如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1812年俄罗斯人民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等。克雷洛夫以敏锐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密切关注祖国的现实生活，从独特的角度、用特殊的短小的文学形式反映了社会现实。

就内容而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诗中最突出的是对沙皇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揭露和讽刺。作家用特殊的“动物故事”，描写了强权者的专横无理，揭露了在强者面前弱者永远有罪的强盗逻辑，像《狼和小羊》《狮子分猎物》《狼与鹤》《兽类遭瘟疫》等；《大象得宠》《熊管蜂房》《狐狸建筑师》《世俗会议》等则揭露了统治者欺压百姓的狡诈伎俩；《梭鱼》《农夫和绵羊》《农民与大河》《乌鸦》等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法律维护统治者的虚伪本质；而《狐狸和土拨鼠》《蜜蜂和苍蝇》《长尾猴和眼镜》《鹅》《老鼠会议》等则抨击了统治者的贪污受贿、寄生、无知、无能、任人唯亲等丑恶行径；有些寓言诗如《杂色羊》等甚至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沙皇本人。

其次，克雷洛夫的寓言诗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对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和对人民力量的信心。所以普希金认为克雷洛夫是“最有人民性的诗人”。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人民，虽然备受剥削和压迫，但是他们善良、朴实、勤劳，拥有巨大的创造力量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才是生活真正的主人。《蜜蜂和苍蝇》嘲笑了无益于人类的苍蝇，而勤劳的蜜蜂在自己的国度里生活得非常惬意。《鹰和蜜蜂》通过蜜蜂赞美了默默无闻从事低贱劳动的人们，颂扬他们“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崇高精神。劳动者虽然默默无闻，生活在底层，可是他们有着无穷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正是他们供养着整个社会和统治者。《树叶和树根》深刻揭示的就是这样的辩证关系。不仅如此，弱者甚至也能对强者进行反抗和报复（《狮子和蚊子》）。而反映1812年卫国战争的著名寓言诗《狼落狗窝》，在揭露侵略者凶狠狡猾的面目的同时，着力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坚定决心和伟大力量。

第三，克雷洛夫的寓言诗通过对日常生活现象的描写，揭示出丰富的人生哲理，提出大量的富于道德意义的训诫和警世格言。有些作品，一方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或在揭露批判当时的统治者，或在表达对人民的爱；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又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时代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如《四重奏》是针对当年政府改组而写的，但是其中表达的要注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形式的思想却有普遍意义。而更多的作品则属于纯粹的道德训诫。克雷洛夫以他独具的幽默和讽刺的力量，嘲笑和批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陋习和缺点，对人生经验进行总结，并进而告诫人们应该如何完善自己。作品涉及的生活现象是很广泛的，诸如告诫人们不要听信别人谄媚吹捧（《狐狸和葡萄》），不要过于挑剔而丧失时机（《挑剔的小姐》），不要不分青红皂白怪罪别人（《主人和老鼠》），要谨慎对待友谊（《小树林与火》《狗的友谊》），要谦虚好学（《梭鱼和猫》），要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老鹰和鸡》），处事要讲究分寸、适可而止（《杰米扬的鱼汤》），要协作一致才能办好事（《天鹅、梭鱼和大虾》），要有柔韧不屈的品格（《橡树和芦苇》）等等。总之，克雷洛夫用寓言诗这种短小的形式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深刻的哲理性。

在艺术风格上，克雷洛夫的寓言诗首先是一种俄罗斯风格的作品。屠格涅夫在向欧洲读者介绍克雷洛夫及其作品时指出：“克雷洛夫从童年起，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他的思维方式、观点、感情以及所有的作品都是真正俄罗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外国人如果认真研究了克雷洛夫的寓言，那么他就能更清楚地了解俄罗斯民族的性格，胜过读大量讲这个问题的著作。”正如一位文学家所说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克雷洛夫的寓言在作家生前就被译成十几种文字，走向了世界。

克雷洛夫选择寓言诗作为自己的创作体裁，其意义是多重的。首先，这一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的体裁本身就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换言之，克雷洛夫是为最广大的普通读者来创作的；其次，寓言诗这一短小精美的文学形式的创造，对后来的作家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19世纪晚期欧洲文坛开始流行的散文诗的先驱。顺便说说，在我国克雷洛夫的寓言诗也有译成散文形式的译本。如今被选入语文教材中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麻雀》，就可以看成是一首寓言诗。而屠格涅夫本人对克雷洛夫是十分推崇的。他的散文诗受到了克雷洛夫寓言诗的影响。

阅读克雷洛夫的寓言诗时，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作品中的一些对话和场景颇有些戏剧的因素。俄罗斯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当年就说过：“克雷洛夫的寓言不单是寓言，而是小说，是喜剧，是幽默的特写，是辛辣的讽刺文学作品，总之，怎么说都可以，就不是简单的寓言。”如前所述，克雷洛夫在专门创作寓言之前曾经是剧作家和特写小品作家。不过，戏剧创作的一些特点在寓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结构紧凑，情节进展迅速，对话生动而精练。有的寓言几乎通篇都是对话，而且对话又都符合形象的个性，如《橡树下的猪》《长尾猴和眼镜》等。对比也是戏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克雷洛夫寓言诗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形象的对照，如自由与不自由（《风筝》），贫与富（《包税商和鞋匠》），有权和无权（《狼和小羊》），劳动与游手好闲（《蜻蜓和蚂蚁》）等等。至于特写小品的讽刺和幽默，在克雷洛夫的寓言诗中就无处不在了，因为对于寓言而言，讽刺和幽默几乎可以说是它的本质的特点。如《狗的友谊》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狐狸和土拨鼠》中用一句“我经常看到，你嘴边老是粘着鸡毛”，幽默地点明了狐狸的本质；《撒谎者》则采用以牙还牙、以撒谎对付撒谎来揭穿撒谎者。

克雷洛夫寓言诗的语言朴实无华，作家把过去文学中很少见到的民间日常用语和习惯用语引入他的创作，丰富了俄罗斯文学语言，这对后来的普希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克雷洛夫之前或同时期，寓言或只是作为愉悦人们的读物，或者在闲暇中消遣，或者在沙龙中朗读。古希腊的伊索、法国的拉封丹的寓言，其内容基本上也是限于一般的道德训诫。而克雷洛夫的寓言，注入了诗的灵魂和形式，并把寓言变成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批判了现实社会，表达了民主主义思想，为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俄罗斯一些文学大师对克雷洛夫的评价很高，认为克雷洛夫要超过拉封丹。如普希金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敢把谁置于拉封丹之上，但我们好像能认为克雷洛夫比他好……克雷洛夫的寓言高于拉封丹。”

最后，讲一个有关克雷洛夫的趣闻。克雷洛夫经常坐的沙发上端的墙上，挂着一幅沉重的摇摇欲坠的画，它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砸伤这位著名作家的脑袋。不少好心人多次向他发出危险的信号，可克雷洛夫却十分平静地回答道：“我研究过画的位置，并计算过它掉下时一定是斜的，碰不到我的头的。”就这样，这幅画歪歪斜斜挂了许久，克雷洛夫既不挪挪窝，也不扶扶画。他那种认准了就不改变、执着得近乎顽固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