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説：“寫書的人常常是一些本來就屬於全人類的文人。” 被尊爲“詩聖”、被稱爲“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杜甫自然也“屬於全人類”。同樣，杜詩也是屬於全人類的，在東亞漢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國更被確立爲文學典範，雖然典範確立的時間、方式各有不同，但杜詩的刊印、翻譯、注解、編選、闡釋、評論等構成了系統嚴整的“杜詩學”，其中任一環節的研究成果都很豐富。筆者因學識所限，既無探討杜甫與全人類的野心，也無研究整個東亞漢文化圈中的杜詩的計劃，只想略窺其中一隅，即如書名所示“杜詩與朝鮮時代漢文學”的關係。

張伯偉曾分析東亞文明的四種模式：中國中心觀、影響研究、挑戰—回應模式、内在發展論，並且指出：“‘中國中心觀’遇上法國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兩者一拍即合，成爲東亞比較文學研究中最常見的主題和方法。” 此論斷同樣適用於杜詩與朝鮮漢文學的情况。趙龜命（1693—1737）云：“我東之稱小中華，舊矣。人徒知其與中華相類也，而不知其相類之中又有不相類者存。” 以往的研究都更注重“相類”處，如杜詩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朝鮮文人對杜詩的學習與模仿，等等。但正是“不相類者”才更能展現兩種文化的特别之處、魅力所在，“相類”與“不相類”之間矛盾與沖突、調和與交融的微妙關係也才能更好地展示文化的多樣性，這也正是我們更應關注的地方。

“影響研究”有主動與被動之分，會割裂影響者與被影響者的關係，將二者對立起來或將它們的關係簡單化。一方面，我們不能諱談“影響”，杜詩對朝鮮文人、朝鮮漢文學的影響就是一客觀存在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僅用“影響”二字不加區别地一概而論。朝鮮文人在面對杜詩時，是閲讀者，是學習者，也是創作者。閲讀是一種個人行爲，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異，閲讀在什麽情况下發生，在哪裏發生，又以何種方式加以表現，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就閲讀學習杜詩而言，每個人的動因可能都不一樣，有些人也許是出於提升自身詩作技藝的意願，想學習杜詩的平仄韻律、物象運用、意境營造等；有些人也許是想從杜詩中尋求精神共鳴，汲取生活的力量。有些則超越了詩歌文本的制約，閲讀學習可能是對自我心性的磨礪，可能是教導門人子弟的需求，可能是對君王政策的呼應，也可能只是家人之間的共同話題。不同的學習動因，帶來的是不同的學習方法、不同的學習成果，最終也呈現出不一樣的寫作樣態。這一過程又必然與他們生活的環境、接受的教育、所處的時代等種種因素相關，所以我們要“注重文化意義的闡釋，注重不同語境下相同文獻的不同意義，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性别、不同時段上人們思想方式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以上種種，僅僅用“影響”來概括不免有些過於簡單。

杜甫、杜詩既然屬於全人類，對杜甫的研究評價、對杜詩的閲讀闡釋也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網絡，所有的讀者、論述、典籍都是網絡上的一個個結點，有的結點關係著網絡是否堅固牢靠，有的結點則可能無關緊要，本書就是要對這張網絡中的一些結點進行梳理。就朝鮮漢文學而言，這一杜詩閲讀網絡中留下的文字達到二百多萬字，其中評述文字一百多萬字，次杜、集杜、擬杜等作品有七八十萬字，面對如此多的資料，我們很難面面俱到地一一研究，本書的方法是先進行全面考察，再選擇網絡上的一個個結點具體分析探討，對這些結點的選擇，有的是因爲它們至關重要、影響深遠，有的是因爲它們個性鮮明、特立獨行，而對具體結點的研究，又是爲了更好地反觀網絡全貌，並提供方法的借鑒。

本書從注杜、次杜、集杜、評杜等幾個方面，分爲七個章節論述杜詩與朝鮮漢文學的關係，如上所言，筆者在此過程中，更關注它們與中國文學的“不相類者”，以及“相類”與“不相類者”之間的微妙關係，具體表現在以下内容：

杜詩在朝鮮時代被作爲典範確立下來，獲得極高贊譽，與三位君王世宗、成宗、正祖的推動與引導密不可分，並産生了《纂注分類杜詩》《分類杜工部詩諺解》《杜陸分韻》《二家全律》《杜陸千選》等數種典籍，君王的欽定確立了杜詩的官方地位，這也是杜詩在朝鮮被閲讀、學習、接受的過程中最有特色的事件。在朝廷組織完成的數種典籍中，《纂注分類杜詩》作爲朝鮮時代的第一種官方杜詩注本，曾被多次翻刻，也成爲文人的手邊書，是他們次杜、集杜時的重要參考。參加《纂注分類杜詩》編纂工作的不但有集賢殿諸臣、白衣文人，還有兩位僧人：月窗義砧、千峰卍雨，正因爲有兩位僧人與文人的交往，才使得麗末鮮初學杜詩的兩條線得以合併，最終一起加入到編纂《纂注分類杜詩》這一文化工程中來。

《纂注分類杜詩》不是中國某一杜詩版本的翻刻，在其成書過程中，參與此項文化工程的諸人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收集了多種杜詩版本，對各家注進行選擇簡汰，加入詩話資料，增加“補注”。爲難讀難解的字詞注音、解釋常被中國注家忽略，却成爲“補注”的重要特色。有官方注杜，自然也有私人注杜，朝鮮時代大約有十種私家注杜集，但現存的只有李植《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李植批解杜詩的目的是爲了教導兒孫及門人，因爲出發點不同，其杜詩批解也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一是注重字詞解釋，典故出處，梳理詩句；二是糾正中國諸家注之誤，並提出自己的見解。其所論大多比較準確，爲杜詩詮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朝鮮時代大概一半以上的文人都寫過次杜詩，次杜詩也許可以最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些文人在閲讀杜詩時讀到了什麽，學習了什麽，接受了什麽，又如何讓自己的情緒、情感、經歷在與杜詩的融通中得到釋放。李世龜次杜的原因最爲特别，他是性理學的踐行者，認爲詩文寫作是對心性修養的阻礙，但他又寫作了229首次杜詩，讓次杜成爲“每日一課”的修行，使詩文創作與性理學得以完美融合，次杜也成爲心性精進的助力。

朝鮮時代黨争慘烈，黄、李沃、柳命天都被卷入黨争中，或被貶謫或被流配，在此過程中，他們都選擇次杜詩來澆一己之塊壘。但他們的次杜選擇各有不同，黄是次作杜甫紀行五律，借杜詩傳達自己被外放邊城抑郁不得志的苦痛。李沃與柳命天在黨争中針鋒相對，結果都被流放異鄉，這對黨争中的政敵竟然都選擇用杜詩來調節心緒。柳命天的次杜詩强化了時間的流逝，李沃則專注於聯章體詩作，但在1680年的冬至，他們都次作了杜甫《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中的一首。當兩個相隔千里的人在同一年同一天次作了同一首杜詩，如果他們是知交好友，我們會贊嘆心有靈犀的深厚情誼，但他們是誓不兩立的政敵，我們只能感慨命運之奇妙以及杜詩無與倫比的吸引力了。

杜詩有“日記”、“圖經”之稱，當然杜詩既不是日記也不是圖經，如果每首杜詩都有明確的寫作時間與地點，那又何來如此多的杜甫年譜與杜詩編年？但杜詩中的一些作品又的確有著極强的時間感與空間感，時間的流逝會强化人生不得意之悵惘，空間的轉移又會强化人在異鄉之孤獨，或被貶謫被抛棄之無助凄惶，所以杜詩中表示節序、時間以及行程的作品都深受文人喜愛。蔡濟恭、成大中、睦萬中選擇了一起次作杜甫的五古紀行之作，三人的身份、地位有别，出行的原因、目的不同，再加上個人閲讀經驗的差異，雖然這是一次同次杜詩的盛會，但三人次作却呈現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展現了各自的詩作風格。

杜詩中被次和最多的可以算《秋興八首》，《秋興八首》難讀難解，並且作爲聯章體，八首詩互相勾連，前後呼應，中國文人都感慨《秋興八首》不易次作不能次作，但朝鮮文人並不爲聯章體之難所阻，大量次作《秋興八首》。一類次作能承繼“秋興”主題以及悲慨蒼凉的風格，可視爲正聲；另一類次作重點在“韻”，題材與主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類作品可稱爲“變調”。朝鮮文人不但一人次作《秋興八首》，還經常多人一起同次，最大規模的一次是九人同次，形成《秋興唱酬》集，收詩80首。這些次《秋興》之變調寫“春興”、“夏興”，寫亭臺樓閣，寫人、記事、題畫，寫地方、紀行程，已與《秋興八首》之主題與風格大不相同。次杜時無視杜甫原詩主題、内容、風格的情况在朝鮮文人中很普遍，這時杜詩只是提供了一種用韻的方式，詩作之平仄、押韻、粘對才是文人的關注點，次《秋興八首》中的變調是如此，李世龜次作229首杜詩也是如此，聲韻之和諧準確才是他們的追求。

朝鮮文人次《秋興八首》注重的是學習聲韻，也就忽略了聯章體的特點，學習多流於表面，很難在寫作手法上有所超越，在次作其他聯章體詩作時也有同樣的情况，比如蔡濟恭、成大中、睦萬中三人次和的紀行五古，李沃次作的《前出塞》《後出塞》，這些作品都是聯章體，但他們在次和時仍主要在平仄韻律上努力，在内容、情感上尋求變化，而就詩作的句法結構、典故運用、意象營造，以及聯章體間的聯繫來看，他們做得並不是很成功。

朝鮮文人寫作集杜詩的不在少數，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位：李民宬、金堉、金昌集。三人寫作集杜詩的機緣各不相同，但都受到文天祥集杜二百首的感召。李民宬集杜開始於出使明朝時，後又爲迎接被後金羈押的弟弟李民寏回國而作；金堉作爲朝鮮王朝最後一次出使明朝的使臣，也是在滯留北京時開始寫作集杜詩的，此後他一共集杜216首；金昌集的集杜詩則寫於家庭遭受重創後，其父金壽恒因黨争被賜死，他也被迫退居永平山。由三人的創作，我們可以看到集杜詩在朝鮮文人筆下有一逐漸完善的過程，一一考察他們使用的上千條杜詩詩句，則可以分析杜詩版本在朝鮮的流傳情况。金堉及其集杜詩與杜甫的忠君愛國、詩史意識一脉相承，特别是他在明清之際曾四次進入中國，集杜詩記載了明清更替時的時代風雲、社會狀况、百姓生活，真正起到了史的作用。

現當代學者對分類編次的杜詩集頗多批評，但在朝鮮文人次杜詩及集杜詩的過程中，我們都能看到分體分類杜詩集的影響，文人次作杜詩七律，如蘇光震、宋持養、李世龜，多按照《杜律虞注》的順序而來，次作五律則按照《纂注分類杜詩》或其他分體分類杜詩集如《唐李杜詩集》的順序而來。根據文人集杜詩考察杜詩詩句，則與《纂注分類杜詩》最爲接近。由此，我們必須關注分體分類杜詩集在朝鮮漢文學史上的作用，重新審視它們的文學史地位。

在朝鮮時代次作杜詩的人群中，我們還看到了女性的身影，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位，她們是金浩然齋、徐令壽閣、洪幽閑堂，這也是與中國文學史的大“不相類者”。這三位女性都出身於士族精英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們次作杜詩深受家中男性成員的影響，得到父兄或夫婿的幫助與鼓勵。豐山洪氏家族的徐令壽閣、洪幽閑堂這對母女的次杜詩，更是對正祖倡導學杜的文化政策的呼應與支持。

朝鮮文壇對杜詩的評價與中國息息相關，在杜甫的形象塑造過程中，徐居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所論已涉及杜甫及杜詩的方方面面，杜甫的形象也更爲豐滿立體，其後的文人論杜很難超越徐居正建構的框架。在朝鮮文人對杜甫及杜詩的評論中，性理學家的身影非常突出，而他們評論的方式與内容都受到朱熹的影響，對杜甫完美人格的要求已遠遠超出對於普通文人的期許。杜甫“詩聖”、“詩中夫子”的稱號，更强化了杜詩的道德内涵，杜詩也就越發被認爲是完美的，甚至被朝鮮文人用於地理、禮制的考證。隨著清乾嘉學派考據之風的東傳，以杜詩作爲考證依據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

以上内容是本書的主體，以及筆者在“不相類”處所做的努力，文學從來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與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外交甚至科技等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書中選擇了朝鮮漢文學中與杜詩相關的一些個案進行研究，希望能在對個案的分析中展示整體全貌，並剖析文學與方方面面的聯繫：

首先是國家的文化政策，如果没有三位君王的倡導與推動，我們可能不會看到《纂注分類杜詩》《分類杜工部詩諺解》等的出現，也不會看到杜詩被欽定爲典範，當然也可能看不到正祖外祖洪氏家族中的兩位女性徐令壽閣、洪幽閑堂的次杜詩。

其次，朝鮮時代黨争慘烈，書中的數人黄、李沃、柳命天、金昌集都被卷入黨争中，成爲黨争的受害者，他們或沉淪下僚，或被遠謫外放，或遭受亡父之痛，他們看到的朝政變化，經歷的人生困境，在時事面前的無能爲力，都讓他們對杜詩感同身受，從而在次杜詩、集杜詩中找到情緒的宣泄口，獲得人生的慰藉。

再次，性理學特别是朱子學在朝鮮朝有著崇高的地位，書中的數人如李植、李世龜、李滉、宋時烈，都是性理學的踐行者、朱子的崇奉者。李植對杜甫夔州詩的評價就深受朱子詩論觀的影響；李世龜則是在次杜中磨礪心性，將“日課一詩”變爲次杜，在寫作與性理學的修習間獲得平衡。李滉、宋時烈都是朝鮮著名的性理學家，他們對杜甫提出了遠遠高於普通人的道德要求，讓人有過於嚴苛之感。

第四，朝鮮近五百年的歷史，不可能一直太平無事，與明、清、日本的關係影響著國家的安危、朝廷的决策。當戰争突起，東亞局勢風雲變幻時，身處其間的文人們也用他們的筆觸記下這一切，次杜詩、集杜詩就是他們選擇的方式之一。壬辰倭亂時蘇光震次作了全部151首杜詩七律，李民宬爲迎接被後金羈押的弟弟寫下了集杜詩，金堉更是在四次出使明清的過程中大量集杜，這些都讓我們更好地看到了歷史轉折時期東亞三國的關係，以及文人身處其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第五，女性次杜是朝鮮漢文學中的獨特風景，這與她們的出身、家庭環境、當時的文化政策都有關係，但金浩然齋的創作不爲其夫所了解，徐令壽閣、洪幽閑堂的創作只有三五年，因爲閨訓、婦德的制約與束縛，她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寫作，她們的文學才華、創造力也不能得到充分展現。由她們的遭遇，我們可以略窺朝鮮時代的女性教育以及她們的生活狀况、艱難處境。

本書從注杜、次杜、集杜、評杜四方面選擇具體個案研究杜詩與朝鮮漢文學的關係，突破“影響”一説，希望能看到朝鮮文人入杜詩又出杜詩的努力，在“不相類”處審視兩國文化之差異，在“相類”、“不相類”的微妙關係中體會杜詩的魅力。本書也不是就文學而文學，而是以杜詩爲線索，切入杜詩在朝鮮生長與發展的社會環境、時代背景、國家政策、思想文化、外交關係、女性教育等，這些内容雖不能展開論述，也希望能由一斑略窺全豹，以見整個朝鮮時代的風貌。

最後還是用羅伯特·達恩頓的話結束本書的引言：“古人的閲讀活動對我們來説既有熟悉的一面，也有陌生的一面，我們和古人讀同樣的東西，但却不會有完全一樣的感受。我們可以自欺欺人地想象自己能超越時代，同古代的作者溝通。但即便流傳下來的文本本身没有發生過變化，我們跟這些文本的關係也不可能像過去的讀者跟這些文本的關係一樣。更何况文本本身不可能一成不變。”

筆者在努力做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就讓我們進入正文吧，看看不可能之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