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文章和著述已有不少，我似乎没必要再多加一本。画家的作品就是他的丰碑。确实，我比大多数人都熟悉他。他还不是画家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落魄巴黎的那几年里我也经常见他；但若非战祸让我去了塔希提岛的话，我想我是不会将这些陈年往事写出来的。众所周知，他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而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些曾经熟悉他的人。我想我或许可以提供些许线索，让大家了解他悲剧的一生中最隐晦的一段经历。如果说斯特里克兰德真像他们说的那么伟大的话，那么认识他本尊的人的亲口叙述怎么也不会多余吧。若有人像我熟悉斯特里克兰德一样熟识埃尔·格列柯，为了读到他写下的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是我们不愿意付出的呢？

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我忘了是谁说的，说人应该每天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作为灵魂的修炼；那是一位智者，而我也一直谨守这句箴言：我每天都醒来，每天都睡去；但我本性中还有一点苦行主义倾向，每个星期我都强迫自己的肉身去进行一种更苦的忍辱修行——坚持阅读《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这是一种有益的磨炼，想想有那么多书被写出来，它们的作者带着美好的希望看着它们出版，可是等待它们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一本书突出重围，脱颖而出的机会有多大呢？即便成功，也只是那么一阵子的事情。天知道作者承受了怎样的苦痛，经历了怎样的辛酸，又是怎么绞尽脑汁，才能很偶然地给一些读者带来几小时的消遣，或是帮他们打发旅途的无聊。如果书评可信的话，很多书都是精雕细琢的好书；它们是作者深思熟虑，甚至倾尽了一生心血才创作出来的。我从中悟出的道理是，作者应该从创作本身的快乐以及思想重担的纾解中寻求报偿，至于其他，则应看淡，不要在意别人的称许或诘责，成功或失败。

现在，战争已经来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风气。年轻人拜倒在我们老一辈不知道的神祇脚下，后辈们行动的方向已经可以看得清楚。躁动的年轻一代清楚自己的力量，不屑于敲门，他们闯进来，径直在我们的位置上坐下。空气中充斥着他们叫嚣的声音。他们的前辈中，有一些模仿年轻人的滑稽行径，费力地说服自己他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他们和精力最充沛的一群人一起叫喊，但战斗的口号在他们嘴里显得那么空洞；他们像可怜的荡妇，试图用眉笔、胭脂、粉饼和刺耳的欢乐伪造青春依旧的假象。而智者则泰然处之。他们矜持的微笑是宽容的嘲讽。他们记得自己也曾这样践踏已经落座的前辈，以同样的狂言和同样的轻蔑；他们也预见到今天这些勇敢的火炬手不久后也将让出自己的位置。没有谁能笑到最后。当尼尼微发展到鼎盛时期时，新福音也变成了旧的。那些豪言壮语在说的人听来那么新鲜，但其实已经被说过上百遍了，连语气都没有差别。钟摆来回摆动，一切不过是周而复始。

有时候，一个人活得够久，会从一个有他一席之地的时代进入一个他完全陌生的时代，然后好奇的人就会看到人生喜剧中最奇特的一出。比如说，今天还有谁能想起乔治·克拉布呢？在他的时代里，他是个著名的诗人，他的才华举世公认——这种众口一词的情况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很少见了。他继承亚历山大·蒲柏一派的衣钵，用双行押韵体写道德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诗人们唱起了新调。克拉布先生却继续用双行押韵体写他的道德故事。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年轻人的诗作，我猜他觉得它们糟糕透了。当然，它们当中有很多确实糟糕透了。但是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还有雪莱的几首诗，确实开拓了前人从未探索过的广袤精神领域。克拉布先生已是明日黄花，但他依然用双行押韵体写着寓言故事。我零零散散地读过一些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当中或许有人比济慈更热烈，比雪莱更空灵，或许已经出版了可以流传于世的作品。我说不好。我钦佩他们的文采，惊讶于他们精妙的风格——他们年纪轻轻就已成就斐然，再说他们来日可期实属可笑；但尽管他们辞藻华美、下笔千言（他们的用词表明他们还在摇篮里便已熟读罗杰的《分类词库》），却不能打动我：在我看来，他们的知识太过丰富，感情太过浅显；我不能忍受他们打拍我后背时的亲热和扑进我怀里时的热情；在我看来，他们的热情有点贫血，他们的梦想有些索然无味。我不喜欢他们。我早已是不合时宜之人，我会继续用双行押韵体写道德故事，可如果我这么做除了自娱自乐还有别的目的，那可就是十足的傻瓜了。